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开始于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府地处云、贵、川三省相连的乌蒙山区腹地，是云南通向川黔两省的交通要道。昭通府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商旅云集。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昭通地方官吏为推行清政府制定的民族压迫政策，制造了严重的民族隔阂，致使回汉两族人民互相残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
从咸丰六年持续到九年，昭通遍地都是“田野不辟，米粮罄尽，人民乏食”的惨像，导致商旅裹足，农民流离失所，城镇手工业者破产。一些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计。李永和、蓝朝鼎等人，正是在这状况下离开家乡昭通，躲避战乱。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加上清政府挑起的民族隔阂，使滇东北农业手工业走向破产，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清怒火熊熊燃起。李永和、蓝朝鼎于是揭竿而起，起义抗清。
咸丰九年九月八日，李永和从昭通出发进攻大关县城，与蓝朝鼎汇合在大关县的牛皮寨，宣布起义。他们一律割掉长辫，故而有许多人称李永和为“李短搭搭”。他们自称为“顺天军”，举顺天旗，并推举李永和为“顺天王”，正式发动起义。不久后，李蓝义军决定从大关县向四川进军，首要目标便是私设卡、草菅人命的叙州府。九月初八至十一日，义军一鼓作气攻下了筠连、高县、庆符三县，庆符知县武来雨战死。
李蓝义军一呼百应，队伍迅速发展至数千人，直指叙州府城。当义军在六天内以极快的速度拿下四川的几座县城时，当地官员还做着安稳祥和的春秋梦，丝毫不知一场燎原之势的起义即将来临。庆符知县武来雨于九日听闻筠连失陷后，便已向叙州知府英汇求援，请求迅速派兵阻挡义军北上。而此时的英汇正在叙州城外真武山饮酒，接到求救文书认为并无大事，并在文书上回复了“无事张皇”四个大字，将文书退了回去。
等到庆符陷落后，起义军在叙州城外围歼清军赵三元部数百人，控制了叙州外围各军事要点，将府城与犍为、成都的水陆交通切断后，英汇才觉得大事不妙，向署四川总督有凤求援。此外，四川深处内陆，久无战事，绿营清军营伍事宜疲敝已久，纪律松弛，赌博酗酒习气严重，军队战斗力较弱，同刚起事的义军作战，清军部队不是畏缩不前，就是闻风溃逃，无法阻挡义军的前进。唐炯时任南溪知县，南溪居叙州府下游，两百年未起过战事，故而枪炮、弹药、刀械等武器城内都无储备。
十一日听闻战报后，唐炯决意守城，并向城中百姓宣誓“吾职守土，举家在此，与城共存亡”，便开始部署守城的准备工作。首先将城中青壮男丁分为五保，每保训练丁壮百人，白天操习击刺，夜晚巡逻街道，稽查奸细。其次，令城中老弱分班在城中各门守卫，以防匪徒夜间从城外偷袭。按照此法严密防守至十月二十八日，南溪得以无事，但叙州仍未解围。
