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先秦史的研究包括诸多方面的研究，在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社会风俗史研究领域，都将服饰列入其中。作为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研究基础之夏商服饰制度，是先秦社会生活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充实和丰富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民俗史、文化史的研究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先秦时期礼仪制度及其演变过程。
旧石器晚期原始服饰的形成到新石器时代服饰在原料质地、佩饰种类、冠履等方面的变化发展，这些可以表明人类服饰在原始社会已经形成并有了初步发展。而的产生，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者建立其权威而确立的制度。
大约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夏代是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大约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的商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启是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开创者，自从启夺取政权，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服饰开始扮演区分社会不同等级的角色。
在夏商等级制社会，服饰已不可避免被赋以“礼”的内容，为后世相继形成的一系列贵族服饰制度奠定了基调。首先来看有关夏代服饰的文献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透露了夏代王室贵族的奢华服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说：“盖古者官阶不同，车服亦异，赐以车服，所以表示尊贵宠荣。”《荀子·王制》篇说夏代“衣服有制”，但具体规制如何，由于文字与考古资料的匮乏尚无法考证。
再来看商代。《帝诰》言商汤居亳，说汤将冠冕串饰赐予下国之主。《帝王世纪》记载商末王“纣不能服短褐处于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于九重之台”。这些文献蕴含着商代服饰等级性的诸种体现，也显示出商代服饰等级性较之夏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为更深入地说明夏商时期的服饰所体现出的等级性，下面介绍几则考古发掘资料。1981年发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号高级权贵墓，墓主颈部佩戴2件精工磨制的绿松石管串饰，胸前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精致铜兽面牌饰，背面还粘附着麻布纹。而另一座漆棺3号小型墓，只在墓主头部有一件用于束发的骨笄。
其余大量的平民墓，则难有饰品出现。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的56座墓葬，绝大多数无饰品，而少数出饰品的墓葬，可见到以下几类现象，一类饰品为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一类饰品是绿松石串成的项链，一类是绿松石与陶珠相间的项链，一类是陶珠项链，一类是贝壳串饰。
由以上墓葬出土饰品的不同种类和质料来看，夏代由于贵族生前身份地位的不同，随葬饰品是有所区分的，且出土资料表明平民生前是几乎很少佩戴饰品的。
另介绍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以体现商代服饰的等级性。首先，以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例，墓主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是代表王后一级的墓葬。据著名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先生介绍，当时妇好墓出土的装饰品为数最多，有420多件，大部分为佩带玉饰，少部分为镶嵌玉饰，另有少数为观赏品。
尽管时代不同，考古文化不同，但用琮、壁进行祭祀当是一脉相承的。玉器之外还有绿松石、孔雀石、绿晶雕琢的艺术品和玛瑙珠等。据此可见，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拥有王家的奢华礼遇，随葬品极其丰厚。其中玉器、装饰品的数量种类之多，也展现了墓主的高贵身份和商王朝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其次，代表一般贵族的墓葬服饰随葬品，从下面介绍的墓葬可以有所体现。一个是殷墟西区M222，椁顶和二层台上铺满了彩绘画幔。1959年大司空村发掘的101号墓，出有较粗的麻布花土，白黄色相间，上用黑色线条绘以兽面花纹。
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25号墓，出有玉环、玉璜等装饰品，且在所出铜戈上发现附有红黑色相间彩绘织物印痕。这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般贵族生前的服饰状况。
最后介绍两座反映一般平民服饰的墓葬。分别是殷墟苗圃北地，头顶有黑色织物痕；人架腰部亦有织物痕，又有蛤蜊壳两个。殷墟一般居址常见的是骨笄、蚌、牙饰品。
以上考古材料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商代从王室、到一般贵族、到一般平民随葬服饰的若干差别。揭示了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超过夏代，助长了王室贵族的奢靡之风，表现在服饰上则是较夏代种类更繁复，区别身份、地位、等级更为明显而具体。至于夏商时期到底如何在服饰上区分尊卑等级，史籍并无详细记载和规定。
