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开篇记载，孟轲前去拜见梁惠王，后者开门见山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对此，孟轲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孟夫子看来，仁义是比利益更为重要的东西，仁义能使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而利益却会导致国君、大夫与庶人互相迫害。这是继承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思想。
后世的儒者在面对义利之辨时，都自觉维护孔孟的主张。《盐铁论》记载，当贤良文学们指责桑弘羊搜刮敛财时，都说他“违于义而竞于财”，导致民风败坏。“义利之辨”成为儒家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问题。
孔孟开启义利之辨
西汉的“盐铁论”是义利之辨的一个高峰，北宋的熙宁变法则是另一个高峰。
宋神宗熙宁元年，王安石应诏受命，入京为官。当年十一月，河朔地区发生灾情，为了救灾赈民，执政大臣请求南郊祭天时不要像往常那样赐皇亲国戚、贵臣大夫予金帛，以此来节省开支、缓解财政压力。宋神宗便命众学士谈论，司马光、王皀与王安石同时进殿，各抒己见。
司马光认为执政的建议可采纳，并且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国家要想解决出现已久的财政问题，就应当壮士断腕，敢于拿贵臣开刀，消除恩萌泛滥的历史遗留问题。
王安石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为了百姓而苦了皇上和众臣，这是执政大臣无能的表现，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旧唐书》记载，当年唐朝有个惯例，每天皇上都会将皇宫内厨的食物赐予宰相，其分量足够十几个人吃。常衮当上宰相后，请求取消这个惯例，当时舆论都认为“厚禄重赐， 所以优贤崇国政也”，常衮要真心为国家节省开支，那么他直接辞职，省掉那丰厚的宰相俸禄就是，何必惺惺作态地要跟几碗饭过不去？接着王安石提出见解说：“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言外之意是执政大臣没有理财的才能，这才导致国用不足。
对此，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他认为由国家出面进行的理财活动，不过是贵人们打着的官府厚敛于民而已。
王安石则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指明官府的利益未必与民众冲突，官府可以通过其他手段，不增加税收也能丰实国库。
王安石和司马光
司马光反驳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官府并不是生产者阶级，官员也不从事生产劳动，官府的财源主要是老百姓缴纳的赋税。除了赋税以外，官府的其他财源都是通过权力和垄断得来的；比如禁止百姓经营盐铁、茶叶、酿酒、外贸等暴利行业，虽名曰“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上还是分割走了百姓的蛋糕。又如币制改革，朝廷强制推行以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以纸钞取代铜钱的政策，名义上没有搜刮百姓，实际上却是把天下货币全部聚拢到官府的手中。
宋神宗知道司马光说得在理，但王安石的理念又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回答说：“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命王安石以常衮之事督责执政，执政遂不敢再提取消赐金帛之事。
接着第二年春天，宋神宗就开始重用王安石，任命其为参知政事，开始“变风俗，立法度”。王安石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理财，说：“今欲理财，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创立了三司条例司。王安石想要援引好友刘恕入司共事，刘恕委婉地说：“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因“义利之辨”上的理念不同，王安石最终与其绝交。
王安石的理财主张符合宋神宗的利益，故而得到重用
熙宁二年，变法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七月，朝廷就恢复了昔日桑弘羊推行过的均输法。
在《盐铁论》中，桑弘羊声称均输法可以方便远方郡国输送贡品进入京师，杜绝商贾牟利；贤良文学则反驳说此法自实行以来完全走了样，成为官吏敛财的手段，并且出现“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等问题。
当时，在三司条例司中任职的苏辙就提出了异议，认为重设均输未必能增加国用，之后此法果然不了了之。
九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由官府贷款给农民购买青苗来种植，待收成后再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款。如果遇到灾情，官府还允许百姓暂缓还贷。这样百姓就不必向民间的“兼并之家”借钱，再无催逼之虑；而官府也可以通过放贷收息的做法，增加财政收入。
