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淳之治是指公元1163年至1189年，宋孝宗赵昚在位期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在这二十多年中，南宋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呈现出一片天下康宁景象。
同时海外贸易和商品经济在这一时期达到繁荣鼎盛，其开放活跃程度为历朝之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黄金时期。
公元1127年，赵昚出生于浙江嘉兴的官舍，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
不过当年赵匡胤死后，兄终弟及，宋太宗赵光义继承皇位，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大宋皇位一直由赵光义这一支香火延续，直到南宋创建者宋高宗赵构。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赵构没有生育能力，而且靖康之难时，北宋皇族绝大多数死于战火或被金人掠去。
为了保证大宋江山延续，赵构只能从旁系血亲选择继承人，1132年，五岁的赵昚幸运地被赵构选中，养育于宫中，成为赵构的养子。
1160年，三十三岁的赵昚被立为皇子，被授予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正式进入太子备选人选。
1161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赵昚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军决战，但经老师史浩提醒，为了避免赵构疑心，赵昚再次上书，请求在赵构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
赵昚的做法让赵构十分感动，1162年五月正式将其立为皇太子，六月赵构以过度操劳为由禅位给赵昚，自己当了太上皇。
至此，宋朝皇位又回到太祖赵匡胤一系，隐忍多年的赵昚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三十多年前的靖康之耻给了南宋朝廷和军民以极大刺激，当时北伐恢复中原是社会舆论的主基调。
赵昚作为皇族血脉，早就看不惯赵构的一味妥协，赵昚在继位后的第二个月就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
同时接受老师史浩的建议，下诏为名将岳飞冤狱平反，并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复官。赵昚通过重用主战派，以积极备战。
经过一年的准备，1163年五月，赵昚任命张浚为主帅展开隆兴北伐，开战初期，金人准备不足，宋军进展顺利，一个月之内就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等地，进而威慑中原。
然而当金军纠集优势兵力反攻后，宋军骑兵羸弱的弊端就暴露出来，步兵在金朝铁骑的席卷下，一败再败。
再加上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屡次遭到金兵追截，损失惨重，无奈之下赵昚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和议主要规定：宋朝皇帝对金朝皇帝改称臣为称侄；改“岁贡”称“岁币”。
金人同时做出微小让步，将“绍兴和议”商议的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作为代价，南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东）、海（今江苏连云港）、泗（今江苏盱眙北）、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等六州给金国。
南宋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隆兴北伐的失败使南宋在长江以北领土几乎全部沦丧。
对于南宋唯一的优点就在于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为南宋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隆兴北伐失败后，赵昚深刻地意识到南宋在军事上已再无翻盘和恢复中原的可能，于是转而向内，开始打造“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
实践证明，赵昚虽然不是一个善于开疆拓土的强硬君主，但在治理内政上却很有作为，他在内政上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
经济上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经过二十多年的专心理政，南宋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因为其年号乾淳，史称“乾淳之治”。后世也称赵昚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赵昚年轻时亲眼目睹爱国名将岳飞是如何被宰相秦桧害死的，为了充分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以至于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
赵昚大大缩短宰相的任期，时刻提防宰相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赵昚还十分严格遵守外戚不得干政的“家法” ，成功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身份擅权揽政的局面。
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下属的关系上，赵昚力图使“副相”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以分割削弱宰相的权力。
此外，赵昚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针对宰相，他将台谏官的人事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
并且赵昚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 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
当然，赵昚最杰出的表现还是在经济方面。
赵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减少百姓负担，说白了就是“不折腾”。
例如，南宋初期以来，经常提前征收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缴纳，但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
到赵昚在位时，已提前到五月，所以各地必须三、四月份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
户部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国家各项开支，赵昚认为这是为百姓添加负担的劳民之举，随即下诏，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弹劾，就这样，延续多年的预催问题，在赵昚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
赵昚轻徭薄赋，取消很多名目繁杂的赋税，同时规定遇到灾荒，当年不再收税赋，也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在缓解民众压力的同时，赵昚还注重兴修水利，一方面有力地应对灾荒，另一方面发展农田灌溉，出现“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的太平景象。
此外，与以往朝代重农抑商不同，赵昚十分重视工商业和城镇经济的发展，赵昚于1163年下诏由国家发行纸币，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
经过赵昚的有效治理，南宋的经济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南宋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也大大超过唐代。
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为商品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
其农业生产力水平之高，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流传更广。
与农业产量提高相对应的是封建商业经济进入到最鼎盛时期，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被进一步夯实，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形成了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从唐朝的三十余个增至五十八个，指南针发明后很快被应用到航海技术上。
商船最远到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航海能力远超同时期欧洲国家。海外贸易的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也未能再现。
商品和贸易的发达助推南宋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
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人口均已超过百万，而此时欧洲人民还在中世纪黑暗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东南以临安、建康、镇江、平江、广州、泉州为枢纽，同时在各中心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兴起大批市镇、集市。
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使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雇佣制度取代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
这种新型经济关系，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当时南宋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
另外，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开放和文化的兴盛。
赵昚对学术的包容促进了程朱理学、王安石新学等各个流派的发展和一大批文人学者的崛起，正如南宋末年的黄震所说：
“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
赵昚虽然隆兴北伐失败，在对外战争上无所建树，而且与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伟大君王相比，实在过于低调。
但赵昚的务实作风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不管是农民、市民、商人还是士大夫，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优待。
宽松活跃的社会气氛，即便今日也令人艳羡，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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