此时李蓝义军已占领城西二十余里的柏树溪，并兵分两路，一路由卯德兴、李永和等沿着叙州城外真武山、翠屏山攻占南岸坝、西郊。而蓝朝鼎一路沿金沙江北渡，攻占江北制高点——吊黄楼，吊黄楼处于岷江和金沙江的汇合口北岸，可同时拦截重庆、泸州上溯船只以及顺岷江而下的成都援军，与卯、李配合形成了对叙州府城的三面包围。面对此情形，唐炯决定前往叙州增援，城中绅耆阻止道：“贼以公青天，不犯公境，公胡与之斗？”
此话是由于义军放走了在走马街贸易的南溪百姓，并声称“归唐青天，渠是好官，我不犯渠境一草一木”，所以“唐青天”名号因此传开。但唐炯仍坚持道：父老子弟登已四十八矣，劳苦甚。叙围不解，守至何日？且吊黄楼距我边境不过五十里，此路无兵。若贼乘虚入，全境糜烂，毋信贼甘言堕其术中。诸君幸爱我，然我不可不一往。于是唐炯于十月二十八日，带丁勇八百人前往吊黄楼增援。此时叙州又是怎样的情形呢？九月二十三日，提督万福、臬司蒋征蒲调兵四千五百名前往叙州助战，总归万福调遣。
清廷严饬万福“毋令该匪阑入叙州府城”，然而万福却因畏惧义军的猛烈攻势，将所调兵勇驻扎在叙州城外的苏坡溪，不敢前进。有凤大怒，立即上奏弹劾万福。十月二十四日，清军令万福、马天贵、参将高克蹇等为主力军，由中路直捣吊黄楼；重庆镇总兵护两厂，保证盐厂在清方；参将明耀光、舒洪元镇守犍为，扼从叙州北上成都之路；命唐炯率各地团练，配合马天贵行动。
结果，此役清军惨败，马天贵、高克蹇两位将领被当场击毙，其他大员多不敢逼近敌方营垒，撤退数里，仅唐炯一军及永宁道使陈枚所调南岸团勇尚能作战。有凤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面命马天贵等进军，一面想出了一个能最快平息战火的办法——贿和。于是派遣唐炯以提督、按察使的名义赶赴李蓝营中，用十万两银“贿和”，诱使李蓝退兵。
十一月十二日，唐炯奉命独自到达李蓝义军营进行谈判，向义军提出以十万两换他们退出四川，而李蓝提出的条件却是四十万两银以补偿烟款，并且交出叙州府都司徐璋、知府英汇、宜宾知县汪觐光三人人头。朝廷官员的性命有凤自然不敢轻易交出，贿和之事未能谈妥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唐炯虽单骑赴贼营主持贿和，却并不赞成贿和之策。他认为有两个方案可解叙州围，其一是采取坚壁之法，“聚贼真武山孤绝地，我上下游各军皆进，壁吊黄楼、陕西馆、走马街城内外，声势联络，纵贼反复，我但坚壁勿战，不出十日，贼将饥溃，因而击之，可尽殄也”。其二是采取招抚政策，在义军营中谈判时他便利用自己在民间的威信，劝抚义军，“明当遣船来渡汝等过真武山，三日后呈缴名册，愿从军者，随吾赴酉阳剿敎匪，不愿者资遣归业”。谈判时蓝朝鼎其实已经接受唐炯提出的招抚之策，不料永宁道陈枚和总兵皂升嫉妒唐炯将独占抚贼功劳，对招抚之策表示反对，故而无法实施。
招抚之策失败后，唐炯愤然道，“不过三日，贼必窜上游，诸军必纵之，五通厂自流井推水负盐无业亡命之徒以数十万计。贼得至彼，纠合胁从，蜀事卒难收拾矣”。事实也如唐炯所料，十五日，蓝朝鼎部便沿吊黄楼一路向北，目标则是和清方争夺犍为、自贡两大盐厂，控制其在四川的财政来源。此役唐炯的军事才能和谋略已初显现，无奈他此时官职太低，即使将清军怯懦畏战的习气和省城大员们腐朽的官场作风都看在眼里，却也无力扭转战局。
咸丰九年十二月，起义军因叙府久攻不克，决定从叙州撤兵，将犍乐、自贡盐场完全占领。诸多盐工和农民的加入，使义军总人数扩大到十余万人。因丢失两大盐场责任重大，署四川总督曾望颜和有凤因畏惧清廷责罚，上奏相互弹劾对方，并且省内官员大多没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战事，一时间都慌了阵脚。此时李蓝义军做出战略部署，李永和与何崇政、卯德兴率众围攻眉州，另一路的蓝朝鼎、谢大德等主力军定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围攻绵州，进而从南北两路打开通往成都的门户，夺取成都。
