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一直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时期。这个短暂的时代，上承两汉之雄风，下启三国之乱世，是个将星璀璨，群雄并起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无数传奇故事的外表之下，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们。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州郡为什么能迅速私有化。
“诸代皆以弱亡，独汉以强亡”。对比其他朝代，东汉的覆灭显得十分突兀，毕竟在汉桓帝时期，汉朝还跟鲜卑雄主檀石槐打的有来有回，席卷天下的黄巾起义也被迅速平定，怎么看也不像是要灭亡的样子。
但是，就在黄巾起义结束几年后，整个东汉王朝就像被人为撕裂一般，瞬间土崩瓦解了。而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的天下州郡的迅速私有化。
东汉末年天下州郡私有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深究起来，甚至能追溯到汉元帝时期。
在汉朝初立的时候，起义军出生的汉高祖刘邦深刻地明白推翻秦朝的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化身为地方豪族的六国残余势力。这也就因为这汉朝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威胁。于是，为了有效消弭这种潜在的威胁，刘邦颁布了一项特殊的制度，陵邑制度。
陵邑制度算得上是西汉极有特色的一项制度，他的核心宗旨是消弭地方大户，具体内容是以给皇帝守陵为理由，将地方豪门望族全部迁移到长安附近的皇帝陵墓周围。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地方大族，避免他们裹胁民众，反对中央。
这个政策十分有效，因为地方大族对中央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上面，一旦离开地方，他们就是无根之萍。而且在现实实行过程中，初来乍到的地方豪族往往会被关中的王公贵族疯狂打压，最终沦为末流小族。
这样一来，地方对中央就已经完全不存在威胁可言。乃至于汉武帝时期，大兴算缗和吿缗，将大商人压榨到极致都没看见什么像样的反抗。要知道几十年后，王莽也曾效仿汉武帝，结果很快就身死族灭了。
只不过很可惜，这个制度在汉元帝时期被取消了。汉元帝在历史上的评价一般，不是什么英明神武之君，但也非昏庸无道之主。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过分崇敬儒学。因为此事，汉宣帝曾数次动过废太子的心思，只是由于他是许皇后所出，念及“故剑情深”之谊，都放弃了。
但是，对于儿子过分宠信儒家的政治取向，汉宣帝忧心不已。时时对其劝导“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甚至在临死之际还说道“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然而，对于汉宣帝的敦敦教诲，汉元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在他即位之后，立刻大兴儒学，重用儒生，以儒家思想为政治纲领，以儒家学说为官方学说。为了表达他对儒学的热爱，他还大肆加封孔子后人，在孔家家主离世后，甚至亲自素服祭拜。
陵邑制度就是因为侵害到了地方大族的利益，被地方大族借儒家学士之口，说成“使民虚耗费用，破土离家”，最终被禁绝。
陵邑制度的禁绝，直接导致了地方大族的做大，并成为了影响汉朝存续的重要力量。
世家豪强等地方势力在两汉期间的第一次发威是在新莽时期。
虽然王莽是通过篡位的手段当上皇帝的，但不可否认在他执政时期，很多政策都在致力于恢复民生，减轻底层百姓的压力。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坚持，新莽政权得罪了几乎所有的既得利益团体，最终引来了灭顶之灾。
对于新莽政权是谁覆灭的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汉光武帝刘秀。是刘秀在昆阳之战中覆灭了新莽的大部分生力军，才导致了新莽政权的覆灭。
但是，如果细品历史就会发现，刘秀的身后，站着太多太多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南阳刘氏宗族，以耿氏为代表的河北地方氏族，真定王刘杨一族等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地方大族。可以说，东汉的江山，完全就是地方大族帮助刘秀打下来的。
