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让自己戴上项圈，因为他明白，握住链子末端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社会本身。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1971—）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问世。作者将“资本”这个人们似乎早已熟知的话题，在新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解析，引发了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不同的意识形态群体的关注、解读和争论。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现象，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并论证了其深层原因及其后果，即财富主要来源于资本收入的富人和依赖劳动收入的民众的贫富的差别持续拉大。所以，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缓和，而且呈现加剧趋势，进而否定了所谓经济增长可以缓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的“库兹涅茨曲线”。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自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与科技的日益紧密结合，导致了科技资本和科技资本主义的形成。科技资本主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
如果以工业革命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大约250年的时间中，资本主义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既有相互联系又有显著特征的3个发展阶段：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
其背后就是“资本”存在形态的演变，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科技资本。
第一，产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时间跨度从18世纪6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进入“电气时代”，长达一个半世纪。产业革命起始于蒸汽机的发明，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传统依赖，推动了铁、钢和煤等产业部门的形成。但是，真正的产业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集中在19世纪后30年至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这40年间，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且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在整个产业资本主义发生和成长过程中，产业资本主要投入工业、农业、建筑业、采矿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以及交通运输业和某些特定服务业。总的来讲，产业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能源、材料和加工工业等部门构成的实体经济形态。
第二，金融革命和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时间跨度从19世纪70年代，延续到21世纪初，前后约140年。金融资本主义经历了孕育、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生息资本和银行资本高速膨胀，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的时期。第二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割裂美元和黄金的关系，金融资本日益成为独立于产业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伴随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金融市场的成熟，各种新型金融工具的发明和实践，最终形成了完备的金融产业体系，金融产业构成了产业结构中最为主要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金融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集中在20世纪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运作金融资本的投资银行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
第三，科技革命和科技资本。科技资本主义，起始于“二战”之后，自1970年代开始加速，持续到现在。判断其是否进入黄金时期，为时过早。20世纪中期开始，美国的一些大型公司，如Bell、IBM、RCA，还有诸如NASA这样的国家机构，先后成立了实施研发的研究机构，拉开了科技资本主义的序幕。之后，以计算机和半导体为先导，互联网紧随其后的ICT革命全面兴起，进而引发了信息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在这三四十年内，科技革命引发了科技资本的形成和膨胀，推动了科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当下，科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数字经济代表的科技产业正在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贡献者。
当然，上述资本主义经历的3个阶段，以及3种资本形态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动和并存的关系，见图4.1。
图4.1 资本主义3个阶段及3种资本形态的关系
从图4.1可以看出，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都呈现过从低点到高点，再回落的过程，只是科技资本考察的时间长度不够，现在依然处于向高点攀升时期。
在经济学领域，对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和货币主义。
第一，马克思《资本论》。《资本论》第一卷所讨论的是产业资本，以及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并给予劳动价值理论，提出和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各生产部门资本的相互联系。《资本论》第三卷分析的是资本运动总过程，涉及生息资本、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和利息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的信用、银行和货币流通。“资本之所以表现为商品，并非代表资本就是商品，这是因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即为实业家投资到实业上所产生的收入，而资本的利润本来应为纯粹地投入市场实业中所产生的利润，而现在是资本投入另一个实业家的投资中，所再产生的利润，此利润就需要分割出一部分为利息，还给借贷的资本家。”《资本论》三卷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867年、1885年和1894年，正是典型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所关注的是产业形态的资本。
第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金融资本》。该书出版于1910年。1910年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比较，有明显变化：其一，资本生产方式越来越集中；其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自由资本主义全面迈向垄断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金融资本》是除《资本论》之外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1870—1924）都承认：“虽然希法亭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就是《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做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在21世纪的视角下，《金融资本》的历史地位在于修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在特定条件下的纸币可以具有价值。书中写道，“纸币的价值应当是不必求助于金属货币就能得出的”“纸币这种本身没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了一种社会职能，即流通，从而获得了价值”。历史证明，信用货币的实际作用和希法亭在1910年所预见的完全一致。此外，《金融资本》强调了工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
