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国家架构在系于血缘的宗族组织上，宗法身份即政治身份。通过婚姻等方式，周天子及诸侯妻妾走进丈夫所在的宗族，并获得相应的宗法、政治身份。西周以降，宗法崩颓，中国开始向帝制时代迈进。宗法身份的权威性、有效性，被局限在家庭、家族中。
作为大一统帝国第一家庭的女性成员，君王妻妾如何重新获得政治身份，需要获得怎样的政治身份，成为建立帝制必须回答的问题。秦国祚短促，帝制建设未及展开
西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成为汉家权柄的实际掌控者。王莽秉政时期，举行过两场聘后礼典，一场是公元4年平帝聘娶王莽之女为皇后，另一场是公元23年王莽聘娶杜陵史氏女为皇后。两场礼典均由王莽主导，却展示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后妃建制。
整个仪程大概分为6个部分王莽之前，汉家施行过两种后妃建制。一是武帝以前的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这种建制承秦而来。《二年律令·置吏律》云：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
汉初的律令体系将诸侯置妾一项归入《置吏律》，表明八子、良人等具有妾、吏两重身份。汉初诸侯国效仿中央制度，据此，汉帝嫔妃应该也于此时具备了妾、吏双重身份，但嫔妃等级是否对应明确秩级、被正式纳入帝国的禄秩序列，我们不得而知。
另一是武、元改革后的皇后、昭仪、婕妤等。这一建制通过增删汉初后妃建制的称号、等级建立，嫔妃等级对应位、爵、秩系统中的部分等级，汉帝妾群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获得明确位置。王莽以儒家经典为底本，志在为心中的理想帝国建构一套天子制度。以上两场聘后礼典，一改往昔，涤荡秦制，试图从后妃建制入手，探索“天子之制”该有的模样。那么，两场聘后礼典展示的两种后妃建制，又从何而来？
先秦秦汉时期的儒家经典文献，我们发现两种比较典型后妃建制：一种集中见于《春秋》经、传，本文称其为“姪娣媵系统”；另一种集中见于“三礼”文献，本文称之为“五班次系统”。
1.姪娣媵系统
什么是“姪娣媵”《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仪礼·士婚礼》郑玄注云：“媵，送也。”所谓“姪娣媵”，是指女子出嫁时，兄长之女及同父妹需与之偕行，共嫁一夫。“姪娣媵”是西周、春秋时期贵族男女婚姻的主要形式。
儒家经典对“姪娣媵”比较系统的记载，首见于《春秋》经、传。伯姬是鲁宣公之女、宋共公之妻。《春秋》经、传记录了伯姬将嫁于宋共公，卫、晋、齐三国遣女来媵的历史事实。
诸侯聘娶嫡夫人时，媵有三大原则：（1）姪娣为媵；（2）同姓相媵；（3）两国来媵。依上述原则，鲁伯姬出嫁时，她的姪、娣，卫女及其姪、娣，晋女及其姪、娣，一行共计九女，需同时嫁往宋国，此即《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所谓的“诸侯一聘九女”。
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天子聘娶王后也当如此。何休却认为，一聘十二女、三国来媵，才是天子聘后的规制。追究两说所本，《毛诗礼征》云：
“《保乾图》云'天子取十二女’，何休注《公羊传》用之。《王度记》曰'天子一娶九女’，《白虎通义》从之。”《王度记》是《逸礼》中的一篇，《保乾图》是《春秋纬》的一种。
班固“九女说”本于《逸礼》。《逸礼》又称《礼古经》，属古文经。《白虎通义·嫁娶》云：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
《王度记》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万物必生也。我们看到，《白虎通义》虽然赞同《王度记》所说，却仍将“天子娶十二女”列于文末，以备异闻。对两说的阐释，更如出一辙。
不论“法地有九州”，还是“法天有十二月”，都是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强调效法自然对帝国政治的重要性。何休“十二女说”源出《春秋纬》，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郑玄、蔡邕等人。《礼记·檀弓》郑注云：“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谓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说》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郑玄、蔡邕认为“天子取十二”是夏制。我们注意到，郑、蔡文中的“天子取十二”，分别出自《春秋说》和《春秋》，两者都是《春秋说题辞》一书的简称。与《保乾图》一样，《春秋说题辞》也是《春秋纬》的一种。是以何、郑、蔡之“十二女说”，皆出于《春秋纬》。另外，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篇有“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之语。