刘秀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登基之后，就尝试着通过度田事件来削弱地方大族的影响力。
这个尝试不算失败，虽然因为度田事件导致了一部分地方大族的起义反抗，但在手段老辣的光武帝面前，这些都不值一提。在这次事件中，大量地方大族遭到清算，地方大族的势力严重折损，几近消亡。
但同样的，这个尝试也不算成功，因为刘秀虽然成功实施了度田，但他没有意识到，地方大族的来源已经不仅仅是地方，朝中大员也在不断地转化为地方大族。而他们为了表示自己和造反的普通地方大族划清界限，给自己取了另一个名字，世家，那些普通的地方大族被他们称为，豪强。
无论是世家还是豪强，在经历了光武帝和汉明帝时期都选择了蛰伏。这一度使得光武帝和明帝认为地方大族已经构不成威胁，所以放松了警戒。直到两位皇帝先后去世，性格温和的汉章帝即位，世家和豪强才开始慢慢发展。
当然，此后的时间里，随着世家豪强露出爪牙，东汉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寻找别的势力对其进行掣肘，宦官和外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走上历史舞台的。
因为宦官和外戚在皇帝和世家豪强之间形成了真空地带，皇帝对世家豪强的打压通过它们之手作用于世家豪强，但世家豪强的仇恨却又被他们挡下，不会对皇帝造成威胁。即便是局面失控，也可以通过舍弃他们的放弃来平息世家豪强的怒火，保证皇室的安全。
必须承认，宦官和外戚的交替专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世家豪强势力的做大。但是，这两个势力本来也是一把双刃剑。宦官做大能左右朝政，荼毒百姓，外戚做大能蚕食皇权，甚至能废杀皇帝。
整个东汉王朝，就是在宦官、外戚、世家豪强的相互斗争中渐渐走向了灭亡。
虽然到了东汉中后期，世家豪强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了。但是光武帝时期的血腥教训还是余威不减，让每一个世家豪强对汉朝皇室保持着最基本的敬畏，从而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然而，这种平衡却因为一个政策的出台被完全打破，它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的官方解释是士大夫集团对宦官专政现象不满而联合起来对宦官进行攻击所导致的一次政治运动。但是细想一下，这次事件似乎也能看出是世家豪强集团借着士大夫的名头对皇权发起挑战的一次尝试。
因为汉桓、灵帝时期，宦官正是借着皇权的名义作威作福。虽然他们在打压世家豪强方面出力很大，但在为非作歹方面也影响不小。所以，反对宦官既能在道义上站住脚，也能借此窥探皇权的虚实，这才导致了这才规模空前的士大夫集团的大联合。
顺着这个思路想，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桓灵二帝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外戚窦氏为何能赢得士大夫集团的一致拥护？是什么支持着窦武进行政变？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世家豪强。
士大夫集团本来就是世家豪强的代言人，所以他们的政治主张完全受世家豪强的控制，支持窦武自然不算什么问题。窦武虽然贵为外戚，但因为其前任梁冀的名声实在太臭，所以一直郁郁不得志，世家豪强的帮助让他看到了翻身的希望，所以敢铤而走险。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联合自然引发了皇帝的忌惮。为了守住皇帝的权威，桓灵二帝不得不亲自下场，以党锢的形势帮助宦官集团赢得了胜利。
不过，党锢之祸的发生虽然代表着世家豪强集团试探行动的失败，但却十分尴尬地将皇帝放在了底层百姓的对立面。
以前虽然底层百姓对焊管深恶痛绝，但基本牵扯不到皇帝。但此次皇帝亲自下场，却让底层百姓直接将仇恨全部集中到了皇帝身上，因此，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黄巾起义的爆发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极大地削弱了汉朝的国力，使得中枢权威一落千丈。二是地方势力有了正大光明扩展力量的借口（黄巾起义期间，汉灵帝为了自保，允许州郡掌控军政大权）。
这两个结果无论哪一个都意味一个结果，那就是皇室与世家豪强的势力平衡彻底被打破，失去约束的世家豪强从此再无顾及，结合着自汉章帝一来发展的基础，迅速将整个东汉帝国瓜分殆尽。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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