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徐朔方先生对《金瓶梅》的文学史地位、内容主旨、艺术形象和创作方法的评论皆基于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经个人写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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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徐先生对《金瓶梅》的具体评论不多，却深中肯棨，主要集中在《论金瓶梅》《论金瓶梅的性描写》《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前言》这三篇论文和《明代文学史》中。下文对徐先生在这方面的主要看法做个基本概括。
（一）文学史地位——《金瓶梅》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它及时反映了当时种种社会现象，生动地塑造了作为商人、恶霸地主和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西门庆，
以及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等市井色彩极为浓重的人物群像，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市民为主角、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第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的长篇巨制。
把它和以前及同时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它的艺术结构更为有机完整，人物描写更加细腻具体，通过对话以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法也更为成熟了。
这些都是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徐朔方 著
在评论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时徐先生总结道：“我认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开创性贡献有二：一是世俗中的普通人物从此成为长篇小说的主角；二是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打破单线发展的型式，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到此成熟。” [3]295
对于《金瓶梅》东摘西引，接受了小说、话本、清曲（按指散曲和套曲）、戏曲等众多来源的意义，徐先生也作了分析：
这些来源对《金瓶梅》的上述成就很少有积极作用，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在前人启发下所完成的独创性的描写，而不是它所引用的那些片段。
《金瓶梅》如果“开拓了为读者、不为听众而写作的小说领域”，那是它本身的描写，而不是它所引用的那些清曲、戏曲以及其它说唱形式，它们只能使听众发生兴趣，却不会使读者感到满意。[3]295
徐朔方 著
（二）内容和主旨——《金瓶梅》被看作淫书并不缺少理由，但它同时还有另一面：
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小说描写了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并通过西门庆同蔡京以及其他官僚的关系，广泛触及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种种弊政；
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州县衙门的差人吏役、勾阑中的妓女、老鸨以及帮闲清客，绝大多数都是反面角色；
小说对那个腐朽制度的种种世态作了相当精细的刻画——但作品无论是《四贪词》或开头结尾所表明的创作意图，同某些实际描写的客观效果的确是直接矛盾的。
如果空洞无力的抽象说教同鲜明生动的具体描写相比较而两者旨趣不一，占优势的往往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金瓶梅》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主要人物形象——作为官僚，西门庆是权奸的爪牙；作为地主，他是一手遮天的恶霸；作为商人，他凭仗特殊的护身符而生财有道。
西门庆身上所体现的是三种黑暗势力的结合。这个形象就官、商而论以后者为主，他不重才貌而重色欲，钱财又在色欲之上，其艳情和别的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那一套，与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也全然不同。
西门庆这个人物如果仅仅理解为登徒子那样的色鬼，这正如把《金瓶梅》仅仅看作淫书一样，虽然不能说没有根据，到底失之片面。
总之，这是一个带有浓重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官僚资本家的远祖。
（三）创作方法——徐先生曾以“自然主义”概括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并在《论金瓶梅》中说：
“中国文学史上不曾出现过明确的自然主义的提法和流派，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主义文学,不过同欧洲的具体情况有些不同罢了。这同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有关。……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却只能首推《金瓶梅》了。”
“《金瓶梅》自然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它的客观主义，即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 [1]10-11