当王安石与吕惠卿将草案出示于同僚时，立即遭到苏辙的反对，他认为制度设计自然很理想，但执行起来会是另一回事。朝廷允许官府向百姓放贷收息，这本身就会诱发腐败，促使官吏们拿着钱去跟富户勾结，或者在担保上做文章，设置各种门槛以谋利，令普通百姓难以贷到钱；即使钱顺利贷给了百姓，也无法保证他们会拿这笔钱去买青苗耕种而不是肆意挥霍。到时候钱收不回来，官府必然要加大惩罚力度，出台更多严刑峻法，这样不仅没搞到钱，还因烂账问题加剧官民矛盾。最终苏辙因与吕惠卿议论不和，被逐出三司条例司，青苗法照常推行。
苏辙屡次对变法提出异议
这时司马光借迩英阁说书的机会，向宋神宗说明青苗法的弊端，认为普通富户放贷尚且会逼迫平民破产卖身，更何况是强大的官府。吕惠卿则辩解说贷不贷款都是自愿的，官府并未逼迫百姓。司马光反驳说愚民无知，不知道借贷的利害，官府非但没有教化百姓，反而亲自放贷，以利诱民；如果最后逼得百姓破产为盗，为害的还是国家本身。神宗不置可否。
青苗法推出后，官吏为迎合王安石，“务以多散为功”，极力向百姓放贷。结果富民不愿贷、贫民争相贷，然而贫民信用差，于是朝廷便将平民的信用分为五等，一等户能贷一万五千，五等户也能贷五千，又推出“贫富相兼、十人为保”的政策，务求把钱都贷出去。之后韩琦上奏，向宋神宗反映了官府强力推广官贷，乃至于强迫百姓贷款之事。神宗一时犹豫，想要摆除青苗法，王安石为此谢病求去。神宗便命两名宦官去视察民情，宦官回来后声称老百姓都说青苗法好，此事遂寝。
司马光争青苗法不得，便上交辞呈，预言说青苗法实行以后，官吏都会积极放贷，为此不惜让贫民与富民相结为担保。贫户一旦经营不善，还不起款，就会携家带口逃走；官府找不到人，就会督责富户代为还款，导致“十年之外，贫者既尽，富者亦贫。”百姓既已清贫，官府虽一时敛得财富，但十年之后又能继续向谁放贷呢？
争议极大的青苗法最终依然推行
熙宁三年，王安石又推出募役法，按照平民的富裕程度分为五等，每等都要向官府输送一定数量的“免役钱”，名为“使民出钱募人充役”；又规定不需要服役的官户、女户、僧侣、尼姑、单丁、未成年人也都得输送“助役钱”。服役的人数先由官府进行估算，然后再分配到各州各户，规定出“免役钱”和“助役钱”的数额。那些不愿意服役的富户就可以通过缴纳钱粮的办法来免除劳役、兵役。这会大大增加官府的收入，所以率先在人口众多的开封府进行试点。结果百姓哗然，东明县的数百名平民还集体围堵开封府衙。
当时言利之臣们都厚颜无耻地说募役法是王安石救时惠民的第一好政策，以此来蛊惑宋神宗。然而司马光依然抗辩说，募役法既不惠及最上等的富户，也不惠及最下等的贫户；上等户本来有一段时间可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如今朝廷却一律责令他们交“免役钱”，无疑是增加了负担。至于女户、僧侣、尼姑、单丁、未成年人等，他们以前并不需要服役，如今却莫名其妙地要出“助役钱”，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列入了要服役的范围里。而且无论免役还是助役官府都只收钱，而不要货物。这样百姓必须得先把生产出来的东西拿市场上售出，获取货币后才缴纳给官府，于是岁丰之时百姓要贱卖谷物以换钱，岁欠之时又得伐树、杀牛、卖田以换钱，“民何以生乎？”
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要么服役、要么交钱
熙宁七年，经过六年变法之后，天下骚动，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晦、范纯仁、苏轼、苏辙、程颢等名臣皆尽罢去；吕惠卿、曾布等巧佞之臣纷纷超迁，天下怨之。
皇太后见王安石得罪人太多，便对宋神宗说：“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宋神宗却说：“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因为只有王安石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千方百计地为朝廷搞钱，所以得到神宗的信任。
然而皇弟赵颢却忧心忡忡地对神宗说：“太后之言，不可不思。”神宗大怒说：“是我败坏天下邪！汝自为之。”众皆不欢而散。最后太后哭着对神宗说：“安石乱天下，奈何？”宋神宗为此而犹豫，恰逢此时，王安石曾经举荐的郑侠给朝廷上了一幅流民图，指责时政之失。神宗览图后，长吁短叹，寝不能寐，次日便罢掉了十八项新政。王安石为此请辞求去，吕惠卿等又劝转神宗，说：“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放被其赐，一旦用狂父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立即收回成命，一切新法如故，只暂罢方田均税法。
王安石改任江宁府后，“传法沙门”韩绛和“护法善神”吕惠卿继续奉行变法。一天，神宗召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问他说：“卿兄秉政，外论谓何？”王安国答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意指熙宁变法的理财实际上就是敛财，神宗为此不悦，吕惠卿趁机驱逐王安国。
南宋儒学事功派代表人叶适在《财计篇》中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真正的理财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大禹、周公开河引渠、劝课农桑、鼓励社会生产、均平天下货物，使人人都能够过得丰衣足食，虽未暴富、至少小康；而后世的理财实际上却是官府敛财而已，其本质不过是“自理之诸民而供上用”，其绝妙的地方在于“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其缺陷在于只是缓解了一时之弊，却造成无穷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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