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献中，凡是涉及到地方官考核就会出现“年终密考”这一词汇，或许很多读者对于年终密考的概念还不是太清楚，御史特整理资料，与各位分享。
明清两朝，朝廷对地方文官的考核办法主要是三年一次的“大计”。大计的实行十分严格，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制度。然而，任何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都必然会留下一些弊端。
大计之弊主要有二，一是三年一次时间太长，朝廷无法随时掌握官员的政绩和能力；二是大计主要是督抚考核，主观性很强，容易滋生政治腐败。
故而，从乾隆朝开始，便有了“年终密考”的新制度。
乾隆元年，乾隆给各省督抚明发了一道上谕：
“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各属员贤否事迹，各折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备朕用。”
这道上谕，可以理解为年终密考制度的起源，但真正形成定制则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也可以看出，年终密考的主要对象是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高级别官员，州县官并不列入考核对象。
年终密考是以每年为时间限制的，这就有利于皇帝掌控地方大员。既然是密考，就得体现出“密”的重要性。
皇帝对密考十分重视，稍有纰漏就会及时指出。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在上谕中就曾说：
“各省督抚每届年终，将该省司道等官切实出考，密封陈奏，朕亲加披览，即军机大臣亦不发给阅看，原所以慎重考核，严防泄露。”
既然年终密考如此之严密，那么这种皇帝与督抚之间的单线联系，能否保证封疆大吏向皇帝反映的情况属实呢？
事实上，出入很大。比如道光九年，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布里在年终密考中参奏云南布政使王楚堂“官声渐差，舆论不洽。”
道光是个细心的皇帝，他本人对王楚堂的印象也不错，总觉得督抚的考核可能存在隐瞒。于是，他暗中派人对到云南加以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与督抚考核完全相反。
阮元、伊布里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并被处于降一级、罚俸半年的处分。
再如光绪二十三年，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对思恩知府周天霖密考，但他们却给出了不同的考语。
总督称周天霖“廉明诚笃，处事谨慎。”而巡抚给出的考语是“声名平常，操守难言”。督抚各执一词，这让慈禧太后颇觉愤怒，她下旨让广东巡抚密查周天霖其人。不久，广东巡抚呈上奏折，说周天霖“廉谨有为，品能亲率。”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年终密考虽然有利于皇帝控制地方高级官员，但同时也很考验皇帝驾驭督抚的能力，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
年终密考作为地方大计考核的一种补充方式，弥补了大计例行公事的弊端，督抚向皇帝提供了地方大员的详细情况并给出甄别，正是由于年终密考的实施，地方大员的仕途前程被紧紧地握在了督抚的手里。
年终密考事关前程，地方大员就不敢得罪督抚，下级贿赂请托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会发生，进而扩大了地方陋规的盛行。
换句话说，地方大员在任何时候都得讨好督抚，否则就将面临被参的下场，且不分督抚贤明与否，下级贿赂成了官场上的潜规则。
比如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大旱，按察使张集馨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还不得不给上级奉送陋规，而此时的陕西巡抚正是林则徐。
林则徐是出了名的清官，张集馨也是少有的能吏，就算张集馨没有给他送银子，也未必会在年终密考上说他的坏话。可即便如此，林则徐也还是按官场旧例，收下张集馨的陋规银两。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督抚密考对于地方大员的仕途影响之大。
年终密考好坏对于官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同治二年，广东巡抚郭嵩焘向朝廷密奏，一口气考核了广东省15位高级官员。所幸，这15为官员事先都送过礼，他们的仕途也因此迎来了新的台阶。
次年三月，广东盐运使蒋志章升任四川按察使，布政使吴寿昌升为湖北巡抚，按察使李瀚章升为布政使，潮州知府李福泰升为道员，其他各员也多升迁。
从相关文献来看，凡是在年终密考中获得好评的官员，一般都会受到提拔，反之则要受到降级、调任甚至是革职的处罚。
年终密考的出台，使得知府以上的高级官员在大计考核中显得无足轻重，多为例行公事。
大计更多的是针对中下级官员，这也是我们研究文献的时候，往往发现“卓异”一类的头衔，往往都是州县官这一级别容易获得，当然，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也是州县官居多。因此，大计对地方大员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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