后来他在《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表示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又说有一个论点需要修改：
“就整体而论，《金瓶梅》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然主义的标本，但它的性描写却与自然主义背道而驰，因为它怪诞离奇，以迎合读者（包括词话的原始对象听众在内）的低级趣味，它追求的不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而是耸人听闻的色情描写。批评色情描写是自然主义，只能是不恰当地过高地评价它，恰恰同批评者的原意相反。” [1]248
进入新世纪后，徐朔方先生在《再论金瓶梅》和我们合作的《明代文学史》中，对西门庆形象和小说的创作方法作了一些修改，对潘金莲形象的分析则有较多补充。
徐朔方 著
《再论金瓶梅》仍然坚持这是一部由民间艺人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经文人写定的作品，但对于潘金莲的形象作了新的补充：
《金瓶梅》由《水浒传》出发对潘金莲的淫妇形象从相反的方向进行了重塑，但在礼教宗法制思想统治下，重塑潘金莲形象的创作意图必然半途而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得到完成；
《金瓶梅词话》开首以戚氏和虞姬同潘金莲相提并论，是其一大创造，从这里开始，《金瓶梅词话》对潘金莲的具体描写与“淫妇”不相一致；
对潘金莲和武大郎不相称的婚姻，《金瓶梅词话》以同情潘金莲的笔调加以描写，十条挨光计的预谋大大地减轻了潘金莲的罪责；
采用时曲抒情是《金瓶梅词话》的一大创造，这使潘金莲作为弃妇的形象博得读者的同情；
《金瓶梅词话》写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勾搭，只能作为对西门庆淫行的反激而得到读者的谅解，超过这一界限，就成为淫词艳语的滥套了；
把《金瓶梅词话》按照市井趣味写成一本淫书呢还是重塑潘金莲形象？这始终是参与集体创作的民间艺人以及最后写定者摇摆不定的一个难题，到武松遇赦回乡时，这种摇摆就变成完全彻底地全部回到《水浒传》的老路上去，《金梅瓶词话》也因而可以说丝毫不存在一点新意了。[7]
《金瓶梅词话》书封
徐先生此处所说“丝毫不存在一点新意”，是指和《水浒传》一样，《金梅瓶》中的潘金莲最终死于武松之手这一情节而无关《金梅瓶》全书。
认识到时曲在《金瓶梅词话》的人物描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001年我写了《时曲与潘金莲形象》一文。
当时我正在徐朔方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就把这篇论文面呈徐先生请教，有幸得到了他的肯定。
其后徐先生在《再论金瓶梅》文后加注：“本文受来自昆明师专的访问学者孙秋克副教授之论文《时曲与潘金莲形象》启发，谨此致谢。”
徐先生和我的论文同时发表于《金瓶梅研究》第七辑。
在《明代文学史·后记》中徐先生又说：“我看了孙老师关于潘金莲的论文，写了一篇《再论金瓶梅》，发表在《金瓶梅研究》第七辑上。” [8]
徐先生这篇大作是其《金瓶梅》研究的收官之作，从中可见多年来他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创新，他对后学的点滴心得不吝褒许，则表现了其高尚的道德品格。
（原）中国金瓶梅学会 编
关于西门庆的形象，徐先生曾和我谈过一个看法：
我怀疑《金瓶梅》是把西门庆好的地方漏了，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讲西门庆的好话，这应该是写定前的遗留。
贾宝玉正反两面皆值得分析，西门庆却无正面，此是小说的一大遗漏，对此我要另作专论（可惜徐先生尚未来得及做此专论就去世了）。
徐先生还说西门庆原先可能不完全是一个反面人物，而是犹如后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正负各占一半，只是由于受礼教的影响，写定者将西门庆完全作为反面人物来处理。
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徐先生在和我合作的《明代文学史》中所定的基调是：说这部小说是自然主义，全错。
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是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倾向，而带有客观主义的成分。这一点我在《明代文学史》中尽力作了论述。
四、徐朔方先生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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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论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发表在刘辉和吴敢先生的《金瓶梅会评本·前言》中，其主要观点为：
李贽对《忠义水浒传》、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以及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在小说批评史上异军突起，它们对扩大小说的社会影响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看来张竹坡并未见到词话本，否则他不会在评语中不置一词，他没有想到《金瓶梅》对任何前人作品的引录和袭用，他在全然缺乏有关资料的情况下开始他的评论；
张竹坡对小说艺术手法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冷热金针”说是理解整本小说的关键，这无异指出现实社会的炎凉世态是小说的主题之所在，可以说简明扼要，一语破的，在这上面建立的“寓意说”则难免“使小说创作必然等同于灯谜的制作，而小说研究将降低为猜灯谜、问卜、起课、打卦、圆梦之类的玩意儿了”；
“苦孝说”没有任何书内或书外的事实作为论据，却把外来的封建伦常观念强加在作品身上，这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坏的一种手法。[9]
徐朔方 孙秋克 著 《明代文学史》