第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写于1916年。列宁在此书中揭示了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的关系，由于货币资本大量积聚在少数国家，资本输出的增长导致少数富国变成食利国。列宁定义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产生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
第四，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该书出版于1936年，提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在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前提下，第一次提出“货币需求”概念，并分解为基于所谓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的3类货币需求。《通论》的核心思想是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将货币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且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形态进行考察，解析广义的货币供给量，比较利息、债券利息、存款利息的关系，推导出货币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影响宏观经济的不同模式。
第五，熊彼特“创新理论”。作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1911）、《经济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等著作中。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与生产体系相融合，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形成“创造性破坏”，推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所谓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包括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都源于创新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特性。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最为主要的自变量。历史证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揭示的正是“科技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
第六，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在他的《最优货币数量及其他文集》《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评价》等著作中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主张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紧密而稳定的联结关系，将通货膨胀归纳于货币现象，而是他将货币问题作为讨论宏观经济的制度性前提，他认为货币必然具有强烈的内生性，是经济体系内部的多种因素决定了货币供给量，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实际利率和产出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调整和改变。
总的来讲，从马克思，经希法亭到列宁，他们关于资本的视野发生了一种迁移，从关注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转移到关注银行资本、金融资本，以及与产业资本结合对资本主义发展或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影响。凯恩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囿于实体经济的框架，货币金融开始被认知为独立于传统实体经济的经济形态，货币经济成为解析宏观经济的环境和前提，科技创新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演变的背后是产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交互作用的结果。
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加以“微观”比较，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资本的来源和构成比较。产业革命和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和资本原始积累，甚至与贩卖奴隶，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1845年，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述的就是英国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从来到这个世界，它的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与源于原始资本积累的产业资本比较，从银行资本到广义金融资本，其来源与构成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至于科技资本的构成，包括科技企业积累、资本市场、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政府与大学的科技基金。总之，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到科技资本，存在着一个蜕变的过程。
第二，资本的生产要素的比较。在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这样的演变过程中，生产要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产业资本时代，生产要素就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到了金融资本时代和科技资本时代，信息，特别是所谓的“大数据”，和知识，构成生产要素。
第三，资本的投资方式和回报期比较。传统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方式就是利润，回收期相对短，回报率容易计算。金融资本的回报方式是利息，长期债券的偿还期限在10年以上，股市的回报率从来都是波动的。科技资本的回报方式、收回周期和回报率更加复杂化，难以精确化。例如，马斯克从来不会承诺也不可能承诺他的投资的回报期和回报率。
第四，资本的成本和风险比较。产业资本的成本结构稳定，风险预期范围确定。从金融资本到科技资本，成本结构发生改变，成本控制难度增加，风险系统化。特别是相较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的规模极度放大。适用于投资对象相对稳定的实体经济的“可行性研究”，很难适用于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
第五，资本的主体比较。产业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体是工厂主和企业家，是产业工人，还有产业协会和工会；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主体是银行家、金融家、资本市场专业交易员、基金经理，还有银行和股市的散户；科技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主体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