而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多是依靠出土的装饰品之数量、质料、种类来区分墓主的身份等级，而衣裳实物的出土甚少，具体形制也无从考证，更谈不上从衣裳来区分等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夏商时期的服饰存在等级差别，但各等级的服饰差异何在，尚没有形成详尽的规定和具体形制。
谈到夏商时期衣服的质料，不得不涉及到当时的纺织业生产。夏商时期，纺织业较原始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夏代历书《夏小正》载：当时已开始专门从事养蚕，养蚕业的规模也在不断发展。
养蚕业的发展自然推动了夏代丝织业的演进，有文献《盐铁论·力耕》载夏代王室贵族已大量采用丝织品制做作衣裳，同时也反映出奴隶主贵族的奢华生活。而对于商代的蚕桑业发展，最明显的体现便是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帛”等字出现。
除此，墓葬出土的玉饰中有雕琢的形态逼真的玉蚕，如安阳大司空墓中曾出土过一个长3.15厘米，共有7节的白色扁圆长条形的玉蚕。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身卷曲作蠕动状的蚕纹。
在甲骨文卜辞中也有“蚕事”的记载，祭祀典礼非常隆重，可见植桑、养蚕是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农事活动。这些都足见商代蚕桑业的发达程度。商代王室贵族服饰的质料相当华贵奢侈，都是相当于锦绣一类的丝织品。
但在平民贱者一方，自当别论。《诗·豳风·七月》反映早周农夫犹常常是“无衣无褐”。大概粗麻粗葛织物是当时平民阶层的主要衣料所属。《礼记·郊特牲》云：“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可见下层平民有以秋后变黄的植物草茎编以为服，跟贵族阶级一方锦绣絺紵的精工编制服饰，形成截然鲜明的对照。
首先来看以夏代纪年内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两座贵族墓葬为例，1975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内，出土一件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正面蒙有至少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布，除最细的一种布未确定性质外，其余都是麻布。
1981年发掘的一座出有漆鼓的4号高级权贵墓，墓主胸前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精致铜兽面牌饰，背面还粘附着麻布纹。另外，晋南襄汾陶寺遗址，据碳素年代测定数据，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前后延续约500多年，中晚期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其中发现的大、中型墓，随葬品十分丰厚，墓主骨架有衣装和饰品遗存。
一座编号为1650号的中型墓，男性墓主仰身直体，平置于厚约1厘米的网状麻类编织物上，周身裹以平纹织物，上体白色，下体灰色，足部橙黄色，织物外遍撤朱砂，骨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反复折叠成10～12层，直到棺口盖板，棺盖上又覆麻类编织物一层。由考古发掘所见，夏代贵族服饰的衣料，主要有麻布和平纹丝织品。
商代的麻、丝织物在一些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比如：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卷麻布，将其展开时断裂为13片，麻布属于平纹组织，其中出土的一件铜觚上有丝织物残痕。
经专家考证，其出土麻布已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麻布十分接近，可见商代的麻纺织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另外，北京平谷刘家河一座随葬有铁刃铜钺的商代中期墓中，出有平纹麻布，经纬密度分别为每厘米8～20根、6～18根，纱线大都为S拈向，与台西出土麻布相似。
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三件铜戈上有织花斜纹绢残片。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晚商大型墓，许多随葬器物上也留有麻布、丝绢织物痕，布纹疏密不一。
陕西泾阳高家堡晚商贵族墓，出有麻布和丝绸织品。妇好墓出土的丝织品可分六种：一是各种平纹绢类，经线密度每平方厘米20～72根，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18～30根不一。二是平纹丝类织物，还用朱砂涂染过。三是单经双纬组织之缣。
四是双经双纬之绢绸。五是斜纹组织的由经线显菱形花纹之文绮。六是纱罗组织的大孔罗，每米大约有1500—2000个拈回，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纠经机织罗。
以上材料足证商代贵族服饰的衣料同夏代一样仍以麻织物和丝织物为主，但在制作工艺和麻纺织技术上远逾商代。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据殷墟王邑侯家庄第1004号殷王陵南墓道中曾发现的皮甲残痕，张秉权先生对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的YHI27坑所出龟甲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商代服饰的衣料除麻、丝织物外，还有皮革和木棉织物。
如此看来，上述夏商服饰的各个部分已经显现出服饰的区分等级的功能，因此可以说，所谓“服以旌礼”、“旌之以衣服”，在夏商时期的服饰中已经有所体现。夏商统治者在确立区分社会等级的服制方面已经初具规模，其为后世服饰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正如周锡保先生所言“殷商时已有阶级等别，但具体服饰上的差异如何，还没有完全确切的完备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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