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河套，事关重大，但严嵩却阳奉阴违。议复兴起，他表面上附和夏言，称赞曾铣；暗地里却布置陷阱，制造杀机。
昏君奸相总可以找到摧折国家栋梁的借口。嘉靖二十六年七月，陕西西安府澄城县麻陂山山崩，“先大吼如雷，昼夜不绝”，然后从中劈裂，“东西分驰三四里”。按迷信说法，此乃“分崩离析”之象。严嵩无比兴奋，心想，皇帝笃信神仙玉帝，只要把“山崩”与收复河套联系在一起，就一定能够“打动圣心”，不怕夏言、曾铣不人头落地。于是与京山侯崔元密谋，指使有关官员暂将这一灾变隐匿不报，待时机成熟时再奏禀皇帝。
该年十二月，命兵部进呈收复河套的具体方案。恰在此时，京城狂风骤起，尘沙迷漫，阴霾满天。这又是一起不祥之兆。经占卜，乃为边境有警之征。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倘若这时再让皇帝知道山崩的灾变，一定能够大大增加“圣衷忧念”，从而产生对夏言、曾铣力主复套的反感。于是，腊月二十八日，扣压半年之久的关于山崩的奏章送到皇帝面前。这天，皇帝正在举行祈祷长生的醮斋，山崩、风霾之凶一齐奏到，好不晦气。他既震惧又恼丧。
原来这也是严嵩做的手脚。他早已买通皇帝身边的太监，嘱咐他们专等皇帝醮斋祈祷时，再把有关曾铣议复河套的奏章及灾异报告一起进呈给他批阅，引起他心理上的反感。严嵩又秘密授意皇帝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令其在皇帝面前陷害夏言，就说“山崩应在圣上”，但并不是不可挽回，只要由宰相和边防大将当替身，便可化险为夷，皇帝仍可万寿无疆。他还偷偷地对皇帝宠信的太监说：“汉朝灾异，赐三公死，以应天变。”太监们平日里没少接受严嵩塞给的金银财宝，因此当皇帝问他们“此事（议复河套）竟可否?”他们都神秘地说：“万岁不问，奴不敢言”，曾铣奏疏呈来之时，“举朝大臣相顾骇愕，以为召衅生事，危可立待”。皇帝听后“色动”。
二十七年初春，议复河套的形势急转直下。嘉靖皇帝翻云覆雨，对曾铣一夜之间便由“嘉其壮猷（猷，谋划）”改为问其“欺罔误国”之罪。正月初二，首先对灾异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向阁臣夏言、严嵩宣谕，这是“上天示象，儆戒昭然”。正月初六，嘉靖皇帝对曾铣复套之议尽改原来腔调，密召首辅夏言、次辅严嵩，向他们尖锐地提出：“套虏之患久矣，今以征逐为名，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今欲行此大事，一铣（曾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与害几家几民之命者不同。我内居上处，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行拟行之。”（《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就是说，在他看来，收复河套，既师出无名，又无兵力、财力，完全是肆意屠杀百姓、欺君枉法之举。嘉靖皇帝就好像从未下过钦准曾铣收复河套的圣旨一样，堂而皇之地对复套作了根本否定的训示。并命司礼太监将这一圣谕刊印百份，发给朝臣集议。
皇帝骤然改变态度，夏言惶恐不安，不敢议决可否，奏请皇帝自行裁断。而严嵩则欣喜异常，立即上疏，跟着皇帝的调门，大讲曾铣“有好大喜功之心，为穷兵黩武之举”，并项庄舞剑，把矛头指向夏言。在奏疏中，他对边患所持的完全是一派悲观论调。他颠倒因果，认为北疆深重的灾难并不是由于蒙古军队的侵扰造成的，而是由抗战官军的抵抗造成的，因此出路也就不是打退进犯，而是任其抢掠烧杀。不过他的这套主张在曾铣奏章上呈的当时并没有发表出来，而是看着皇帝的脸色，对复套之议加以赞扬；只是在皇帝改变态度之后，他才看风转舵。高呼“大哉皇言”，对复套之议鸣鼓而攻之。