第六，资本的经济组织形式比较。产业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工厂、企业、公司和平台。金融资本主义则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各类保险和基金机构。科技资本主义，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代表性的经济组织形式是科技公司支持的平台。硅谷是一个研发的网络体系，代表的是科技产业集群模式。
第七，资本的对应市场比较。产业资本对应的是一个物质产品为主体的或者某些服务为产品的市场，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程度。金融资本则是针对不同金融产品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金融市场存在其不同于实体经济市场的规则与机制。对于科技资本所对应的市场，不仅不同于实体经济市场，也区别于金融市场，科技创新，或者说科技供给，决定市场。
第八，资本的“边际效用”比较。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发生了“边际革命”， 边际分析的广泛使用是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包括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边际消费倾向等概念、方法和理论。但是，适用于传统产业经济的边际效用理论，对于金融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全方位失效。例如，实体经济所存在的边际效应在一个拐点上开始下降甚至趋零的情况，在大部分的科技行为中是不存在的。
做一个概括，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已经没有可能解释和概括金融资本时代，特别是科技资本时代的经济行为。
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科技资本加以“宏观”比较，至少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出版。该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若干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其中，在“走向成熟阶段”，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大众消费阶段”，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对工业革命时代、实体经济时代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其理论框架已经不再适应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
第二，经济周期的比较。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周期就是商业周期，属于短周期，一般在4年左右，周期所包括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阶段界限清晰。但是，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以及科技资本主导的时代，经济周期延长，基钦周期代表的4年典型商业周期过短，需要诉诸库兹涅茨周期，甚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当经济周期延长时，经济周期阶段不可避免地模糊化。回顾科学技术的发展，从ICT革命到现在，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今才能对这个周期开始做分析。
第三，经济危机的比较。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1873年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具有典型意义，两次危机都属于生产过剩危机，都是全球性危机。只是1873年的经济危机重创的不再是轻工业，而是重工业，危机引发钢材、汽油、石油、制造业的生产大规模萎缩；1929年的经济危机源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从实体经济产业链危机传导到全球性股市危机。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属于与传统实体经济相对分离的金融领域危机，进而波及实体经济和民众生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金融资本的黄金时代的终结，但是，这场危机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和伤害，却明显低于人们原本的预期。
第四，垄断模式的比较。产业资本时代的基本垄断模式是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到了金融资本历史阶段，典型的垄断模式是康采恩，实现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而且金融资本处于主导低位。在科技资本主义时期，垄断模式则是混合联合经济体（conglomerate），这是人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一种垄断形态，有助于实现自然垄断、资源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的融合和一体化。
第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比较。在产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时期，实施的是利伯维尔场经济制度。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稳定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趋于强化。但是，在科技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意志影响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需要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政府作用会显著和持续提高，政府对于科技的监督、管理、治理将不断加强。所以，政府的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至关紧要。现在全球前所未有的科技竞争的背后是国家资源的竞争。
第六，通货膨胀模式的比较。在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只要货币供给量增大，就会直接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进而剧烈地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过去20年中，货币供给持续膨胀，甚至实行不断放大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基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因为，大量货币涌进了资产领域，推高了资产价格。之后，科技领域成为吸纳货币的最大黑洞，推高了科技产品价格。所以，现在贫富差别的扩大，是因为拥有资产的人群和控制科技资源的人群，成为新的受益者。也就是说，现在的贫富差别已经不再是传统理解的社会收入的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
第七，货币环境的比较。工业资本时代，基本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或者是金银复本位制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金融资本扩张，基本货币金融环境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货币制度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现在，科技资本主义的货币环境正在急剧改变，已经可以清楚地预见到，数字货币正在全面改变货币环境。
第八，全球化形态的比较。全球化的历史包括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冷战之后的全球化是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因为金融资本的天性是要求全球流动的自由。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科技贸易日益重要。主要国家之间的基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服务贸易的失衡，构成了新型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已经超越了传统贸易入超和出超的矛盾。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例如“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思想已经不足以解释和判断科技全球化所产生的摩擦对未来的影响和最终后果。
