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辽史》、《契丹国志》和碑刻资料的记载，辽朝的辍朝亦可以分成因人辍朝和因事辍朝两类。在因人而辍朝的种类中，又可以分为因人去世而辍朝，即因丧而辍朝和因病而辍朝两类。在因丧而辍朝中，既有契丹皇帝为皇亲国戚、大臣去世而辍朝，也有为外国君主去世而辍朝。
首先，因帝和后妃丧而辍朝。皇帝和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和妃子去世后，新皇或在位皇帝因丧而停止上朝处理政务，以示哀痛和缅怀之意。其中，皇帝去世又可称大行丧。由于《辽史》缺漏较多，故关于大行丧，新皇帝辍朝的记载不多。
为妃子去世而辍朝，在《辽史》中有一例，天祚皇帝的外祖母梁国太妃去世后，“仆闻，上哭之恸，素服辍停（亭）朝三日”。其次，辽朝皇帝也会为一些重要的皇室成员辍朝。耶律隆庆﹑耶律宗愿和耶律弘世等，这三人去世后皇帝都为其辍朝七日，据现存可考的史料记载，此为辽朝历史上最高规格的辍朝之礼。
他们生前的最高爵位分别为秦晋国王、混同郡王和秦越国王，据王曾瑜先生考证，辽爵计十四阶，以两字国王为最高，耶律隆庆、耶律弘世皆如是，他们去世后享有最高规格的辍朝之礼亦在情理之中；耶律宗愿以郡王身份而享两字国王的辍朝待遇，可能是圣宗皇帝痛失爱子，为之变礼也未可知。这三人都是在圣宗朝以后去世，当时辽朝的辍朝制度已经趋于完备，因而关于辍朝的相关记载也就多了起来。
除了皇室成员以外，一些蕃汉大臣去世时，皇帝为了表示哀痛、缅怀和尊重，也要罢朝停止处理政务。根据《辽史》和碑刻资料，皇帝为之辍朝的著名契丹官员有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萧挞凛、萧海璃、萧惠、耶律仁先、萧福延等。耶律曷鲁是太祖阿保机的心腹，辅佐阿保机“变家为国”，官至于越，病逝时阿保机为其辍朝三日，为有史记载的辽朝皇帝第一个为之辍朝的官员。
他国君主是指包括辽朝属国君主在内的君主，他们去世后，辽朝皇帝也会为其辍朝，以示哀悼和纪念。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曾发生大规模的战事，两国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和平共处。当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召集蕃汉大臣为之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虽未明确有辍朝的记载，但辽圣宗、辽兴宗崩逝后，宋朝都曾为其辍朝七天，辽朝出于外交礼节，为宋朝皇帝辍朝是必然的，加之辽为后晋石敬瑭辍朝七日，那它为宋朝大行皇帝辍朝至少应为七天。
遇有大臣生病，契丹皇帝有时也会有辍朝之举。《辽史》载，穆宗应历十七年（967年）“秋八月辛酉，……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贺”。因为阿不底此人在《辽史》中无传，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也仅为寥寥数语，只记载了他“好贿”，与耶律女里相善，更何况穆宗在位期间经常不上朝处理政务，因而皇帝为生病大臣辍朝这种情况比较有偶然性。
此外，一些对皇帝比较重要的人生病，也会引起重视，如皇太后。神册四年（919年）九月，太祖阿保机出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又兴宗重熙十六年（1047年）“夏四月乙巳朔，皇太后不豫，上驰往视疾。丙午，皇太后愈，复如黑水泺。”这两条史料都载有两位皇帝侍奉生病的母亲，期间因故不上朝也是可能的。
唐朝皇帝在遇有暑寒雨雪天气，或出现特殊天象，或举行祭祀活动等情况时，都会因故辍朝。这类辍朝的出现偶然性比较大。辽朝皇帝也同样如此，除了因遇有丧事而辍朝外，还有很多特殊情况也要辍朝，即所谓因事辍朝。
第一，逢有重大节日、重要节气，因举行宴饮等，出现辍朝。