孙诒让以为，董说“似即《春秋说》十二女之义。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与礼不合，必非周制也”。《春秋繁露》虽“显有主名”，然“核其文体，即是纬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以阐发《春秋》为名，为汉帝国构想的政治蓝图。董氏“十二女说”中的“姬”“良人”，都是秦及汉初流行的后妃称号。不论是源自《礼古经》的“九女说”，还是集中于《春秋纬》的“十二女说”，至少都在春秋时代的鲁、宋联姻中，得到过形式上的实践。
但汉儒认为，这场诸侯聘妇礼，必须经过“包装”，才能走进汉帝国的知识体系。经过董、班、郑、何等人的阐释，“九女说”被认定为诸侯礼，“十二女说”才是天子礼。宋共公聘娶鲁伯姬，卫、晋来媵，合乎礼制，齐国以异姓第三国来媵，则完全是因为伯姬德行出众。站在褒扬女性贞顺的角度，宋共公的“非礼僭越”之举，也可以被谅解。
此间，虽有儒生宣称“九女说”也是天子之制，但在阐释上，却避开鲁、宋联姻的历史事实，转从“天人关系”为“九女说”寻找合法依据。两说虽然表面差异，实质上却都是汉儒建构“天子之制”的理论尝试。五班次系统《礼记》的《昏义》《曲礼》和《周礼·天官》，还描绘了另一种后妃建制。
各篇在细节上有几点出入：
（1）《曲礼》有“妾”，《昏义》《天官》无；
（2）《曲礼》“世妇”位于“嫔”之前，《昏义》《天官》“世妇”位于“嫔”之后；
（3）三篇所记第五等级的称号各不相同；
（4）《天官》无“后”“夫人”。
孔颖达认为：“记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礼，或可杂夏、殷而言之。”按诸生解经的一贯套路，孔氏将诸经的不一致，归咎于周礼与夏、殷之礼的区别。
在古人的认知体系中，“妻”与“妾”通常作为一组相对的称谓出现。甲骨文中就有“妾”字，从女、从▽，象一头带饰物跪地女子，”，本义为妻之外的配偶。结合《曲礼下》的语境，“妾”字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过程中据“妻”而加的衍文。
孙诒让指出：“考九嫔职主赞后，非世妇之比，《追师》职又以九嫔在内命妇之外，则九嫔必尊于世妇可知。”
按《周礼·天官》，祭祀时，嫔负责引导王后行礼，世妇只负责陈列器物。在同一礼典场合，嫔的司职要重于世妇，故“嫔”当居“世妇”之前。孙诒让又引《周礼·追师》“为九嫔及外命妇之首服”一句，证明九嫔同三夫人一样，列于内命妇之外而地位稍尊。故我们赞同孙氏的意见，认为“嫔”当居“世妇”之前。第三，关于“女御”“御妻”“妻”等称号的不一致。郑玄指出，“妻，八十一御妻，《周礼》谓之女御”，是三者并无不同。
关于《天官》未列“后”“夫人”。
按《周礼》的体例，“天子”与“后”对应，并且独立于诸官之外，故《周礼》不提“天子立后”，而言“后立六宫”。至于《周礼》无“夫人”一职，郑玄认为，“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无官职”。
出入既明，则“礼书”所见的后妃建制，为“后、夫人、嫔、世妇、御妻（妻、女御）”5个等级。我们将其命名为“五班次系统”，应无不妥。相比其他几篇，《礼记·昏义》对这一系统的描绘，堪称完备。
《昏义》云：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齐衰，服母之义也。
按《昏义》，后象征“阴”，为天下母，统领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负责天下内治和女教；天子象征“阳”，为天下父，统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负责天下外治和男教。两个等级序列对应严整、相须相成，人员数量设置呈等比数列。郑玄、蔡邕等人深信《昏义》所记为周代制度。
他们“追根溯源”，列出从帝喾到“周制”的沿革情况，还想像了“周制”后妃间的辖属关系及进御规则。郑玄将后宫嫔妇平均分成9份，每份包含嫔1名、世妇3名、女御9名。六宫每宫居1份，其余3份从后而居。郑玄设计的后妃进御法则，以每月为1个进御周期，夫人以下每9人为1个进御单位。至于进御顺序，则以每月望日为中心向朔、既递减。
参考文献：
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7页。
2.班固：《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35页。
3.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4.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第725—726页。
5.司马迁：《史记》卷49，《外戚世家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4页。
6.阎步克：《也谈“真二千石”》，《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7.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7，《天官冢宰第一·内宰》，第686页；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7，《天官冢宰第一·九嫔》，687页。
8.孙诒让：《周礼正义》，第50—51页。
9.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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