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知，渤海世家大族的仕宦情况贯穿辽代始末，且官职的变化较为明显，通过对上述渤海世家大族成员的仕宦经历分析，可见其世家大族成员在辽仕宦呈现出一定特点。
按照“承唐参宋启金”原则，渤海世家大族在辽所任的官职多是虚衔，并无实际的权利，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其特殊的身份，渤海世家大族在辽仕宦地位较低，虽有些官职名称看起来地位较高，但大部分都是虚衔，并无实际政权。
如大素贤在东丹任职左次相，高正祠任太子洗马，仅是荣誉之称，并没有实际的权利。可见这是辽朝统治者为稳定渤海遗裔的反抗情绪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一些渤海世家经历显贵之后，凭借着雄厚的财力，使家族后代成员产生了懒散和不思进取之心，家族逐渐开始走向衰落。如高模翰在辽功绩卓越，但其后代不思进取，其后代或者通过荫补入仕或者不仕。高模翰之子高儒，据《高为裘墓志》记载：“代袭重禄，家累馀货。
及公稍长，轻财重义，交结当世权豪名士，至于六艺靡不精习。”故高儒仅仅任胜州刺史一职，因其特殊身份渤海世家大族在辽发展颇为艰难，其后代没有卓越的功绩维持家族的发展，便逐渐走向衰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渤海世家大族在地方任职较多，且仕辽官职地位较低。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西京道等均有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在其任职，如大仲宣任泰州管内观察使、大延琳任东京舍利军详稳，这些官职都属于低级官吏。
因辽代政权的内部斗争，使其渤海世家大族任职的流动性变大，这一现象体现在王氏家族成员的仕宦迁转情况。据《王黄华墓志》所载可知王继远先仕于东丹，后因辽朝内部的政权斗争，迁入辽朝统治者管辖的地区，其孙咸饬仕于辽，曾孙叔宁因官职需要迁居中京大定府。同时渤海世家大族出任地方刺史与也较多。据史料记载，大昌嗣、高儒、王叔宁等均出任地方刺史，不仅仅是辽朝内部的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其特殊的身份受到契丹族的压制，故渤海世家大族成员任地方官较多。
辽灭渤海后，大量的渤海遗裔进入辽朝统治者管辖的领域，渤海人素有“骁勇善战”之名，更有“三人渤海当一虎”之说，所以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入辽后，担任武职人员较多。如高模翰以军功身份入仕，其后代在辽朝均是武臣身份，可以称之为武将之家。高模翰作为高氏家族的第一代入辽仕宦成员，辽太宗曾奖谕模翰曰：“朕自起兵，百余战，卿功第一，虽古名将无以加。”
高模翰凭借着军功奠定了高氏家族以武臣身份入仕的基础。其孙高为裘得以荫补为官，后至朔州（今山西省）马步军都指挥使，其勋为武骑尉，曾孙高永肩任长清军（今河北蔚县）节度使。其勋为飞骑尉，指挥使和节度使都是辽代武官之称。此外，大延琳为舍利军详稳，大道行郎为渤海军监军，高真祥为渤海军诸军判官，高清明为渤海详稳、大匡逸为东征裨将，许多渤海世家大族成员编入辽代的渤海军，可知这些职位均属于武职。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入辽并担任武官，不仅帮助辽朝统治者压制了渤海遗民的反抗情绪，更帮助辽朝统治者抵御外敌扩大疆土，他们的加入可谓是为辽代的军队注入新鲜的血液。
辽中后期，渤海世家大族通过荫补、科举入仕的人员逐渐增多，以高模翰家族为例。由于史料缺失，现仅有高儒家族一支可考，通过墓志记载可知，高模翰的第三代高为裘“由祖父荫寄班祉候”，第四代高渥“在班袛候”，第六代高拱“在班袛候”。高模翰的第六代子孙仍享受高模翰的荫补做官，足见高模翰以武臣身份在辽代所立下的功劳之显赫。另外，从职官上分析，高模翰后代高儒家族一支多为荫补官，由此可知，显赫的军功可以维护家族地位。高氏家族入仕途径多是荫补官，且身份为武臣。
此外，大公鼎则是通过科举之路入仕，任沈州观察判官，后因卓越的功绩被统治者所重用，其子的仕宦情况附在其后，虽无法得知其子是否通过科举途径入仕，但凭借大公鼎在辽所受封的爵位，地位并不低于高模翰家族。参照高模翰家族的入仕条件，可知大公鼎家族满足以荫补方式进入辽朝为官的条件，辽朝中后期重视教育，许多家族成员开始通过科举途径入仕。这一时期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入仕途径也分为两种，一是荫补入仕，一是科举入仕。
依据史料及墓志对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在辽朝的仕宦情况做进一步的梳理，并按照“承唐参宋启金”原则对渤海世家大族成员的官、阶、衔、爵等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可知，高氏家族凭借高模翰的军功获得优越的入仕条件，为其家族在辽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代入仕途径多为荫补，且多以武臣身份仕辽。大氏家族因其特殊的背景，虽在辽任职成员较多些，但大多官职为虚衔，并没有实际的权利，大氏家族在辽朝的任职情况，可看做辽朝统治者安抚渤海遗民的一种手段。王氏家族因无显赫的功绩，在辽发展并不显赫，其后代在金朝发展较为显著。
