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有名而且很重要的话题，在如今的历史教材中，这部分的篇章占到了足足两页之多，甚至比大一统的隋朝、元朝的占比都要高。
王安石变法不仅影响了当时北宋王朝的命运，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封建王朝在经济制度改革上的一系列行为。这样一场规模庞大，设计理念超前，持续时间超长的变法，为何还是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呢？
甚至当时的文人墨客都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众多非议，最为出名的就是被后来称为“三苏”之一的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
对这场变法，苏辙就曾上书宋哲宗，言辞犀利甚至指出先帝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是其一生的过失，并强烈要求宋哲宗改变这种现状。
北宋自建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国策导致北宋王朝“冗费”、“冗官”、“冗兵”问题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发展，北宋常年来国力原地不动，积贫积弱日趋严重。
到了宋仁宗时期，“三冗”问题凸显尤为严重，有些心怀天下的官员开始扛起改革变法的大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是那个时代进步士大夫精神最好的榜样。
1043年，西边的西夏、北方的辽国接连入侵，北宋财政面临崩溃，范仲淹提出十事疏，主张澄清吏治、减免徭役、发展农业、整治军务等，大致方向就是先富民，后强兵。
范仲淹的变法很快得到宋仁宗的支持，富弼、韩琦共同参与，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皇帝对改革的决心不定，加上实行仓促，导致得到大批勋贵集团抵制。
在旧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宋仁宗不得不停止一切措施，北宋第一次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1067年，刚刚上任的宋神宗就就发现，北宋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春季要举办祭天大典，按照惯例要赏赐文武百官银两和绸缎，就是这点钱对宋神宗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加上当时闲职官员已经占到了官员总数的60%以上，而近一百八十万的军队使得宋朝开支异常庞大，如果再任由其下去，北宋根本不需要等辽国、西夏的入侵，国家很快便会自己崩溃。
这样的背景下，宋神宗与王安石相遇了，年轻的皇帝赋予王安石极大的权力，让他主持一次变法，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改变中央财政困难的局面。
“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仿，人言不足以忧虑”，这是王安石在变法伊始所做出的豪迈宣言，然而在当时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朝，那是正儿八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
变法首先从理财入手，先后推出“农田水利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等方针。刚进入官场的苏辙同时也是变法的支持者，他总能以尖锐的眼光发现条例中不合理的地方，他就曾预言过变法终将会受到一大批腐败官员的拖累。
很快，刚被提拔为五品官的苏轼也向神宗皇帝上呈万言书，痛斥王安石的新法，并且建议皇帝能够“广结人心，重视风俗，维护纲纪”。在他眼里甚至觉得北宋冗官的现象是民心所向的结果，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而作为弟弟的苏辙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虽然对变法中的一些条令不满，但总体还是看好变法的。由于在“青苗法”上始终与王安石意见相左，最终苏辙被调出京城。
1079年，苏轼因作诗诽谤朝廷被放逐黄州，苏辙为给兄长赎罪接连上书伸冤，结果受到牵连被贬江西。
苏辙被贬后依旧关注着变法的一举一动，他始终认为“青苗法”是不切实际的，在潜意识中认为农民是没有信义的阶级，这种观点及其荒谬。其实在“青苗法”实行后，大多数农民得到朝廷借款后还是能正常还本付息的。
而且即便是极少数因为天灾导致收成不好的地区，政府还是可以酌情豁免的。这就是苏辙兄弟二人对“青苗法”理解不到位的体现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青苗法”实施后朝廷会有盈余，救济贫弱的能力将大大加强。
但“青苗法”实施后，反对的声音便越来越大，朝堂上王安石经常与众大臣吵得面红耳赤，弄得宋神宗左右为难，搞起了和稀泥的角色。作为旧党领袖，司马光更是下朝后连着修书两封给王安石。
苏轼更是上书皇帝，指责王安石搞水利工程是在浪费人力物力，在他们看来古代留下的耕种习惯就很好，上千年的农事即使不修水利也依旧延续了下来。
空口其谈的司马光等旧派坐在自己的豪宅大院中，丝毫感受不到自然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观点，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仅迂腐可笑，而且错误百出。
1085年，有心改变北宋积弱局面的宋神宗驾崩，王安石变法上最有力的支持者没有了。
很快高太后听政，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趁新君年幼之际，纷纷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辙也从被贬卧病立马变为痊愈，经历过起起落落的他也成为反对变法的急先锋。苏辙官复原职后，立即弹劾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等人。
不仅如此，在对外关系上也开始采取屈辱的忍让政策，苏辙认为辽、西夏之所以屡屡寇边，就是因为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若是割一些地给他们，那么他们必将没有进攻的理由。
宋哲宗十八岁时，高太后病逝，年轻的皇帝受够了太后与旧党的管制，愈发开始倒向变法派，决定效仿自己的父亲神宗皇帝，继续推行改革。
对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苏辙尽力想让其与新党撇清关系，写文章向其阐述汉武帝改变祖宗之法，耗尽天下财力，引起大乱。到汉昭帝时，任用霍光为相，与民休憩，这才有了大汉盛世。
在言语中，苏辙将有心改变积贫积弱面貌的变法比作汉武帝的苛政，将利益受损而阻挠变法的旧党比作扶大厦于将倾的霍光，实属讽刺，这篇文章也成为苏辙一生中抹不掉的黑点。
1094年，苏辙又一次上书反对宋哲宗支持新法，这一次皇帝再也没有给他留面子，直接贬其至汝州。不久又降为左朝议大夫，重新回到江西。
几年后，有心恢复新政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旧党又一次获得抬头的机会，在旧党的摧残下，北宋又一次错失了富国强兵的机会，而历史留给北宋的时间也不多了。
纵观苏辙的一生，他自己身处帝国上层阶级，笔下有千言但能力却只能在一州任职。对于他与兄长苏轼来说，他们看不到北宋朝底层百姓的苦难，他们会想同样是北宋的臣民，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时候？
尽管他的文章引经据典、妙笔生花，然而所言空洞无物、华而不实，这也从侧面暴露出北宋科举制度以诗歌取士的弊端，苏辙兄弟作为北宋朝独当一面的词坛顶流，吟诗作词是其强项，但对于政治则力有不逮。
或许，苏辙也曾是一个有志报国的青年，对新政变法也曾有无限憧憬。但进入官场这个大染缸里他也逐渐忘却了本心，丧失了自我。
开始不从事实的角度出发，最后成为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旧党分子，引起后世对其无限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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