第二，举行藏阄仪时辍朝。第三，遇有战事时也辍朝。狩猎在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辽帝的行猎活动尤其集中在“春水”“秋山”期间。当遇有雨雪等特殊天气时，皇帝常因此暂停狩猎活动。
辍朝制度在古代不仅是朝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属于礼制的范畴。上文提及唐朝辍朝的相关事宜由太常寺负责，根据《辽史》中的记载，辽朝掌管礼仪的官署为：北面朝官中有敌烈麻都司，“掌礼仪”，长官敌烈麻都，下设总知朝廷礼仪、总礼仪事等；南面朝官中有六部中的礼部和太常寺等。
由于《辽史》的《百官志》是元朝末年史臣在金陈大任的《辽史》和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基础上编纂的，疏略很多，尤其南面官部分是根据《辽史》纪传中所见的汉制官称排列而成的，因此，辽朝的南面官具体情况如何，一直是一个谜团。很多学者都曾对《辽史》的编修及辽朝官制进行过研究，但很多南面官仍有分歧。
王曾瑜先生根据面世的辽代碑刻资料，结合宋人的记载，曾对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辽朝确无三省六部体制，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和员外郎全属虚衔”，文官虚衔“大致是沿用原唐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秘书省、殿中省、诸寺、监等的职事官名”，“辽朝之大卿、少卿、大监和少监一般属文官虚衔”，只有“大理寺乃是辽朝在诸寺、监中唯一予以保留的刑法职能机构”。
就是说在《百官志》“南面朝官”中与礼仪相关的六部中的礼部和太常寺等官署是不存在的。他认为辽朝取代原属于礼部、太常寺的职能机构是“随驾太常礼院”。因为辽朝是“官属随帐”，即中央官府的官员和衙署跟随皇帝四季迁徙捺钵，故所谓“随驾太常礼院”就是跟随皇帝迁徙的太常礼院。但是“太常礼院”在《辽史》的《百官志》中并没有记载，其只出现于辽代的碑刻中，说明在辽朝是确实存在的。
由于相关史料匮乏，目前尚不能确定辽朝何时开始设置“随驾太常礼院”。那么，在《辽史》的《礼志五》和《乐志》中出现的太常卿等属于原唐朝太常寺的属官，其性质当和在辽朝各种礼仪中与太常卿同时出现的侍中一样，是属于跟随皇帝四时捺钵官员的虚衔。
因辽朝的辍朝制度源自中原汉制，故主掌辍朝礼仪的不会是属于北面朝官中主掌礼仪的“敌烈麻都司”，而应为“随驾太常礼院”，《礼志》和《乐志》中出现的“太常博士”，当为“随驾太常礼院”的属官。因为唐朝主管辍朝礼仪的是太常寺，五代诸朝为太常礼院，而辽朝无太常寺之设，而有“随驾太常礼院”，因此，如果从主管辍朝的官署名称来看，辽朝的辍朝制度确实直接继承于五代。
据《辽史》的《礼志》规定，“北面主事以下随驾诸司为武官。馆、阁、大理寺，堂后以下，御史台、随驾贤员、令史、司天台、翰林、医官院为文官”，因太常礼院和太常博士属于汉制的汉官，故这些属于太常礼院的太常博士与大理寺、医官院的官员一样，当属于文官之列。“随驾太常礼院”官署名称，体现了辽朝蕃汉兼容的官制特色，也反映了辽朝既不是一个纯粹的行国（游牧政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国（农耕政权），而是一个“行国”和“城国”兼有的政权。
由于辽朝是游牧契丹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建立的，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政策，在实行草原旧制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中原汉制，逐渐形成所谓“第三文化”——契丹辽文化。作为近承五代后梁，远袭唐朝的辽朝辍朝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蕃汉兼容的制度，与唐朝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由于契丹皇帝仍然保持传统的游牧渔猎生活，一年四时捺钵，春捺钵钩鱼捕鹅雁，秋捺钵入山狩猎，不处理政务；只在夏捺钵和冬捺钵时，才召集北、南臣僚，举行大政会议，因此，辽朝的辍朝之举多出现在夏季和冬季，这是与中原王朝最大的不同。