在奏疏的末尾，他不忘画龙点睛，提醒皇帝，收复河套的建议虽然是曾铣提出来的，但“平章实在辅弼”，批准其议的圣旨却是夏言拟写的；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在廷之臣，皆知此事为难”，但由于畏惧夏言，“而不敢明言”。并进而暗示皇帝，夏言身为首辅，对“此等干系国家安危大政，不能事先匡正”，“将焉用彼哉”？在这里，严嵩把自己虚伪、狡诈、阴险、谄媚的丑态勾画得惟妙惟肖。嘉靖皇帝与严嵩一唱一和，在对其奏疏的批答中，为自己编造神话说，他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夏言、曾铣收复河套的主张是谬误的，是出于私心，因此“一字未答，以示未可”，一切罪责都在夏言身上，是他欺君拟旨，下达了批准的诏谕。
夏言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严嵩抢先单独密奏之后，他起而应战。他一方面重申当初支持曾铣收复河套之议的理由；另一方面戳穿严嵩加害于己的阴谋，指出此事曾经数次与严嵩商议，“绝无异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虽自劾，意实专欲诿臣自解”。皇帝对夏言不仅丝毫没有谅解，反而严厉地斥责他“强君胁众”、“诈称上意”，命法司参究拟罪。
严嵩见皇帝欲治夏言、曾铣之罪，就像吃了定心丸，越发穷追不舍。接着又上一疏，极力洗刷自己、攻击夏言，为皇帝所说的“强君胁众”、“诈称上意”提供“证据”，攻势甚为凌厉。但夏言铁骨铮铮，决不向其屈服，再次上疏对之加以批驳，并提出辞职。他在奏疏中不仅痛斥严嵩“危祸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而且反驳皇上。他说皇上原已钦准曾铣复套之议，虽然圣旨是臣下草拟的，但“一经御览即系圣断，非臣下所敢轻与者”，大胆地戳穿了皇帝自己编造的“已烛其私”、“一言未答”的谎言。这无异于说，如果复套之议是错误的，那么最终责任应该在皇帝，而不在他夏言。因为他草拟的圣旨，最后是经过皇帝御览钦准了的。在嘉靖皇帝看来，夏言的态度真是嚣张至极，因此催促法司拟罪。
随着皇帝态度的改变，兵部对复套的方针也作了修正。尚书王以旗会同朝臣集议，提出蒙古“兵强据险”，朝廷只能“来则御之，不宜与之较曲直，争尺寸”，“前议出师搜套一应事宜，悉行停止”。但是直至此时，兵部仍未提出罢免曾铣，并且请求发予粮饷军马。皇帝十分气愤，对兵部附和夏言、曾铣，“忍心观望”加以谴责，并下令：锦衣卫立即派遣官校逮捕曾铣来京讯问；兵部尚书王以旗，夺俸示罚，姑且兼佥都御史前往陕西三边替代曾铣，“以赎前罪”；凡参与集议复套的官员皆罚俸一个月，兵部侍郎罚俸一年；御史、给事中等科道官员对此“安危大计”皆“寂无一言”，锦衣卫立即将他们逮至阙下廷杖，并各罚俸四个月。
尽管皇帝给夏言加上了“专徇私情，强君胁众”、“密奏未允，诈称上意”的严重罪名，并且下令逮捕曾铣，责罚与事官员，但是吏部尚书闻渊、礼部尚书费、都察院都御史屠侨拟议的对夏言的处理意见仍然模棱两可。他们上奏说：夏言只是有将己意强加给皇帝的嫌疑、迹象，因此对他如何处理，还是由皇上裁决吧！他们的暧昧态度遭到皇帝斥责：“尔等奉旨议奏，犹谓'迹涉’”，这是惧怕夏言，向他献媚，“是何臣体”？于是下诏，削夺夏言少师、太子太师、大学士官职，以礼部尚书衔致仕。这是他第四次罢官。
真是风云变幻，难以捉摸。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百官之首的宰相夏言被撤职夺官；敌军闻之丧胆的曾总督成了锦衣诏狱的囚徒。锦衣卫在陕西逮捕曾铣时，“三军大恸，声闻百里”，部下五千亲兵“日夜磨刀称反”，经过抚慰，才慢慢遣散。复套之议惨遭失败，此后再无敢言复套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