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来说，土地都是绕不开的心头大事，每个朝代都会出台因地制宜的土地政策，以达到巩固国家政权、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国计民生的目的。
从夏商周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到春秋战国商鞅变法提出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后面曹魏的“屯田制”、唐朝的“均田制”，无不体现了统治者统筹全局的心胸智慧。
明清两代是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集大成者，其在土地方面的政策制度，也已经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程度。
明清时期开创性地实行“一田二主”的土地所有制，将土地这份生产资料一分为二，田骨和田面各自拥有独立产权。
农户抵押土地获得贷款，但依然保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最终又发展从成殊途同归的永佃制，地主和佃农共同占有同一块土地，体现了封建社会萌生的早期资本主义思想。
一、“一田二主”制度的特征：民田为主、不抑兼并、地权分化、赋役合并
（一）两田兼之，民田为主
明朝初年，全国土地呈现出官田少、民田多的基本形态，在土地制度上继承宋元时期的“两田制”，并结合社会实际加以改良，实行“两田兼之，民田为主”的“占田制”。
这一时期的官田主要来自前朝官地，以及官府查抄没收所得割据势力的土地，以苏、松地区为代表。大片王公贵族的土地籍没入官，收归国有。
《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太祖朱元璋平定吴地时，将当地功臣子弟和地主恶霸两大势力的田产尽数没收，统归“官田”，官田以外的土地则一律叫做“民田”。
与宋元相比，明朝官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份额较小，连15％都不到。以弘治十五年为例，官田和民田的比例大约为一比七。
根据近423万顷的明朝田地总面积计算，官田大约只有五十余万顷。
（二）鼓励垦荒，不抑兼并
有宋一代，由于政权起自国家军队内部，未经历大规模人民起义的社会动荡，广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冲击。
为了保障财政税收、稳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宋太祖即推出前无古人的“不抑兼并”政策，允许甚至鼓励地主兼并贫农的土地。
明清统治者效仿了这一方针，并大力鼓励农民垦荒，规定所垦土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者本人所有，称作“永业田”。
“永业田”免税三年，开垦面积上也不受限制，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洪武年间，明廷还多次组织募民垦荒，将无田的流民、降民等召集起来，统一迁到大片土地尚未开垦的无人区居住，通过政策手段鼓励他们在当地实行屯垦、安居乐业。
因此，在明清开国初期，全国进入一股轰轰烈烈的垦荒热潮，田地面积迅速扩大，自耕农占农业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皇亲国戚们也想要来分一杯羹，他们往往以“空地”“闲地”的名义，请求天子赐田，甚至动用自己的地位权力，不择手段地夺占民田。
成化十年，定西侯蒋琬向朝廷上奏，说王畿内近半数的良田，都被权势豪强夺占，大量普通老百姓居无定所。又如明熹宗年间，王侯将相甚至皇室公主自家的庄田，动辄就高达上万顷。
（三）一田二主，地权分化
宋元两代，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发展，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租佃关系悄然改变，租佃契约的出现标志着昔日饱受压迫的农奴制度一去不复返，租赁双方互惠共赢的全新合作模式逐渐成型。
到了明清时期，又在“定额租”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田二主”的永佃制度。
简单说来，“永佃制”就是指佃农只需按期缴纳租子，就能够永久享有某一块土地的耕种权。
地主可以随时向外出售或转让土地，但并不影响佃农在田里继续租种，双方彼此独立互不干涉。在此基础上，地权逐渐分化为田面权和田底权。
地主手握田底权，也就是对土地的所有权，有权用之以收租、抵押、典当或出售，唯独不能随意撤销佃租契约。
而佃农则永久享有对土地的“田面权”，也就是实际使用权，且这项权利也可用来继承、出卖、抵押或者再出租。当然，佃农也必须履行相应的地租、田赋、杂税等义务。
明清“永佃权”与宋元时土地政策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佃农对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持有，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地忧虑失去收入来源。
虽然名义上终归不是自己的土地，但也是一笔可以继承的固有资产，生产剩余的额外利益也归自己所有。
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日子有了奔头，自然会更加上心地改良土壤、侍弄田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
明清与宋元一样，继续采取土地商品化政策，奉行土地的自由买卖，所以民间田面、田底的转租买卖也十分频繁。
有时候，耕种者不知所有者是谁，或者所有者也不认识在田地上耕种的人，但这并不会对田地的农业、商业价值构成影响，双方各行其是互不相干，凸显了早期资本主义的思想。
（四）赋役合并、按亩计征
赋税方面，明朝中期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清朝初年又提出“摊丁入亩”政策。两者叫法不同，但核心内容类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取消几千年来以户和丁为单位的赋税制度，将田赋和丁税合并，实行以田亩为重心的“按亩计征”，有多少亩地，就缴多少税。