如果科技资本主义，从ICT革命算起，也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现在，科技革命已经远远超越ICT范围，算力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材料革命、生命科学革命，构成了交叉性科技革命，对经济和社会，甚至人类本身，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和改变。
第一，科技资本主义和未来经济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科技革命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为经济体系注入急剧增多的变量，使之成为自我创建和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不断强化复杂性和不确定程度。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比较理性的预期和经济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
第二，科技资本主义和时空改变。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向宇宙空间扩张的同时，因为纳米技术和电子显微镜而进入以纳米为单位的量子结构、基因结构。与此同时，时间存在的发生也相应改变。
第三，科技资本主义及其特有规律。传统实体经济存在其经济规律，均衡理论就是经济规律的一种解释；货币金融经济也存在其特定规律，例如货币数量理论；科技资本主导的经济越来越受制于科技自身的规律，例如半导体和芯片开发的“摩尔定律”，还有关于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的“梅特卡夫定律”。现在，人类经济活动同时接受来自传统经济规律、货币金融规律，以及科技规律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科技规律的影响呈现增强的趋势。
第四，科技资本主义和“科技博弈”主体，以及全球“科技秩序”。科技资本主义产生了特定的“博弈主体”：其一是科技本身，科技的主体可以人格化，也可以非人格化；其二是科技公司；其三是政府；其四是科技最终的使用者。在科技博弈过程中，不存在任何主体可以控制科技资本主义的演变。相对而言，科技本身的权重是明显的。例如，前面所说的“摩尔定律”具有显而易见的强制性，强制资本和各类资源的投入。人类可以解决如何控制核扩散，但是却没有办法在芯片演进过程中放慢竞争。所以全球“科技秩序”远比“经济秩序”“金融秩序”，甚至地缘政治更为复杂。
第五，科技资本主义和新“二元经济”，新的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造就了新的二元经济，即传统的物质生产为一元，高科技和硬科技，特别是数字经济为另一元的经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进入新二元经济，冲击和改变了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内涵。因为新二元经济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例如“数字鸿沟”“数字生存”。如果说机器大工业产生了无产阶级，那么现在的科技资本主义，会加剧传统产业就业人口的大幅度和持续性减少，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产生庞大的“无用人口”，导致“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复活。
第六，科技资本主义和法律规范，以及治理方式的改变。科技革命，推动和催化了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数字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例如，因为数字经济，一切社会和经济活动“比特”化，于是就有了“一切就是计算，代码即法律”的新规则。区块链就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技术。所以，传统的法律体系都需要调整，社会治理实现从人治到法治，进而法治和技术治理的融合。
第七，科技资本主义和“大转型”。1944年，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出版。书中提出，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根源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市场与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西方文明唯有诉诸世界战争不可的地步，所以需要批判和反思利伯维尔场经济。科技革命正在彻底改变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推动世界从经济主导科技到科技主导经济的“大转型”，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部门的均衡发展，建立共享经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缓和社会不平等。
第八，科技资本主义和科技“奇点”。进入21世纪，全球科技革命进入叠加爆炸的历史新阶段，科技前沿不断改变，显现逼近“奇点”的趋势。科技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已经开始挑战人类对科技控制的边界。例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量子科技的发展和演变正在一次次地改变人们的预期。不仅如此，科技革命还将改变人类本身，涉及科技道德、科技伦理，人类已经面临如何和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强化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削弱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影响人类文化的演变和文明史。
资本主义经历了250年以上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产业资本主导，再到金融资本主导，现在进入科技资本主导的时期。在100多年前，产业资本是一个大圈，旁边有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两个小圈；“二战”之后，金融资本成了一个大圈，依附它的是产业和科技两个小圈；如今，科技成为一个大圈，依附它的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两个小圈。
但是，主导不是替代，在现实世界中，产业部门和产业资本、金融部门和金融资本、科技部门和科技资本之间，存在着并行和互动关系。所谓的工业4.0，其实就是科技革命对产业部门改造的结果；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都是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模式，加密数字货币已经深刻地改变了金融资本的构造。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10年中，科技革命还会继续吸纳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类资源和自然资源，进一步改变经济运行模式、社会形态、国际格局，甚至地缘政治。
那么，科技革命是否存在发展周期和极限？是否存在科技危机？依据人类现有的知识训练和经验，还难以给出系统性回答。如果以经济危机原理作为参照系，当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被打破，会引发危机。对于科技经济而言，很难引用这样的分析模式，因为难以定义科技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更难以确定均衡框架。但是，科技革命危机确实存在。例如，大数据持续的、看不到尽头的指数增长，其中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数据比重相应增长。存储和处理大数据，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洞”产业，已经和正在吸纳着巨量的算力，其背后是能源的近乎无限的消耗，与世界各国追求的“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大数据危机是否可能引发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和经济危机？至少值得观察和思考。
在当代世界，因为科技革命，全球化不可逆转，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会不断深化。世界各国在科技革命浪潮冲击面前，既要有竞争，也更需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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