时唐炯因在两井、犍为、井研等处围攻义军屡次获胜，奉旨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并加赏知府衔。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因绵州为省城北门要隘，曾望颜又知唐炯善兵法，于是命唐炯为署绵州直隶州知州，属意唐炯驻守川北门户。此时清廷经过多次更换大员的商议后，命骆秉章督办川省军务。骆秉章入川后，首先面临的一场大战便是至关重要的绵州之役。在平乱过程中，唐炯也看到了清军内部的分崩离析和相互倾轧，这大大削弱了官军的战斗力量。绵州位于成都东北方向，州城居平地，四面皆江，东北有涪江，南临安昌河，唯西门无水，仅一条旱道——古道驿可以通行。
绵州是成都东北方向的屏障，是当时清朝中央唯一能同四川联系的孔道和咽喉，战略地位至为重要，必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蓝朝鼎部的策略是北据剑阁、广元，夺下四川北路重镇绵州，令成都无险可恃。正月初一日，唐炯升任绵州署知州，他一到绵州，便按视防剿公局条约，开始巡查城防、城中军械，“城垣壕堑都坚好，枪炮火勘铅弹具足，练勇二百人甚健整”，并遣人赴黔，募黔西、大定子弟五百人，作为绵州城中守备力量。此时蓝朝鼎军距离州城仅一百三十余里左右，声言攻取绵州城过年。
城中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唐炯对官绅们说，“诸君兵营甚善，然所恃者人心。人心固，贼能何为？”二月下旬，蓝朝鼎围攻潼川后，唐炯便决定先发制人。先是派遣州判颜佐才扎绵州东南的丰谷井、月亮崖作为接应，命南乡团在南山扎营为城中声援，唐炯则亲率播勇（贵州遵义兵）千余同各乡团勇于三台的福源寺扎营堵御，截击蓝朝鼎之军，护住潼、绵之间的道路。期间唐炯屡次请求提督占泰从绵州西南方的中江进，与他合围便可堵住敌方去绵州之路，然而“各路却迁延不进”。
不料三月二十日，蓝朝鼎部直趋福源寺，并且纠合沿途民众甚多，各团团首冒死抵御，皆无法抵挡蓝朝鼎军进攻之势。唐炯明白此时的兵力无法与蓝军抗衡，立即下令撤月亮崖、南山之营回城。当时，攻城的蓝朝鼎部人数多达十万余人，如果选择正面交战，城内清军和团练人数都不多，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但绵州城的优势在于城垣坚固，东面紧靠涪江，其余三面为水，易守难攻，且城内储粮甚多。
根据这一特点，唐炯认为为今之计，只能采取“闭城门，凭险固守，静以待援”的方针。于是唐炯下令布署守城事宜：首先，将城外民舍全部拆毁焚烧，关闭城中三处大门，留西、北二门，容附近乡民搬入避难。第二，清理城内户口，按上户家十人、中户家五人、下户家二人的标准，各执器械，上城守垛。城上添筑炮台，兼搭城棚，避燥湿，所置炮位旗帜及诸堵御具，运上城安置。
一垛由二人防守，按时轮班换替。第三，派遣五门城楼的主守官，各司其职，北门有前代理州沈芝林、重庆营保举都司李元龙；小西门有署绵州营都司孙廷槐；大西门有候补知县郭瑛、孙基；东门有署绵州营总刘光斗、外委郭定川；南门为蓝军来攻的必经之路，由唐炯守。
