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贡体系下，朝鲜半岛的历代册封有哪些？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通常认为，古代中国与周边蛮夷和其他国家所建立的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是先秦时代中央与地方之间、天子与诸侯之间朝聘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先秦经典中的理想主义被施行并贯彻于中国对外关系始终，中原天子通过对四夷君长使行册封进而统治天下，四夷君长亦须向中原天子履行定期朝觐纳贡的义务与职责从而维持双方间的封贡关系。
在周边国家中，朝鲜是模范藩属国。其在中国主导下的封贡体系中及具典型性与代表性，故而探讨针对朝鲜的册封与朝贡行为，无疑将更有助于了解封贡体系的运行机制与实质内涵。
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朝贡制度，以“四夷”、“藩国”的称臣纳贡和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朝廷的册封赏赐为主要内涵，经过汉唐时期的发展，至明代臻于缜密完善，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羁糜”四夷、“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作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封贡体系自有其理论渊源与缜密的运作模式。
封贡体系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为古代中国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形式，直至近代方因西方国家的冲击而让位于条约体系。作为一项持久绵远的制度体系，其顽强的生命力源自于其所本的理论渊源。
今人在研究这一体系过程中，无不追溯至先秦的服事制度，从先秦诸贤的经典中找寻其雏形。透过对先秦经典的研读与今人研究的检视，笔者认为封贡体系脱胎于先秦的五服制，且受华夷观与大一统的影响，故而相伴于封建时代之始终。
西周初年，裂土分封诸国时实行的五服制成为周人对当时世界格局的认识以及界定彼我亲疏程度的凭据，长久以来支配着封贡体系的运行。先秦时期，人们依据地域文化的差异，将华夏与周边四夷进行明确的区分与界定。中原王朝在严守夷夏之防，防备周邻四夷侵扰的同时，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改造周邻四夷亦是中原王朝的重要任务，即“用夏变夷”。
通过不断的文化输入最终实现天下大同，而周天子影响所及亦被拓延得无远弗届。梁启超曾在其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提到“我国所谓夷夏，并无确定界线，无数蛮夷常陆续加入华夏范围内，以扩大民族之内容”，也正是基于这一认知做出的阐论。
周王朝一面严“夷夏之防”，一面则致力于“用夷变夏”，使得四夷各安其所并不断向中原靠拢，由此形成众星拱北辰的差序格局。是故，孔子在编《春秋》时秉持“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编纂原则正是对这一格局的折射。
西周分封诸国的服事制度为封贡体系所本，成为其划定地域亲疏的依据，而伴随在族群认同观念中的夷夏观念则成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重要凭证。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大一统”思想则将分封的对象扩展至周邻四夷，从而构建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新的天下秩序。由此观之，五服制、华夷观与大一统思想三者共同凝合于封贡体系之中，为该制度久久运作于传统中国提供理论依据。
封贡体系由宗主国的册封与藩属国的朝贡行为共同构成，宗藩双方在该体系下有效地开展政治互动、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在该体系之下，四夷君长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定期履行朝贡觐见的义务。频见于文献中的“来宾”、“来朝”、“来献”等词正反映这一制度的亘古与连绵。“册封”作为宗藩关系缔结的重要标志，是为封贡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原王朝通过行使册封诸侯的权利彰显其天下共主的宗主地位，而周邻四夷为融入该体系亦主动接受中原天子的册封，从而成为封贡体系中的一员。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最早提出“册封体制论”一说，西嶋将“周边国家的首领从中国王朝得到王和侯之爵号的事实命名为'册封’，将由于结成册封关系而形成的包括国际性文化传播在内的体制命名为'册封体制’。”
可见，该体系绝非藩属国的单向行为实乃双向互动使然，对此，陈尚胜亦有言“由于'册封’和'朝贡’两种活动的关联，才结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作为天下中心、文明渊薮的中原王朝，随着对外交往的拓延与对世界认知的加深，册封的对象亦从传统的诸侯王国与周邻四夷推及至域外诸国，封贡体系的覆盖范围由此被推广得无远弗届。中原天子因“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而专有行使册封这一权力。
周邻国家频频入华朝贡，除却现实中巨大的经济诱惑，中原王朝先进的典章制度和礼仪文化，被视为先进文明的标杆，吸引着周邻国家的入贡求封。职是之故，脱胎于先秦五服制与华夷观的封贡体系，通过中原天子册封周邻与藩属国家称臣纳贡的双向行为得以延续，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
中国同朝鲜半岛陆海相接，咫尺相望，两地区间的往来互动由来已久，不曾中断，其最早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早期的黑隅里遗址。随着历史车轮的缓步前行，朝鲜半岛上的历代政权相继被纳入到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之下，并随着该体系的发展不断调适，亦步亦趋，最终成为该体系支配下最为典型的朝贡国家。
秦末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为躲避战火，中原百姓四散逃亡，许多中原百姓也在此间逃往朝鲜半岛。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乱后，燕地骚乱，民众出逃，燕人卫满“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史籍中虽未明确指出汉朝册封卫氏朝鲜，但从先期中原百姓的涌入，不难推测秦汉之际，中国同朝鲜半岛的往来密切。而燕人卫满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后，同辽东太守为保边境安宁同卫满约为外臣，由此，汉朝地方政府已然同朝鲜半岛建立了政治联系。
从此后卫满之孙右渠因“未尝入见”并阻挠其他属国朝贡而被汉朝遣使诘责，从中不难看出至迟至汉武帝时，西汉中央政府已将朝鲜视为藩属国，并要求其履行亲朝入觐的义务。不难推测此间汉朝政府已同卫满朝鲜缔结了宗藩关系，卫氏朝鲜已被纳入到由汉王朝主导的封贡体系之中。
西汉末年，群雄割据，汉王朝在东北的管控力度收缩，致使朝鲜半岛逐渐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此间，新罗以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为中心向四周发起兼并战争。532～562年，新罗统一了弁、辰韩人的所有部落。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春，高句丽、新罗、西南夷皆遣使入贡于秦”。此为新罗最早朝贡中国的记录。
此后新罗频频入华朝贡，中国正史亦将新罗正式立传。而中国册封新罗较之新罗朝贡则显得滞后，直至公元565年，北齐武成帝方正式册封新罗真兴王为“领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至此，新罗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册封-朝贡关系方才正式确立。
降至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盛况进一步吸引新罗加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尤其是唐高宗之后，由于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两国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几乎历任新罗国王均受到唐王朝的册封。位于朝鲜半岛西南地区的百济政权，由早前三韩部落中的马韩部落发展而来。
因百济政权同东汉带方郡毗邻，加之百济王室曾与带方郡长官公孙氏结有姻亲关系。故而“得到带方郡的协助，百济遂强盛起来。”并于古尔王二十七年（260）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体制，此后，马韩各部落逐渐统一于百济。同年，简文帝封百济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乐浪太守”。相较于朝鲜三国时代的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国祚不长，然自其交通中国伊始，其历任国王几乎都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并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
总的来说，正如韩昇教授指出“尽管东晋刘宋时代百济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如高句丽，但其与中国的关系不易为时局所左右，尤能持久与密切。尤其在国际局势变动之时，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就显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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