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在这10点媲美现代社会。
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其聚落，从西北辗转到范阳、营州等东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达、安万通、安元寿、米继芬、何文哲等人墓志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师居住的情况。
特别是在长安经商的西域胡人很多，“酒家胡”和侍酒的“胡姬”比比皆是，安史乱后胡商归路断绝，仅长安客省居住者“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不少为冒充回纥使者的粟特商人。
广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阳、扬州等城市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因朝觐、侍卫、求学、传教、行艺、避难而入居长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时期疏勒王裴纠来朝，拜为鹰扬大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时期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入长安授以右武卫将军，随行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有上千人，皆流寓长安。为帮助唐朝平叛入居的柘羯军也多留居中原，于阗国王尉迟胜率五千人赴难，后皆留居长安纳入唐籍。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专门的优惠政策，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
这对外国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有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
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
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蕃将”。
《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列入许多著名人物，出土的“蕃将”墓志也很多，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执失思力、哥舒翰、白元光等为突厥人，契苾何力、契苾明、仆固怀恩、浑瑊、李光进、李光颜等为铁勒人，泉男生、泉献诚、王毛仲、高仙芝、王思礼、李正己及其子孙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等为高丽人，黑齿常之为百济人，突地稽、李谨行、李多祚、李怀光等为靺鞨人，论弓仁、论惟贞祖孙为吐蕃人，尉迟胜、尉迟敬穗、尉迟青、尉迟伏阇信等为于阗人。
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
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
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
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
“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
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开元二十五年，又在《关市令》中规定各国蕃客往来中国，根据其装重，在第一道入关口检查后，其余关口再不必重复检查。至于外国商人在边境互市，要由互市官司检验，交易时官司要先与外商核定物价，检查商品，然后交易。
中唐时期，唐政府对海上贸易也采取轻税保护政策，太和八年（834），唐文宗下诏对“南海舶”，“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观察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奏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海道来到长安、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刘展反叛，入扬州大肆抢掠，“杀商胡波斯数千人”，可知胡商聚市人数不少。
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如敦煌文书记载:“长安县人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
史婆陀就是世居长安的粟特人。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炭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
长安有胡商以十万贯买武则天青泥珠，有商胡以一千万买宝骨，西市成为外商的聚居区，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店肆铺邸，还举质取利放高利贷。
唐文宗时曾责令汉人偿还“蕃客本钱”，不得停滞交易，使外商遭受损失，“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对于外商的遗产处理，唐廷也是尽力保护，按规定外商死后，官府照管其资产；如满三月无妻子诣官府认领，则没入官库。这都说明唐政府对来华贸易的外商是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的。
当时除不得在边境诸州进行冶炼钢铁，开采矿业以及弓箭兵器等贸易外，其余物资都可以通过正常贸易进出口。但为了防止外商走私关塞偷渡，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杜绝利用秘密婚姻等不正当手段进行贸易，朝廷于开元二十五年、建中元年和开成元年多次诏令：诸丝绫罗锦、珍珠、银铜铁与奴婢买卖等，“不得与诸蕃互市，又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往来，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
但政府的禁令只是防范走私，并不阻止中外贸易。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表现。贞观二年（628）六月，唐廷敕令:“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
这仅仅是指外族男子不能将汉族妻妾带走，并不禁止外族与汉族的通婚，相反，唐律允许外国人入朝常住者，娶妻妾共为婚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可以看出，昭武九姓粟特人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等与汉族刘氏、韩氏、高氏、罗氏等异族联姻非常普遍。
特别是散居内陆者更容易胡汉联姻，如从河西走廊到关洛、太原等地区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聚落，长安、蓝田、户县、周至等京畿地区胡汉杂居，通婚嫁娶自属常理。虽然唐朝律令中严格限制偷渡入境者私自与境内妇女结婚，但境外诸族内迁则可以结婚联姻同化。
至于胡汉联姻之外的异族通婚，更是比比皆是，如突厥、粟特、契丹、沙陀等，一直到唐末之后，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君主的后妃仍有一些出自安氏、米氏、何氏、曹氏等。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时，“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为了减轻政府供给负担，朝廷下令将检括的四千多胡人遣返回国，不愿归者则入籍为唐人予以安置，结果无一人归返，全部加入神策禁军。
这些人事实上已变为长安居民的一部分，其胡汉联姻已不止一代。即使建中元年（780）唐朝曾一度禁止中原汉人与域外人通婚，但也是针对当时京城侨民通婚过多、仰靠政府供给衣食过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东城老父传》记载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
据史书统计，唐高祖19女中有7位嫁给胡族，太宗21女中有8位尚异族驸马，玄宗30女中有5位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皆是胡汉联姻。还有许多“杂胡”通婚于汉人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夫人竹须摩提，乃印度女子等等。