三月二十五日，蓝朝鼎率领主力军抵达绵州城外，将各路精锐驻扎在绵州四面，唐炯率领士兵们誓死抵御，指挥团练挖壕防御，义军至，被大炮轰退，加之绵州城墙高而坚固，义军无炮，久攻不下便退去，决定先清扫外围。三月底至四月初二，义军转移目标先后攻下彰明、江油等多座城池，抢夺银钱财货、粮米枪炮，买数舟送往绵州。四月十五日黎明，蓝朝鼎水军发动攻势，过江偷袭清军，抢夺炮船。
清军猝不及防，弃船上岸，城中一片哗然，唐炯为安定人心，张贴告示：“炮船非能拒贼，不过挫贼彰、江暴戾势，使不敢蔑视我耳。已经遣颜州判回黔募劲勇赴援，奚惧焉”。此外，唐炯还利用狗群参加战斗。原来城中不少乡户逃难后，家中饲养的狗无处可归，都在道路两旁流浪，唐炯便将全城的狗集中于壕外，入夜来往安昌河边巡逻，一旦敌军夜晚出现，众犬皆吠，城上士兵便向犬吠方向施炮，也击毙不少人，还取名为“狗队”。
古代有象车参加战斗的记录，有田单用牛所摆的火牛阵，但从未听闻有狗参与战斗之事，真可谓是别出心裁的办法。也可看出唐炯为了守城是绞尽脑汁，他就这样带领城中军民坚持了四个月，艰难等待援军的到来。六月二十日，四川提督占泰知绵州被围，增援途中与蓝朝鼎部在东岳庙交战，却因奸细混入了队伍的滇勇中，“佯败，挤提督坠马，为贼而所擒”，占泰因此阵亡。
唐炯请求署理四川总督崇实多派援军赴绵，结果前来支援绵州的军队只有唐友耕一军万余人，其奉崇实的旨意从潼川援绵，却又因惧怕重蹈占泰覆辙，所以也是“闭垒不敢出战”。颜佐才率已募黔勇来援，到永兴场便被蓝朝鼎军重重隔断，无法抵达城外。省内福济与署川督崇实内斗，相互弹劾，于战事并无益处。唐炯孤立无援，惟有婴城固守。但城内情况也已经不容乐观，“日久民疲，加以疾疫大作，死亡相继，铅药薪油渐次支绌”，援军再不赶到，绵州将彻底失守。
骆秉章接到入川旨意后，迟至咸丰十一年三月才督率湘军九千人从长沙出发，经水路入蜀。四月初十日，骆秉章行抵夔州，十七日抵万县，沿途接见各府县官绅士民，咨探军情。骆秉章充分了解情况后，认为李永和、蓝朝鼎义军具有“其党多而不整，其计狡而不悍，其情合而不固”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决定了李蓝军队不会像太平军那样坚悍难制。然而骆秉章认为要想平定起义，难点也有三：一则散而不聚，义军人数多且分布广，无定点聚集，官军攻剿一处只能斩获少数。
一则剽而不留，义军只会掳掠钱粮，不会占领城池，这样他们掳掠城中少数钱粮后可以迅速转移，等到官军带着大批安营扎寨物资赶到后，早已不知所踪。一则伏而不出，嘉庆年间，川省办理教匪实行坚壁清野之策，民间所修的碉堡往往义军占据，掠夺粮食后便遁入层峦叠嶂之中长期据守，官军很难发现其住所。
唐炯得知骆秉章将入蜀的消息后，用蜡丸多次向骆秉章上书密陈军情。他认为要平蜀乱，必须“调集诸军先解绵围，以收聚歼之功；然后鼓行而南，以成破竹之势”，这也是清军平定李蓝起义的作战方针。唐炯还将蓝朝鼎军在绵州城外布防状况都写信告知：蓝逆精锐悉萃于绵州南门外之东岳庙、塔子山、榜山等处，营垒密布，而西门外之西山观、北门外之龟山、桑林坝，东门外之云屏山，贼垒参差，周遭环绕。
此时刘蓉尚在骆秉章幕府，得此密书大喜，随后刘蓉又追问唐炯有何进兵方略，唐炯回复“请以湘果营自黄鹿镇进，果毅营、护军营自丰谷井进，唐友耕、颜佐才自扁堆进，克期内外夹击”，他的策略是只有多个方向同时布防，才能“合围会剿”，将绵州城外四散的营垒各个击破。骆秉章采纳了唐炯的进军计划，决定进驻潼川，并令各军于八月初一日按此部署分别进攻，聚歼城外蓝朝鼎部。而此时的绵州城已被围困近四个月。
