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编辑部主任。专业领域是中国边疆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先后出版《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等10余部专著，曾获国家民委优秀成果著作类一、二等奖，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侧重疆域理论、汉唐边疆史及高句丽历史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内涵丰富的两个词语，无论是指称政权、地理空间还是族群，二者的关系都构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钥匙。这也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确立为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而“何为中国”和“何以边疆”等问题的探讨由之也成为当今社会不同学科讨论的热点话题的直接缘由。
关于如何认识“边疆”与“中国”，本来古人的记述就歧义丛生，而在历代王朝史观和近代传入的“nation state”（“民族国家”）理论长期影响下，当今学界的认识更是分歧较大，笔者也曾经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近读《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感觉视角、理论和方法依然是制约我们客观认识“边疆”与“中国”融为一体的关键性因素，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云南”与历代王朝的“中国”
“边疆”虽然是用于指称一个地理空间，但其不可能脱离政权疆域而存在，这是由“边疆”的基本属性是指政权疆域的边缘地区而决定的。但是，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在人们的意识中往往指称中原以外的区域，而中华大地的历史上又存在着很多的王朝或政权，“何为中国”“何以边疆”就成为首先需要面对和必须明确的问题。鉴于虽然没有一个历代王朝将“中国”定为国号，但为了争夺“正统”的需要却往往自视为“中国”，而当今的多民族国家又简称为“中国”，且“中国”又有指称地域、族群等多重含义，“边疆”属性的不确定性也由此衍生，认识出现歧义是正常的。这也是《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在展开论述之前特别说明要有一个学术预设的直接原因：
一个原本不是属于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以及居民，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其中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从而经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剧烈变化（可以大略理解为同化），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此区域居民身份认同的转变。
在这一学术预设中，很明显“某国”和“边疆”是被视为独立存在的政治空间的。结合该书的章节结构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边疆”即是指称“云南”这一区域，而“某国”则是指称“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即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历代王朝”和当今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学术预设体现着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定位，同时也决定着作者视角和结论的走向，因此仔细认识和理解这一学术预设就成为我们了解作者整个观点的关键。那么，这一学术预设是否符合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实际，是否适合作为诠释“边疆”融入多民族国家中国应有的视角，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一预设在理论与方法的使用上存在时空错位和诸多概念指称的不确定性。
这一预设存在的理论基础是17世纪才出现在欧洲的主权国家理论，但其并不适合阐述之前王朝的疆域及其归属，这是首先应该要明确指出的。“帝国”“领土”“占领”“行政管辖”乃至“现代民族国家”等词语都是近代主权国家出现后随着现代国际法的形成而衍生出来的概念，是用于指代当代主权国家的属性、疆域及判定领土归属的标准，并不适合诠释“条约疆界”出现之前古代王朝的疆域，因为古代的中华大地并没有“帝国”“主权”等这些现代观念，即便是当今的中国也并不是所谓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并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属性。
从中华大地政权演变的历史看，尽管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存在着始于先秦时期夏、商、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但在王朝直接管辖区域外的更辽阔的边疆地区却存在着更多的族群及其所建立的政权。这些王朝或政权之间虽然有些有着大致的分界线，如西汉前期西汉和匈奴之间以长城为界，即所谓“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唐朝和吐蕃之间也曾经多次会盟划界，“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但各王朝和政权之间的这种边界并不具有近代以来“条约疆界”的性质，且当时的人对划界之后的是否起到作用也并没有信心。如匈奴呼韩邪单于接受西汉册封成为西汉“藩臣”后，在竟宁元年（前33）“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但侯应举十条理由加以反对，最后元帝的回复是：“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条约疆界”在中华大地出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东北地区的边界，其后又通过签订《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及子约《阿巴哈依界约》《色楞额界约》等一系列条约划定了中俄北部的边界，尽管并没有实现全部划界，但清代中国的疆域自此开始具备了“条约疆界”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近代殖民势力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蚕食鲸吞了多少领土即是以这些条约确定的边界为基础计算的。因此，用主权国家理论所衍生出的“帝国”“领土”“占领”“行政管辖”等概念阐述清代之前中华大地政权和地域之间关系的历史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即便是历代王朝也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性质，用当今的国际法规则去审视古代不同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属于时空错位，结论虽看似能够成立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更重要的是，将“某国”和“某国的边疆（领土）”视为两个独立的政治体或政治空间，认为后者经过了一个由“原本不是属于”“某国”到“尔后成为某国的边疆（领土）”的过程，这一预设是否符合中华大地上政权形成与发展的实际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在该书的“导论”中，作者点明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互动以及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才是中国成功兼并云南的原因”。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作者申明“必须采取长时段且更为开阔的取径，来理解云南是如何在两千年之间，从一个独特的、独立的文化及政治实体，转化为中国边疆的一个省份。”结合上引作者学术预设中的表述，该书的最终目的是探讨“历代王朝”代表的“中国”如何“必然经历此国之占领（无论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和行政管辖”而实现了“成功兼并云南”，而“中华殖民主义”的认识则预示着作者将历代王朝对“云南”的经略等同于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的殖民扩张，故而历代王朝也有了“帝国”的称呼。遗憾的是，将历代王朝等同于近代殖民势力，称之为“帝国”，将其对边疆的经略称之为“殖民”的认识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做法，不会得到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的认同，对此似乎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回应。不过“云南”是不是“独特的、独立的文化及政治实体”以及如何认识其和历代王朝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却是困扰史家和当今学界的难题，迄今尚未有人给出一个完善且被广泛认同的学理解释。