其二，明朝以前的广大农民缴纳赋税时，大都以粮食作物等食物作赋、以亲自上阵充军或架桥修路的形式服役。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市场上的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这种古来的赋役方式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官府统一的“以银代征”、“雇工代役”。
这场划时代的赋役改革，大大减轻了压在广大农民阶级肩上的重担，适应了“一田二主”租佃制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户籍控制相对放松
明清初年，均实行严格的黄册人口登记制度，将军民人等的籍贯户口详加载录，严格控制国内人口的流动，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障国库税收，以及充足的徭役劳动力。
但随着“一田二主”永佃制的大规模普及，加之赋税改革的全面深化，套在农民阶层脖子上的赋役枷锁放松了许多，只要缴纳了足够的佃租和赋税，就可以离开土地，拥有充分的人身自由。
许多农民纷纷背井离乡，第一次去到五湖四海开始全新的生活。
二、“一田二主”的优势和弊端
与宋元以来的土地制度相比，明清“一田二主”的占田制，在私有化方面的色彩进一步加深，本质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下的一种私人土地所有制。
国家的宏观操控明显降低，土地所有者只须提前到官府办理手续，就可以不限数量自由买卖。
不过，这一阶段全国的大部分耕地仍然集中在大地主阶级手中，自耕农拥有的土地数量仍然只占一小部分。
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高光，明清两代在土地制度上一脉相承。在这四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田二主”制度之所以得以长期盛行，离不开两方面的优势。
其一，永佃制度中的“地权分化”思想，有效解决了人多地少的深刻矛盾。从经济腾飞的宋朝开始，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原人口进入到一段长期的高速增长期。
到了明清时期，人口已经迈过一亿大关，足足是宋朝时的两倍有余。加上明清时沿用的“不抑兼并”政策，大量土地不断往少数地主手里集中。
这就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底层农民丧失耕地，失去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而永佃制的出台，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通过继承和再租佃的方式，巧妙地将有限的土地进行分割，催生出一批新兴的小农阶级。
与此同时，土地所有权的一分为二，让农民也拥有了一半的土地产权，以及部分的收益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加之精耕细作的大规模普及，农业产量产生了质的飞跃，很好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顺应了生产关系变化的客观规律，为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赋役改革，彻底揭开了三千年来束缚农民的封建枷锁，缓和了农民对土地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加上户籍制度的放宽，使老百姓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可谓是生产力层面上的一次解放。
“以银代征”的新式赋税，让农民在生产方式上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既能够收获百姓的叫好，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当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产物，“一田二主”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权含混不清，必然对经济发展的上限构成制约。
土地“再租佃”的泛滥，使土地不断分割碎化，造成“二地主”“三地主”纷纷涌现，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把传统的租佃关系搅得越来越复杂，土地的产权分离开始走向极端化，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其次，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成为王朝末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
如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洪秀全，都是不堪沉重赋税揭竿而起的义军领袖，他们在底层百姓中间根深叶茂一呼百应，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封建王朝的衰落、覆灭。
结语：
明清两代推行“一田二主”的土地所有制，将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权分而治之，短期内解决了人多地少的农民生存问题，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进步。
但是从长远看来，产权模糊、主体不明的客观短板，抑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积重难返的封建王朝陷入了政权更迭的恶性循环。“一田二主”制度的利弊，对于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崛起，具有极为深刻的警示意义。
参考：
1、《明史》
2、《大明律》
3、《大清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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