八月一日，骆秉章下令发动总攻。乡民在城内远远望见对面南山原本插满白旗，不一会红旗便取而代之，又见义军军营的方向火光四起，义军的叫喊声响彻山间。见此声势，城中人都以为是颜佐才率援军赶到了，唐炯派人探查，才知是骆秉章的军队已到达绵州城外。
根据唐炯所陈当地情况和进兵建议，骆秉章当日对现有兵力做出了如下部署：令湘果左军总兵胡中和、萧庆高、何胜必率由中江黄鹿镇进捣东岳庙；副将唐友耕由石桥铺进击其左，副将彭太和由桑林坝击其右；塔子山垒，则派护军营候选知县刘德谦率所部一千六百人进剿；西山观一路，则檄颜佐才率所募黔勇三千人由新店子进剿，唐炯则打开州城南门配合城外各部夹击西山观。从兵力分布可以看出，骆秉章针对蓝朝鼎部重兵在城南的情况，将主要兵力湘果营也部署在城南，攻击目标是东岳庙、塔子山、榜山。
初一日的合攻得较大的胜利，“果毅、护军、湘果各营以少击众，踏破贼营三十余座，杀毙、烧毙、溺毙之贼以三万计”，使绵州城东、南、北三面解围。激战几天后，蓝朝鼎部也损失惨重，决定集中兵力，自毁东岳庙垒，移驻西山观；蓝朝柱亦自焚龟山、桑林坝垒，移踞青衣坝一带。这一战略转移殊不知正中了唐炯“欲尽数逼至西山，得一鼓聚歼”的意图。
唐炯认为此战关键点在于尽快突破西山观，又向骆秉章上书：黄鹿镇、丰谷井距贼皆三十余里，诸军到来，力已疲，宜饬逼贼而垒，以便更番休息，战日宜饬颜佐才趋龙门坝攻其右，湘果营唐友耕出西山观后攻其左，果毅护军当其前，贼倘死拒，正可聚歼；如其兔脱，宜饬诸军即日分道邀截，使不得喘息，亦必尽歼于安绵之间。骆秉章采纳唐炯的提议，于十三日调整队伍，主攻西山观。为了让清军顺利渡过西南河，唐炯又下令用数块大木板在西南河搭建十三道浮桥。义军欲拆毁浮桥，与清军激战，未能得手，便马上撤退。
十四日黎明，清军合议以湘果营三军合建中营，“由扁堆山分三路绕西山观后，据上游击其背；以护军营合黔勇，由右路循涪江支河直上，以遏青衣坝；果毅营由中路赴沈家嘴，以当其前。”清方一面又使用火攻，将义军七十余座营垒攻破，占领西山观。骆秉章调集的湘、黔、川、陕、甘各省军队近二十余万来绵作战，义军未能抵挡清军置于西山观后侧的湘果营，以致腹背受敌。加上清军多使用惯用招数——火攻，使得义军军营大乱，首尾不能相顾，不少营垒陷于火海，绵州之役李蓝义军彻底失败。
围攻绵州失败后，蓝朝鼎下令全军由南北两路撤退，“南路义军突围走绵竹、什邡、彭县；北路向魏城驿、梓潼而去”，彻底失去争夺绵州城的机会。对于李蓝义军来说，这是入川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败绩，损失惨重，自此图川计划也付诸东流。未能攻下绵州，即使李永和部仍盘踞于眉州，也再难掀起席卷全川的破浪。绵州战役可以说是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由盛而衰的里程碑，此后的战斗义军由攻势变为守势。
镇压李蓝起义的经历使唐炯在四川官场崭露头角，“唐青天”的名号自此也传遍全省。这时期的唐炯虽然战事经验尚且不足，但他积极与总督骆秉章、刘蓉交流军事战略思想，骆秉章的调配密切配合，对战局和军事部署有自己的看法，表现出了一个将领具有的谋略和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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