第二，辽朝太后有辍朝之举。一般情况下，在老皇帝崩逝后，新皇帝即位之前，甚至在新皇帝亲政之前，辽朝太后一般要“摄政”、“称制，权决军国事”。应天太后述律平、承天太后萧绰、钦哀皇太后萧耨斤、北辽的萧德妃以及西辽耶律大石的感天皇后塔不烟等都曾“称制”处理国事，故在“称制”期间，太后会有辍朝之举。如承天太后萧绰在荆王耶律道隐薨后，辍朝三日；萧挞凛中宋兵伏弩伤重身亡后，萧绰辍朝五日。
第三，辽朝皇帝因个人原因而出现辍朝时，多是因醉酒或宴饮，唐朝皇帝则多是由于身体状况欠佳，这二者虽然类似，却也不尽相同。如辽穆宗就多次因醉酒而不视朝。这可能与契丹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塞北苦寒的天气有关。但这类因醉酒而辍朝对辽朝统治十分不利，故穆宗后的辽朝诸帝吸取了教训，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类辍朝例子发生。
第四，在因丧辍朝的天数上，辽朝与唐朝有异。如宗室子弟去世后，唐朝皇帝多是辍朝三天，而辽朝皇帝多增为七天。如景宗次子耶律隆庆死后，圣宗辍朝七天。圣宗子耶律宗愿曾担任辽建雄军节度使、中京留守、北大王、上京留守等职，兴宗闻其讣告，“震悼至恸，辍朝七日”。兴宗第三子耶律弘世，道宗的亲弟弟，去世后道宗为其辍朝七天。
当然也有辍朝三日和五日的，耶律道隐是人皇王耶律倍第五子，世宗的异母弟，先后封蜀王、荆王，历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等职，病重时承天太后曾亲自探视，统和元年去世后，承天太后为其辍朝三日。景宗第三子耶律隆裕，历郑王、吴王、楚王、齐王，统和年间伐宋，其留守京师，拜西南面招讨使，圣宗为其辍朝五日；在为他国君主丧方面，唐朝皇帝辍朝时间一般为三日，辽朝皇帝则增为七天。
第五，辽朝虽继承了唐、五代的节度使辍朝制度，但又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辽朝的节度使与中原唐、五代并非完全一样，既有实职，如节度使州的长官，也有遥领虚衔，如辽朝宗室成员多授节度使类的武官，因而辽朝以节度使为辍朝对象者，同时也是宗室成员，为其辍朝还是从宗室角度来考虑的。耶律宗政、耶律宗允二人都是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的儿子，分别官至武定军节度使，去世后，圣宗为其辍视朝五日。
第六，辽朝皇帝为之辍朝者以契丹人居多数，而契丹人中又以皇族耶律氏为多。仅据《辽史》和碑刻资料所统计的辍朝事例可知，辽朝契丹皇帝为之辍朝者，契丹人19人，汉人5人。在契丹人中，皇族耶律氏14人，后族萧氏5人。反映了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契丹人在辽朝是统治民族，皇族耶律氏在契丹人中的势力最为强大。
总之，辽朝辍朝制度与中原唐朝相比，之所以有如此鲜明的特点，主要在于辽朝是游牧的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呈现出“行城兼有”的复杂社会面貌，致使草原旧制和中原汉制在新的环境下相互影响，从而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本来属于汉制的辍朝制度，不但实行于汉官，也实行于契丹等蕃官，这是辽朝契丹人汉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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