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镜子：堕落史、罪恶史和毁灭史
当下，我们的青少年大多很熟悉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但却较少知道明代的“四大奇书”，至于对“四大奇书”中的《金瓶梅》大多更是只听其名，而不一定了解它的内容和价值。
我想这也和历代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它列入“诲淫”之类而加以禁毁有关，而其中的性描写又常为人们所诟病，青少年不宜过早阅读，这可能都是这部书难以走入更广大的读者群中间去的原因吧！
其实，《金瓶梅》一经诞生就引起了当时文学界的关注，而且是“热议”的焦点。
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一连串地用了“奇快”“惊喜”“骇怪”等惊人之语，在啧啧之声中已经给《金瓶梅》定了性：这是一部奇书。
到了清顺治刊本的《续金瓶梅》卷首，有西湖钓叟的序言，明确地提出：“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
这时李渔为他评点的《三国演义》作序，他把冯梦龙请出来，让这位通俗小说巨擘作证，李渔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
《金瓶梅》此时已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奇书”的美誉。到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索性把这部略晚出的小说竟凌驾于它的前辈之上，公开称之为“第一奇书”。
此后出版的满文本《金瓶梅》序中也坚持了这种说法：“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余以为尤奇焉。”
满文本序中的话，也不是夸大其词，后来鲁迅先生就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明代四大奇书》
把《金瓶梅》推向“奇书”的第一位，无疑有评论者的艺术发现和审美趣味在起作用。但是从宋元以来图书的商品化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呢？
当时的“商业精英”们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们也发现了《金瓶梅》有绝对的卖点，于是他们完全可能借助文人们的交口称奇而大加炒作，因为他们都明白，这种炒作是可以换钱的。
也许，这就是通俗小说的一种进步！？
如果你承认了《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而且又是和《水浒》《三国》和《西游》并列。那么，它奇在何处？显然，它的“奇”绝非传奇之“奇”了。
《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水浒》《三国》《西游》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和神魔为表现对象，而是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其实，在《金瓶梅》以前宋元话本小说中已经有那些以家庭生活为描写中心的内容了。
所以《金瓶梅》之所以被称为“奇”书，乃是奇特、“另类”、不同凡响等意思，真正给《金瓶梅》这部奇书作学术性的科学定位的，还是鲁迅。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中把它列入“明之人情小说”，推崇它是“世情书”之最，鲁迅明确地说：
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好了，通常所说的“奇书”是重在出奇，而“世情书”则重在写实，我们读者时而称《金瓶梅》是“世情书”，时而又把它看作“奇书”，似乎这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其实，奇书和世情书是个加法，现在为学界所认同的就是如下的称谓“世情奇书”。
有趣的是，《金瓶梅》这部世情奇书的故事又是从英雄传奇《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的情节枝生出来的。
“金学”家中就有人曾提出，从《金瓶梅》的成就和创作水平来看，兰陵笑笑生完全具备独立构思这样一部小说的能力。
可是，作者为什么偏偏要从《水浒传》借鉴这则情节呢？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在他的力作《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对此有一段很有学术见地的意见：
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提供了既为读者熟悉、涉及的社会背景又广泛的情节基础，这是《金瓶梅》的作者取材于此的重要原因。
因为读者熟悉，顺势发挥即可赢得社会大众的认可，这对小说从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的过渡非常重要；因为涉及的社会背景广泛，又便于作者的加工、改造⑦。
我是很同意刘勇强教授的意见的。
《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
兰陵笑笑生把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作为引子，而书中实际的丰富的精彩的内容并不和《水浒传》相干，这可以从《金瓶梅》叙述的故事看得非常清晰：
小说开头写西门庆、潘金莲皆未被武松杀死，潘金莲小经曲折就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
故事情节大致是讲：
山东省清河县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原是个开生药铺的，他不读书，只是“终日闲游浪荡”，又在县前管些公事，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他三分。
而一些帮闲如应伯爵、花子虚、常时节、谢希大等人，趋炎附势、推波助澜，并结为十兄弟。一日，西门庆在街上偶遇金莲，很快即勾搭成奸，并合伙鸩杀了潘金莲的丈夫武大郎。
武松出差回来，要为兄长报仇，却误杀了李外传，被发配孟州。几经周折，西门庆将潘金莲纳为妾，称“五娘”。接着又奸骗了十兄弟之一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西门庆顺水推舟又娶了李瓶儿，人称“六娘”。
与此同时，西门庆的亲家被抄家，女婿陈经济带来了许多箱笼，再加上李瓶儿所带来的大宗家财，数笔横财，使西门庆迅速发迹。
于是他贿赂当朝太师蔡京，竟被提拔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后又借蔡京生日，他亲自带了二十担厚礼入京拜寿，做了蔡京的干儿子，就此升为正千户提刑官。