该书举出了“云南”和“越南”做对比，认为“云南”是“中国的发明”，“云南在十三世纪中叶被蒙古征服之前，不管在文化上、族群上、经济上或政治上，其实都是更加'东南亚’化”。不过，尽管从史书的记载看，“云南”由“西南夷”到南诏、大理实现了局部一统，和东南亚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族群上出现了某些联系，但称之为“'东南亚’化”乃至“独特的、独立的文化及政治实体”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如何看待南诏、大理的出现及其与历代王朝的关系，文献记述与《德化碑》、“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等碑刻资料为当今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大量的论著对此也有系统而翔实的论证，无须赘言。在此，可以举出12世纪王氏高丽大臣金富轼针对自西汉至唐称雄东北7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政权的认识，似乎可供我们认识“云南”的情况做参考。
高句丽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乱世则英雄特起，潜窃名位者也。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侵其封场以雠之，入其郡县以居之，是故兵连祸结，略无宁岁。及其东迁，值隋唐之一统，而犹拒诏命以不顺。囚王人于土室，其顽然不畏如此。故屡致问罪之师，虽或有时设奇以陷大军，而终于王降国灭而后止。然观始末，当其上下和，众庶睦，虽大国不能以取之。及其不义于国，不仁于民，以兴众怨，则崩溃而不自振。
高句丽政权在建昭二年（前37）出现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境内，东汉时期崛起，曹魏、慕容鲜卑、隋朝等王朝或政权屡次兴兵征讨而未能让其彻底臣服，但总章元年（668）为唐朝统一，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管理。作为王氏高丽大臣，金富轼撰著的《三国史记》虽然基本资料源于中国古籍，但记述的是汉唐时期我国东北到朝鲜半岛出现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历史，视野虽然不能算作“全球视野”但也涵盖了隋唐时期的东北亚辽阔地区。在这一视角下，金富轼对高句丽的兴亡做出了如此认定：“乱世则英雄特起”是高句丽崛起的有利条件，而“不义于国，不仁于民，以兴众怨”且面对“隋唐之一统，而犹拒诏命以不顺”是导致高句丽为唐朝统一的直接原因。南诏、大理的崛起及其与历代王朝的关系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金富轼对高句丽兴亡的认识似乎依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别于《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作者的另外一个视角和思路。
二、“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的“整体性”
除“帝国”“民族国家”和“中华殖民主义”的认识之外，将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的历代王朝视为“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某国”并非《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作者的独创，似乎很多国人也有类似的认识。因为尽管在中华民国之前虽然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以“中国”为国号，但“中国”一词在西周出现的时候即有指称“京师（王畿）”和代称“天下”政治核心的含义，并成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正统”标志，而伴随“正统”争夺而形成的由《史记》到《明史》的所谓“正史”记录的历代王朝则在传统话语体系中都被视为了“中国”，而其外的王朝或政权则被视为“夷狄”。这应该是“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某国”这一认识得以出现的直接缘由。但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被视为“中国”的历代王朝虽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乃至主导作用，但“夷狄”建立的非历代王朝在其中的作用则不应该被忽视乃至忽略，因为非历代王朝分布的区域也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忽略乃至忽视非历代王朝作用而得出的认识是不全面的，更不能完整反映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正由于这一点，白寿彝先生在1951年5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著名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才能引起全国范围内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大讨论。
针对已有的中国疆域史乃至中国通史著作普遍存在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和中国历史叙述范围的做法，该文明确提出：“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是错误的，主张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该文发表后引发的讨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两次高潮，尽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出发点上溯历史的疆域，“凡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今天疆域内而今天已经消失了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外来民族迁入之前的历史另作别论）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国版图为中国疆域的叙述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基础上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叙述体系”等不同的做法，且当前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历史展览也明确表示是以历代王朝为主线展示中国历史，可见历代王朝史观依然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些讨论和不同做法，表面上是在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叙述范围上存在分歧，但深层次的或根本性的分歧则是如何认识历代王朝和边疆族群或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方国瑜先生也关注到了白寿彝先生文章引发的大讨论，并发表了《论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一文。该文从中国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做了探讨。方先生总的观点是：“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下阐述了对南诏、大理的认识，认为：“南诏、大理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只加封号，为西川节度兼云南安抚司，不设直接统治的州、县政权机构，仍是边州性质的一部分，能说不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吗？……把中国史局限在王朝史之内，而把处在王朝之外的中国领域，划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外；旧的王统观点，要严格批判，才能阐述真实的历史。”虽然方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没有做出具体认定和进一步系统的学理性分析，但其认识不仅是对《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所持有的以南诏、大理为标志的“云南”是“独特的、独立的文化及政治实体”观点的完整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金富轼对高句丽政权兴衰的认识。