五、徐朔方先生一向关注国内外学者的《金瓶梅》研究成果并进行交流推介和质疑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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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火花总是在碰撞中闪耀，学术研究既不能固步自封，亦不能闭关自守。徐朔方先生在《金瓶梅》研究过程中，与海内外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他们的论辩也不少见，以此对推进金学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徐先生编选校阅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多年来在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该书《前言》对选入的论文一一作了精当的评论，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徐先生和刘辉先生合编了《金瓶梅论集》。[10]
这两部论文集形成了中外学者《金瓶梅》研究的姊妹篇，是徐先生广阔学术视野的表现。
刘 辉 吴 敢 编 《会评会校金瓶梅》
一方面推介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与部份学者进行质疑答辩，这也是徐朔方先生《金瓶梅》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内容。
对台湾学者和大陆同行发表的论著，徐先生都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不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就有了与魏子云先生、黄霖先生等金学名家的观点碰撞。
例如评论和回答魏子云先生论著的《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答台湾魏子云先生——兼评他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
又如与黄霖先生论辩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别头巾文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笑笑先生非兰陵笑笑生补正》等文章，都是这样的产物。
魏子云先生、黄霖先生对徐先生的这些论文都作了极为认真、毫不含糊的答辩。在《金瓶梅》研究禁区刚被打破的时期，几位金学名家集中于《金瓶梅》成书和作者两大问题的论辩，带动了学界对这部小说全面研究的展开，在金学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迹。
徐先生对其他学者《金瓶梅》观点的引用或质疑，亦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推动研究不断深入的作用。
徐朔方先生的批评话语有时或许令人觉得过于尖锐而难以接受，但这无疑是他真诚直率的个性在学术交流上的流露，诚如其所言：
“不同学说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不同的观点有时称为论敌。与人为敌是坏事,唯有论敌值得欢迎。对一种新说，沉默和吹捧是最坏的反响，严格的验证和批评比前两者好得多。” [1]221
秉持这样的态度，徐先生因学术争论而学问日益精进，学说日趋成熟，并结交了不少良友。我想，这也是后辈学者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学术精神。
徐朔方 编选校阅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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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朔方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同生共长的宏观视野下，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学术探索中，逐步把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系统化并上升为带有规律性的总结，《金瓶梅》研究在其间可谓功不可没。
徐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是2002年在山东临沂召开的“《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徐先生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再论金瓶梅》，徐先生想写而最终没有写成的是对西门庆形象、《金瓶梅》创作方法再修订的论文。
总而言之，《金瓶梅》是徐朔方先生用力甚勤、费时甚多、不断寻求新发现，以期使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更臻完善的一部重要小说，但直到其最后的一部著作《明代文学史》，对此仍有未尽之论。
徐朔方 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徐朔方先生对上一世纪《金瓶梅》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成书和作者问题，曾经表发过一番感慨，现在重温他说过的话，或许对于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避免浮躁情绪、继续推进金学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兹摘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七八十万字的《金瓶梅词话》，隐藏着探索它的成书和作者的成千上百的数据（请恕我使用这个不太合适的辞汇）。
研究者们对成书年代和作者主名的几种以至几十种异说，除了缺乏古汉语基本知识的个别新解外，都有或多或少的上述数种资料为依据。
如果有一个结论能够符合《金瓶梅词话》所隐藏的全部而不仅是部分的数据，我想正确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4]6-7
本文作者 孙秋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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