自高永昌起义后，绝大多数的渤海世家大族开始弃辽从金，并在金朝仕宦，渤海世家大族并未同辽朝一样消失在历史的舞台。通过对金代渤海世家大族仕宦情况的考述可知，渤海世家大族在辽金社会的仕宦特点有显著的不同，具体如下。
通过考察渤海世家大族在金的仕宦经历可知，渤海世家大族在金所任官职地位较 高，这一时期踊跃出许多地位显赫的渤海后裔，如大㚖、李石、张浩等，其家族成员在金朝的官职均较高。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朝是新建立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人才，而渤海世家大族成员既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有在辽朝的仕宦经历，熟知辽代政权机构，这对金朝统治者来说十分有益。如大㚖先后任职河间尹、太子太保、平章行台省事，右丞相、开封府仪同三司等均属文官，且太保、右丞相等职务需要有政治才能较高的人胜任。
高桢先仕于辽，后在金为官，先后任职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司空等职务，可见高桢得到金朝统治者的重用。二是渤海世家大族与金朝皇族的政治联姻，进一步巩固了渤海世家大族在金朝的政治地位。如海陵王母大氏，大氏家族因与皇族联姻，其父赠太尉、国公，其兄赠卫国公，可见其家族成员地位有所提升。李石之女嫁给世宗，世宗之母为李氏家族成员，紧密的家族婚姻关系网，使李氏家族成员在金朝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李氏还与渤海张氏家族进行通婚，进一步巩固了渤海世家大族在金朝的政治地位。
总体来看，虽有祖辈荫补为官，但通过科举之路入仕的渤海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增多。古往今来，许多世家大族的成员依靠荫补入仕或不仕。很少会有人通过科举之路为官，而渤海世家大族成员虽有祖辈荫补为官，但仍有许多后辈通过科举入仕，据统计共有15位渤海世家大族成员考中进士（附下表），从实力上看，渤海世家大族在金发展明显比辽代渤海世家大族更为显赫，张浩历经四朝，协助皇帝管理朝政，其地位不容小觑，张浩也可谓是张氏家族中的“顶梁柱”，张氏家族其他成员张汝弼和张汝霖也通过科举之路做官，整个家族具备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从时间上看，渤海世家大族成员通过科举入仕主要集中在太宗至世宗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渤海世家大族发展的鼎盛期，各个渤海世家大族成员在仕途上发展较为通达。
辽末时期，渤海世家大族并没有因辽朝的灭亡而消失，一大批在辽为官的渤海世家大族纷纷弃辽从金。大㚖、高桢、高彪等人纷纷投金，官至中央，并得到封赏，通过对辽金时期渤海世家大族的仕宦对比分析，可知其家族成员逐渐从武官走向文官。随着汉文化的推进，科举逐渐成为金中后期主要的入仕途径。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开始重视教育，以武臣身份入仕的渤海世家大族及其后裔，虽可以通过荫补方式为官，但大多人选择科举入仕。
以李石家族为例，李石因辅佐世宗登基，官至宰相，李石之子李献可本可承其父荫补为官，但仍是通过科考入仕，官至山东提刑使。王氏家族入金第一位成员是王政，王政入金为渤海谋克，属于武官，其家族后代王遵古和王庭筠均通过科举入仕，成为金朝的文官。高氏家族在辽成员多为武官，入辽后许多高氏家族成员通过科举成为文官，如高守信以荫补入仕，其子高宪也有荫补的机会，但高宪并没有依靠荫补入仕，而是通过科考入仕。
金初便开始推行科举制，熙宗和海陵时期，均对科举进行改革，至世宗、章宗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了“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的局面。如张家族第六代成员张汝弼初以荫补入仕，后又考中进士，成为金朝一名重要的官员。随着金朝逐渐重视“文治”，由辽入金的渤海世家大族为维持家族势力发展，家族成员逐渐由武官转向文官转变。且在海陵、世宗时期，渤海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达到鼎盛。
通过分析渤海世家大族在辽、金社会仕宦特点的不同，可知渤海世家大族在辽金社会地位的转变。辽金前期，统治者对渤海世家大族成员进行“量才”授官，这一阶段渤海世家大族为契丹、女真效犬马之劳，如高模翰、大㚖均因骁勇善战得到辽金统治者重用。
随着渤海世家大族成员的功绩显著，其家族势力也得到发展。辽金中期，其家族开始享受“世袭”的特权，家族仕宦有了明显的转变，从中小官职逐渐走向中枢机构。如辽圣宗时期大康¨官至南府宰相，金朝张浩、李石军官至宰相，可见在民族融合的氛围下，渤海与契丹、女真之间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契丹与女真族开始逐渐接纳渤海遗裔，渤海世家大族死心塌地为辽金社会发展效犬马之劳，在此基础上，渤海世家大族成员也逐渐渗透到辽朝和金朝的中枢机构，参与辽金政治建设中，同时渤海与契丹、女真之间不断融合，文化相互碰撞并逐渐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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