前后脚，李瓶儿又生了儿子。生子加官，西门家族真是百事亨通，气焰万丈。而西门庆更是放开手脚，贪赃枉法，霸占他人妻女，无恶不作。而在自己的家中，妻妾争宠，矛盾层出不穷。金莲因嫉生恨，设计惊吓了官哥，终使一个小生命在争风吃醋中作了牺牲品，而李瓶儿也抑郁而死。
潘金莲则加倍献媚，致使西门庆过量服用春药，最终纵欲暴亡，树倒猢狲散，众妾风云流散，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等逃的逃，嫁的嫁，而潘金莲与春梅又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通奸，后被吴月娘发现，于是被“斥卖”。
潘金莲在王婆家待嫁时，被遇赦回来的武松杀死。春梅被卖给周守备为妾，十分得宠，生子以后又册封为夫人，仍与陈经济、周义等人淫乱，陈经济后来也被人杀死。
此时天下大乱，金兵南下，吴月娘带着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路上遇到普静和尚，经其点破迷津，知孝哥乃是西门庆托生，吴月娘终于让其出家，法名明悟，以赎前愆而乞得超生。
总之，整部小说可以说就是西门家族和西门庆的发迹史、罪恶史和败亡史。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笑笑生写出了一部罪恶史，一部家庭的毁灭史。然而，他又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写人生，他又不是写人生的悲喜，而是写人性被扭曲后的苍凉。
笑笑生是在体味人性的苍凉。人，无论是谁，都是在轰轰烈烈以后，复归苍凉。
《金瓶梅》乃是借《水浒传》武松杀嫂的故事作为引子展开情节的，这使人们已感到了这部小说是不是写的真是宋代的故事？小说第三十回，有一段概括宋徽宗朝政黑暗腐败的话：
看官听说，那时宋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关于《金瓶梅》这段社会背景的说明，很容易使人以为这部小说就是反映宋朝时期的故事了。
其实作者采用的是“借古讽今”的常用手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金瓶梅》的题旨时已说得很明白，它是借宋朝发生的故事来暴露、反映明代的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时代特征。
对此我曾经在“小说新观念的萌生”一节中这样概括《金瓶梅》的现实性的：
我曾概括地说过：《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它的不可救药。
作者勇于把生活中的负面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
《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当然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如果我们想从《金瓶梅》这面镜子透视作者生活的时代和创作构思的成因，就不能不对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思想、文化、文人心态有所了解。
《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而小说集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则是正德以后到万历中期，特别是嘉靖年间的社会现实状态。这一时期，也正是明王朝急遽地走向衰落、世风浇漓的时期。
社会矛盾的激化，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特别是武宗的荒淫、世宗的昏聩、神宗的怠荒，使朝政完全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金瓶梅》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前面我曾引用小说第三十回一段富有概括性的话：“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
高、杨、童、蔡四个奸党把持朝政，狼狈为奸，卖官鬻爵，残害忠良，鱼肉人民，欺压良善，无恶不作。
仅仅一个当朝宰相蔡京就像一根无形的黑线，把出现在《金瓶梅》中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全部串联起来。
现在我们来看小说的具体叙述：蔡京因为其生日时西门庆送来大量礼物，便随即拿了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诰身札付，安排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使西门庆一下子从一介乡民跻身于“官”列。
《宁宗一讲<金瓶梅>》
后来蔡京又认西门庆为干儿子，并提升他为掌刑正千户。
这是一出典型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丑剧。这还不说，西门庆的伙计吴典恩、奴仆来保也为此沾了光，竟被分别安置为清河县驿丞和郡王府校尉！真是妙不可言。
把小说描绘的情节拉回来和当时嘉靖朝一经对照就非常有趣了。
据《明史》记载：在严嵩专权二十一年期间，“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凡文武升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
这就使我们在读《金瓶梅》时深切地感到兰陵笑笑生对他生活的时代的腐败是如此深刻地了解和准确地把握，不同的只是作者是用形象、用情节、用文学语言，生动鲜明地将其表现出来罢了。
明代政治的黑暗和腐败还突出地表现在宦官的专权。成祖在其夺权时曾得到内监为内应；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等，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神宗时的冯保，直到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窃权误国的太监。
可以说宦官专权乃是明代黑暗腐朽政治的一大特色。
《金瓶梅》中关于宦官的气焰冲天和他们的丑行、阴毒、贪婪就有很细致的描写，小说中第三十一回、六十四回、六十五回和七十回都有不同程度的叙述。
比如清河就有一个专管皇庄的薛太监，他和专管砖厂的刘太监狼狈为奸，与西门庆互相勾结，在当地声势煊赫，宴会时座次都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
用周守备的话说：“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位，何消泛讲。”
小说还写了一个叫黄太尉的钦差大臣，在他路经山东时，可称之为八面威风，以山东的巡按、巡抚为首的一省高官全都围着他“颠倒奉行”。
至于太监出身的童太尉，不仅自己被“加封王爵”而且“子孙皆服蟒腰玉”，真是“何所不至”。
小说在写到内府匠作何太监，因内工完毕，被皇上恩典，将侄男何永寿升授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分在山东提刑所与西门庆成为同僚。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这架封建的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唯有权势、人情、金钱成了它运转的润滑剂。
