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系的改良，当然需要加强法治。事实上，古代的皇帝和各级官僚，也一直都在试图用一些既定制度来规范管理。秦代以来的法家“里子”，不是随便说说的；万人以上的社会管理团队，怎么可能没有制度呢？
然而，且不谈其是否符合“自由”“民主”之类的标准，单从逻辑自洽性而言，任何一套法律体系，都不可能完备，甚至不可能接近完备。
首先，用权力制约权力，最终必然陷入咬尾巴狗的无效循环。
其次，法律很难预见未来，通常却又只能作用于未来；
第三，法律必须基于大众价值观，但大众价值观通常都是有分歧的，有变化的，甚至自相矛盾的。
而在执行层面上，“法治”同样面临三大难题——
其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基本没有下限的某些人，或某些势力，单靠“法治”很难对付，甚至根本对付不了；
其二，“三权分立”必然鼓励对抗，从而大幅降低社会运行效率。
其三，很多社会决策及其后果的复杂程度难以评估。“法治”之下，必然使得官僚们只关注“程序正确”，形成大面积的事实“不作为”。
很多先哲以及现代学者们都说过——西式“法治”的核心，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让政府无法做出任何对资产集团（或其它权力集团）不利的事。
而西式“法治”的现状——低效，无能，漠视甚至欺辱普罗大众……等等等等，也很清楚地证明了上述判断。
“法治”不是万灵药。
更进一步，在中国官僚体系的制度框架里，加强“法治”所能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
原因同样有三：
其一、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官僚体系，各式各样的规则潜规则并不少，只是常常不能公之于众，或未能以条文形式出现；
其二、短期内无法变成服务型政府。执政事项繁多，目的广杂，靠“事后立法”根本应付不了；
其三、任何“法治”都要靠人来执行。人力、财力，或道德水平不能支持，执行就不会到位，就必然产生执法差异，反而更容易滋生出寻租空间。
所以，极简化和绝对化的“法治”，最终的结果，仍然也只能是荒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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