翁独健先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再次掀起“历史上的中国”大讨论的发起者，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先生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创刊号上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即是应翁独健先生之邀而撰写的。谭其骧先生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做法，提出：“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 具体说, 就是从18 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 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 几千年也好, 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 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 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 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 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 不是中国的政权了。”而翁独健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也明确了自己的认识：“我国的统一，不是指我国的每一个部分地区或每一个民族的统一，而是指我国整个领域和居住在这一领域的所有民族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是统一后没有分裂的”“我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也说明完整的中国统一体，不是由我国某一民族建造的，而是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建造的”。翁独健和谭其骧先生的上述认识似乎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因为方先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在有关“历史上的中国”讨论中，也有学者依然坚持历代王朝为“中国”的观念。如孙祚民先生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凡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以内的所有民族，都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段，则应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为凡在当时还处在各该王朝疆域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该包括在当时中国范围以内，在当时它们对中原汉族王朝来讲，就是外族和外国。”尽管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而将历代王朝疆域之外的族群和政权称之为是“外族和外国”是传统话语体系的做法，“外国传”也见于中国正史的记述之中，但冠之以“独立民族国家”则似乎明显违背了传统认识，故而这种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并没有得到认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需要给予关注的是，无论是“历史上中国”讨论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说法，还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抑或“完整的中国统一体”，虽然都关注到了历代王朝的重要作用，但都没有将历代王朝与边疆视为两个独立的政治体，而多是从“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视角来认识历代王朝与边疆地区族群或政权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不仅将“古代王国、帝国”的历代王朝与当今“现代民族国家”对接，称之为“某国”的认识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大讨论中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反对的，而且将历代王朝和历代王朝疆域之外的“边疆”分割开来的做法也只是少数学者所持有，显见《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作者的认识难以得到认同，也是存在问题的。那么，从何种视角审视“边疆”与“中国”才能更加客观诠释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笔者认为还是要在清晰认识到东亚传统话语体系与17世纪以来欧洲出现的主权国家话语体系异同及对接的视角下审视，才会得出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实际的结论。
三、交融与一体：“天下”“华夷”与“大一统”
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历代王朝虽然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情况，但都自诩为“中国”“中华”，其统治者多自认为是“天下共主”，甚至杜撰出和前代王朝之间存在完整的“王统”系谱。这一现象是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中华大地历史上能够称之为实现“大一统”的王朝也只有汉、唐、元、清四朝而已，更多情况下则是呈现诸多王朝和政权的并存状态，甚至还存在东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争夺“正统”不仅没有列入历代王朝序列反而被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情况。因此，仅仅聚焦历代王朝的作用来探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会忽视乃至否定边疆族群或政权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而只有从中华大地独有的疆域观、族群观和政权观去审视才能清晰看出作为历代王朝存在区域的“中国”和其外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如何通过“交融”而最终走向“一体”的轨迹。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专门用于指称王朝疆域的并不是人们意识中的“中国”一词，而是“天下”“四海”“版图”等词语。在探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聚焦“中国”并将其视为一个政治空间似乎已经成为学界和国人的一个习惯做法，但是“中国”一词在古人的具体使用上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即便是作为地域概念也一般是指向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农耕地区，并不具有指称王朝疆域的专属含义。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用于指称王朝疆域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天下”“四海”“版图”等词语。也就是说，“天下”才是指称历代王朝疆域的“政治空间”，“中国”在多数情况下是其核心区域。并非全部。