比如山东巡按宋乔年，因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的接济，差满时举劾地方官员，要西门庆推荐人，西门庆乘机立即推举了送过他二百两银子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镗。
而宋巡按立即上本竟称荆都监“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儒将”，说西门庆这位大舅子是“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人们看了这样的文字，大致可以清楚明代的吏制已经腐败到什么地步了。
通常说，晚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处于这一时代的剥削者，除了依靠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以外，也会千方百计地剥削农民。这时传统的实物地租减少了，货币地租却在逐渐发展。
《金瓶梅》虽然没有正面地描写这个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但它在描绘丰富的市民生活时却也涉及这个方面的问题。
比如小说第三十回写到西门庆家坟地隔壁赵寡妇家，庄子连地要卖，价钱三百两银子，但西门庆只给她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强买了；到了第三十五回又说到没落贵族向皇亲家“向五被人告争土地，告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一事。
这些虽然在小说中只是一笔带过，但还是把权豪势要“逼取民田”勾画了一幅清晰的面影。
这里我们要着重谈的倒是明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为什么政治的腐朽现象竟推演成为一种文化思潮。
《说不尽的<金瓶梅>》
《金瓶梅》所着重写的是明世宗嘉靖以降的社会现实。而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恰恰是明代文化思潮变易和转捩的前奏。
明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个沉迷于方术的皇帝，在四十五年的统治中有三十年是在斋醮中度过的。斋醮的目的就是为了求长生不老。
当时的佞臣朱隆禧、盛端明、顾可学等纷纷以进“药”而获得世宗的宠幸。其实所谓的“药”也就是俗称的房中秘方。它与其说可以使使用者求得“长生”，不如说只是专供“秘戏”，以满足皇帝的荒淫的欲望。
可怕的是，房中术居然成了权力交换的一种公开的手段。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小庶僚谭纶因为向内阁首揆张居正献了房中秘方，竟然擢升为兵部大员，就连抗倭名将戚继光也从各地搜罗秘方献给张居正，以求其欢心。
而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氛围中的士大夫文人对于纵欲主义的认同。当下，研究晚明文化思想的学者就深刻地看到，纵欲主义是如何成了明代文人精神异化的最好的温床了。这些文人就是在这样的欲望的狂欢中竟然感到了堕落的快意！
《金瓶梅》固然不是专写士大夫文人的纵欲主义，而是写市民阶层及其世俗的享乐生活，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当时，实亦时尚”。于是有的学者就发现《金瓶梅》实在是明代文人的“写心”之作。
事实证明，《金瓶梅》横空出世，士大夫文人争相求索《金瓶梅》，以求一睹为快。这是一个太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颓废竟然如此交缠在一起。
一方面人们追求物质生活，而且中上层有了财富，但物质生活和消费社会却没有使人们的精神升华。
相反，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却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
《金瓶梅》通过对西门庆疯狂的性生活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堕落时代的不可救药。
我很难同意一种意见，即认为兰陵笑笑生对于纵欲主义采取了“欣赏”态度，作者在小说中津津乐道，“仿佛要读者和他一起欣赏”！
不错，这些露骨的性描写，确实有一些粗鄙和庸俗的表现形态，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零星”地看，《金瓶梅》何尝没揭示出这样一种人性弱点的事实呢？即：纵欲主义，毕竟是短暂的，欲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生命的满足，反而要以生命的毁灭作为代价。
于是有的研究者明快地说：《金瓶梅》是一部警世之作。陕西师大文学院王志武先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即论述了《金瓶梅》在写法上的先扬后抑，先写性自由的快感，后写性自由的后果。
快感到了极致，后果才会震撼人心，贪欲必自毙。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埋怨作者对性关系的细腻描写了。王先生的意见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而它对古老的社会作了一次最深刻的描写，就像在历史的新时代将要到来之前，给旧时代作了一个总的判决一样。
他诅咒了那些黑暗腐朽的事物，在他的心底必定有一个美的梦想。为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金瓶梅》不能算时代的奇闻，而是时代的缩影。
《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释：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8页。
②《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文艺论丛》第10辑第404页。
③ 何满子先生在《吴敬梓是对时代和对他自己的战胜者》一文中已提出过“曹雪芹更属于艺术家的气质；而吴敬梓，相对说来，更带有思想家的气质”。见何满子《文学呈臆编》，上海：三联书店1985年，第201页。
④ 参见《小说评论》1988年第6期，第87页。
⑤ 夏志清著，胡益民筹译《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
⑥ 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页。
⑦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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