西域与外国文化在唐长安长期流行，并成为时尚。
舞乐最为突出，宫廷十部乐中，除燕乐、清商乐之外，龟兹、西凉、天竺、安国、疏勒、高昌、康国、高丽均为外来乐曲，竖箜篌、琵琶、觱篥（bì lì）、都昙鼓、毛贞鼓、羯鼓等乐器皆为波斯、印度等地传入。软舞曲中的苏合香、回波乐等，健舞曲中的柘枝、胡旋、胡腾、拂菻、阿辽、达摩支等，都是具有外国特色和异族风格的舞蹈，歌舞戏类的拔头、骠国乐、南诏奉圣乐等亦是外邦传入，至于吸收外来乐舞而新创作的霓裳羽衣舞、菩萨蛮舞、醉浑脱等更是中外文化交流互融的结晶。
长安乐府中有许多乐工是外国世家，如来自曹国的琵琶名手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其后还有曹触新、曹者素等。米国的米嘉荣、米和郎父子与米禾稼、米乃槌等都以擅长婆罗门舞蹈见长。
康国的康昆仑、康逎、康洽也是长安的琵琶名手，安国的安叱奴、安万善、安辔新则是舞蹈家。
中宗时一度风行于长安的泼寒胡舞原出自康国，玄宗时流行的柘枝舞原出自石国，演艺者皆为“肌肤如玉鼻如锥”的外国男女。唐长安还盛行来自外国的娱乐，如“婆罗门胡”表演的拂菻幻戏，宫廷和民间都喜欢打的波罗球，以及每年正月十五夜晚“西域灯轮千影合”的游乐活动。
长安画坛上别树一帜的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和康国画家康萨陀等，他们传入印度画法和西域凹凸画派，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称:“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异域传入的绘画技艺对当时中原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人大规模穿戴外国异族服饰，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这是其他朝代比较少见的现象。
刘肃《大唐新语》卷十记载: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羃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
高宗显庆年间虽下诏禁用帷帽，“神龙之末，羃罗始绝”，但“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京城长安里“胡着汉帽，汉着胡帽”，非常普遍，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
所以史书称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当时从贵族到士庶皆以穿胡服为时尚，来自波斯、印度妇女的步摇、巾帔等佩饰也流行一时。中唐以后，长安又流行“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唐人还仿效过吐蕃赭面、堆髻的“时世妆”：“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可以说，唐长安是一个兼容外来服饰文化的中心。
至于“胡食”，在长安也比比皆是。东市和长兴坊有专门的毕罗店，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长安：“（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白居易的《寄胡饼与杨万州》更是众口传知:“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长安里坊“酒家胡”开设的酒店颇有特色，“胡姬”更是有名。
唐人住宅内，从王珙家西域、波斯传来的“自雨亭子”，以及玄宗宫内的自雨亭凉殿，都与《旧唐书·拂菻国传》里记载的一样：“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
街衢上女子骑马是一般民众都能够见到的景致，连贵族妇女亦挥鞭走马。近年来，西安地区考古出土胡装女子骑马俑和胡人三彩俑等文物不胜枚举，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胡化”状况。
唐朝对宗教传播并不严厉限制，外国诸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境，特别是对佛教僧侣开放最大。
众多外国高僧汇集长安，翻译佛典，传播佛法，如唐中宗时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设翻经院，参加译经的有吐火罗沙门达摩来磨，中印度沙门拔弩，罽（ji）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据佛教史书记载，唐代外国僧侣来华非常普遍，有些只知僧名不知国籍。
仅次于佛教的是史称“三夷教”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唐朝对这三个外来宗教僧侣，早期颇为宽容优待，故三教一度在长安等地广为流行。
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同年，唐太宗还允许大秦国景教上德阿罗本携带经典入长安传教，贞观十二年下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21人。武后延载元年（694），摩尼教高僧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到达两京，进行宣教传经。据林悟殊考证，长安有6所祆祠供西域移民作为宗教活动场所，而景教高僧更是进入皇宫宣讲，吸引了许多贵族，景僧伊斯甚至成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副手。
会昌五年（845）灭佛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32]。可见“三夷教”人数不是寥寥无几。现在西安碑林所留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古叙利亚文记载了119个景教僧侣，说明唐代景教在中国内陆二百多年的传教历程。
唐朝还允许摩尼教于768年在长安及外地建寺传教，统称大云光明寺，其僧大多是粟特人或波斯人，在长安摩尼师的人数也不少。
三夷教是西域移民和外国侨民的精神支柱，也是利用宗教联络团结外来人的中心，唐政府允许三教僧侣入华留居传教，正反映了长安国际性都市的性质。
唐朝经济强大，文化繁荣，对周边诸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批外国学子泛海越岭到中国留学。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长安国子监增筑学舍和增加学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此后，来自周边国家的留学生络绎不断，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日本入唐留学生有姓名者为149人，学有成就的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橘逸势、僧空海等。新罗入唐习业的留学生更多，仅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就有216人。
唐政府对留学生给予优待，补助日常生活费用，四季发放被服，允许他们在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等一流学校读书。
特别是科举考试入仕方面，为了照顾外国和其他各民族的学生，唐廷特设“宾贡进士”，以示区别。
据严耕望考证，仅新罗人就有23人登宾贡进士科，如金云卿、金夷吾、金可记、崔慎之、崔利贞、朴孝业、李同等，最著名的是崔致远，他12岁离家入唐，经过六年游学，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19岁时考取唐宾贡进士后在唐朝入仕做官，官至侍御史、内供奉。
新罗人崔彦为18岁中宾贡进士后，在唐滞留二十余载，直至42岁时才回国。
此外，大食人李彦升，渤海国人高元固、乌炤度、乌光赞等皆以外国留学生身份考中进士。据《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条记载，“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弟入朝就业”，仅太学诸生即有“三千员”。
由于留学生的生活费主要由唐政府负担，所以不允许他们无限期留居中国，超过九年的就要另谋出路了。
各国入唐留学生对国际交往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他们在长安招聘人才，交结其他国家使节，搜集或出资购买书籍，特别是他们将学习了解到的唐文化与典章制度传播于各国，有的新罗、高丽留学生通过唐朝前往西域、印度，有的波斯、中亚、印度留学生则通过唐朝到达日本，更增加了唐帝国的国际色彩。
（正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