在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检索，“天下”一词共出现过18520次，显示该词是古人常用的一个词语。“天下”作为一个空间概念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具体范围，但一般是和王朝疆域联系在一起的。如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被记述为：“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同时从“大赦天下”频繁出现在史书之中也表明指称王朝政令实施的区域是其常态用法。“四海”有时也用于指称王朝疆域。如汉朝称“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唐朝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版图”有时也用于指称王朝疆域，如“削平巴、蜀，收复滇南。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而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则只是“天下”的组成部分。如“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的表述不仅见于《史记》也见于《汉书》的记载。更有“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的认识。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其含义都是指“正统”而言的，即便是用于指称地理空间也不能涵盖王朝疆域的全部，而只是“天下”的组成部分，加之历代王朝的疆域差别很大，将“中国”视为一个延续发展的政治地理空间“某国”的疆域是不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与此同时，“中国”乃“天下”的组成部分，或许更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一个新思路。
其次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天下”是由“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两部分构成的，虽然可以分指生息繁衍在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和其外的“边疆”的不同群体，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且身份也是可以互相转变的，在不同的语境下指称的群体不同，甚至有可能涵盖的群体是完全相反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先秦时期“天下”的百姓是按照“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及“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被划分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的，并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在这种族群分布格局及治理观念的支配下，将对“中国”的经略视为立国之本成为必然，严重影响着历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已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
这是唐朝大臣李大亮反对唐太宗安置东突厥降众而提出的理由，其中的“中国百姓”主要是指分布在中原农耕地区的人群，又被称之为“诸夏”“汉人”“华人”等。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用“本根”和“枝叶”来形容“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在当今研究者眼中虽然会被扣上“中国中心论”或民族歧视的帽子，但两个群体分布的区域却是共同构成了唐人心目中王朝疆域“天下”的整体。这也是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原因。
与此同时，唐人口中的“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所指称的群体虽然对应的是作为地理空间分布的“中国”和“边疆”，但其在不同时期涵盖的群体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布格局由于战乱、屯田、经商、移民、流放等不同原因而不断出现变化，如西晋时期曾经是汉朝腹心地区的关中已经是完全不同于汉代的族群分布状态，史书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这一记载充分说明在西晋时期“汉人”已经不是关中地区的主体人群。另一方面“华”“夷”的划分随着不同王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具体指向也存在着明显不同，其中自称为“中国”或“华”而视竞争对手为“夷”则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五胡”是传统话语体系中对东晋时期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的称呼，而被称为“五胡”之一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却视东晋为“夷”，并昭告“天下”，“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进而发动了统一东晋的淝水之战。甚至实现中华大地“大一统”的元、清统治者也依然无法彻底摆脱被称为“夷”的命运，以至于清雍正皇帝专门撰著《大义觉迷录》阐明其对“中外华夷”的不同看法，认为清朝在历代王朝疆域基础上开疆拓土，建立拥有辽阔疆域的“大一统”王朝“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天下”由“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构成，既强调“华夷之辨”而主张“因俗而治”，又提倡“华夷一家”并推行“用夏变夷”，这是历代王朝在国家与边疆治理方面尤其值得总结的重要方面，或许也能够从认识和处理族群关系方面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历史上的中国”提供一个新视角。
再次应该强调的是，尽管被视为“正统”的历代王朝不能称之为“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某国”，但中华大地上的众多王朝、族群或政权对“大一统”的持续追求却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导思想，而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实践则体现着中华先人在处理天、地、人之间关系上的智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不仅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延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理解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钥匙。杨向奎先生曾经说：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的境界。
中华大地生息繁衍着众多不同的族群，建立的诸多王朝或政权除二十四史记述的历代王朝及清朝被列为“正统”王朝，实现草原一统的匈奴、鲜卑、突厥、薛延陀、回纥，以及实现局部一统的高句丽、渤海、吐蕃、南诏、大理、西夏等更多的王朝和政权则都被排除在“正统”之外，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否继承、发扬和实践“大一统”思想则是其中值得关注的因素。“大一统”一词一般认为首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从天、地、人和谐的视角对“大一统”做了解读：“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实际上，以皇帝为核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天下”政治秩序才是“大一统”的最高理想追求。“大一统”思想虽然诞生于中原农耕族群中，经过秦汉的发展，“大一统”思想先是为内迁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所继承与实践，虽然争夺“正统”而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没有得到承认，不过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则被纳入了“正统”行列。其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都通过继承与实践“大一统”思想而位列“正统”。这些王朝之所以被列为“正统”，从孝文帝改制看，和这些王朝继承与发展了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而建立的中原传统典章制度应该有一定联系，而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也是得意于此。也即是说，中华大地上众多族群与王朝对“大一统”“天下”政治秩序的持续追求不仅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不同族群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交流交往和交融也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所追求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大一统”“天下”政治秩序，即是中国历史“整体性”和“历史上的中国”的具体体现。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东面和南面是黄海、东海与南海，西面是葱岭，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西南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生息繁衍在这一农耕、游牧、渔猎等兼备辽阔区域内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族群之间、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一体化，多民族国家中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对于前者，我用“自然凝聚，碰撞底定”来进行高度理论概括，即以1840年为界，之前是在没有域外势力介入的情况下众多族群在不同区域建立政权，并通过政权之间的碰撞与重组，密切着不同区域的联系，最终在清代凝聚为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历代王朝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没有被列入历代王朝的边疆政权的作用也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其所实现的局部统一为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其后则是域外殖民势力的进入，殖民体系的构建与原有的以清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发生碰撞，多民族国家的领土被蚕食鲸吞，底定为当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470万平方公里领海。后者则赞同费孝通先生将其分为“自在”“自觉”二个发展阶段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结 语
综上所述，《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虽然提出从“长时段”和“全球视野下”探讨“云南”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关系，似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其整体论述和一些观点还是值得进一步斟酌。
首先是其学术预设能否成立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自称或他称“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与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在空间上并不完全相同，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以及居民”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历代王朝不能代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历史上的中国”的大讨论，已经是学界共识。
其次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和被视为“云南”代表的“边疆”区域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表示“大一统”王朝疆域的“天下”，生息繁衍这一区域之内的人群则被分为了“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两大群体，两者之间不仅有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更有人员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并非“独立”存在的。
再次是虽然“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两大群体先后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区域建立了诸多的王朝或政权，其中在“中国”区域立国并继承、发展和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王朝则被纳入“正统”系列，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其对边疆的经略和近代以来构建殖民体系的“帝国”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称之为“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历代王朝的建立者来源于不同的族群、疆域范围也各不相同，实施的治边政策也各有特点，并非一以贯之的“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某国”，更不可能实施所谓的“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采用的“全球视野”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作者使用的所谓“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理论并不适合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历代王朝对“云南”的治理和近代以来殖民势力建立殖民地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其等同不仅无法客观认识“云南”与历代王朝之间的关系，反而会将我们的认识引入一个更大的误区。因为即便在某些时期“云南”是以政权的形式呈现的，如南诏、大理等，但也无法切断其和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在历代王朝之“中国”和“四夷”所代表的“边疆”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历代王朝虽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四夷”的作用也是不能否认的，将二者视为两个对立的个体似乎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边疆”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才会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总之，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自称或他称“中国”的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与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在空间上并不完全相同，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某国（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域以及居民”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和被视为“边疆”的区域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表示“大一统”王朝疆域的“天下”，生息繁衍这一区域之内的人群则被分为了“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两大群体。两大群体先后在中华大地的不同区域建立了诸多的王朝或政权，其中在“中国”区域立国并继承、发展和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王朝则被纳入“正统”系列，在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其对边疆的经略和近代以来构建殖民体系的“帝国”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称之为“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缺乏事实依据，因为历代王朝的建立者来源于不同的族群、疆域范围也各不相同，实施的治边政策也各有特点，并非一以贯之的“无论是古代王国、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某国”，更不可能实施所谓的“中华殖民主义（Chinese colonialism）”。“边疆”与“中国”的关系需要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审视，才会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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