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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国||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朝商人

作者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1592—1598)是近世东亚中、日、朝鲜三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一场国际战争,对东亚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战争的胜负当然取决于三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与此相关的是,明朝商人在其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朝鲜宣祖国王曾给明廷自辩疏中有言:“七年之间,大小衙门及各营将官、往来军兵及买卖商贾,项背相望,表里无间,小邦所为,纤芥难掩!”提到各类人员时,特别提及“买卖商贾”,可见商人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就明朝商人来说,战前明朝在日、琉商人传来相关情报,战争期间帮助明军筹集、运输粮饷,又以行商前往朝鲜前线,为明军将士提供必备物品,是辅助明军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朝鲜王朝商业尽管不甚发达,亦能见到商人的身影。中国、日本韩国学术界研究这场战争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对于商人在其中的作用,虽有所涉及,尚未见系统论述。本人不揣浅陋,以明朝商人为中心,对此略加探讨,力求加深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


一 在琉、日的明朝商人对情报的搜集与传递

事实上,在日、琉的明朝商人大概是最早获悉日本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中国人,他们探知丰臣秀吉准备侵朝的消息后,想方设法将信息传递回国,以使明朝早做防备。《明史·日本传》曰:“(关白)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同安人陈甲(申)者,商于琉球。懼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申)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福建巡抚赵参鲁获悉陈申和郑迥的情报,当即上奏明廷,同年七月,情报传到明廷。《明神宗实录》载:“大学士许国等题:昨得浙江、福建抚臣共报日本倭奴招诱琉球入犯。”这是明廷最早获悉日本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信息,乃是来自琉球的明朝海商。
不久,来自日本的许仪后也传来类似信息。许仪后,江西吉安人,隆庆五年(1571年)在广东经商时被倭寇掳掠至九州,因其医术高明,获得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的重用。后来他在寺院碰到同被掳来的同乡商人朱均旺,将其赎回,安排在自己家中抄写医书。丰臣秀吉早有通过朝鲜、侵略明朝的意向,最终于天正十八年(1590年)确定侵略计划,岛津氏是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力量。许仪后很快就获知信息,曾两次托人传书回国,但都石沉大海。因为他在日本已结婚生子,难以离开,遂写好题为《仪后陈机密事情》的文书,设法让朱均旺送回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朱均旺带回的文书被送到福建巡抚手上,他的文书进一步佐证了丰臣秀吉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消息。
同时,明廷从陈申、许仪后的文书中,获悉朝鲜将为日本侵略之先锋,“中朝有客商陈申者,自日本还,言关白秀吉将入寇,以朝鲜为先锋。又有许仪后者,亦以客商,被掳于日本,为萨摩州太守所爱。闻关白将入寇,潜遣所亲朱均旺,投书上国边帅……”《朝鲜宣祖实录》亦载曰:
先是,中朝福建行商许仪后等,潜报上国云:“朝鲜贡驴于日本,与日本连谋、将犯上国,朝鲜为之先锋。”中朝颇疑之。及本国败报至中国,中朝论议汹汹,许阁老国独扬言曰:“吾尝奉使朝鲜,习知情形,朝鲜礼义之邦,决不如是。”及本国请兵奏至,辽左之人传言:“朝鲜实与倭奴同叛,佯为假王,向导而来。”
许仪后作为一名在岛津氏身边的医官,他将日本拟侵略明朝的计划以及传言朝鲜将为先锋的言论传入明廷,引起很大反响,尽管大学士许国为朝鲜辩护,但也无法消除明廷疑虑。因为战前朝鲜很多行为确实不大合常理,明廷获悉福建、浙江巡抚奏报日本将侵华信息前,朝鲜未提供任何相关情报,并非不了解,而是朝鲜有所顾虑。战争发生前一年,朝鲜还特地派黄允吉和金诚一为正副使前往日本,也并未向明廷汇报,朝鲜使臣回国后,正副使对于丰臣秀吉是否会发动侵略战争,也出现完全不同的看法,“黄允吉以为平义智奸诈可忧,金诚一以为不足忧”。朝鲜犹豫不定,更增明廷疑虑。
许仪后随后一直相当活跃,中朝双方都有史料提及他。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许孚远被任命为福建巡抚,指挥沈秉懿与史世用都称受石星密令,前往日本打探倭情,许孚远派史世用与海商许豫等同往。《明神宗实录》载曰:“先是,尚书石星遣指挥史世用等往日本,侦探倭情,世用与同安海商许豫偕往。逾年,豫始归报福建巡抚许孚远。豫之伙商张一学、张一治亦随续报,互有异同,孚远备述以闻。”此处言石星专门派指挥史世用与商人许豫前往日本打探情况。实际上,此事乃福建巡抚许孚远安排的,而他们去日本联系的人正是许仪后。事后,许孚远将此事原委上奏明廷,许孚远奏疏中,清楚地交代了史世用与许豫等前往日本,与许仪后等接触的情况。
原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四月,许孚远安排史世用等前往日本。他们六月出发,七月初四到达九州内浦港。打听到许仪后陪同岛津义久去了名护屋城,史世用就前往名护屋城寻觅许仪后,并派张一学去关白住处探听情报。八月十三日,许仪后陪同义久、关白回家,八月二十七日许仪后与史世用、许豫在内浦见面,商议办法。九月初三日,许豫准备绸缎礼物,在许仪后陪同下拜见幸侃,当幸侃获知其是“大明武士”时,赠他盔甲一副。九月十九日,有日本正兴寺僧人玄龙来内浦见许豫等人,质问他们是否大明密探,来探听情报。许豫回答说:“是!因尔国侵伐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游击将军者,沈惟敬也)来讲和好,我福建许军门听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虛实,先差我一船人来此,原无他意。”即便如此,日本僧人并未对他们采取行动。岛津义久等人并未为难他们,反而赠送礼物,附上文书,以便为将来贸易做准备,且还放还了他们所购买的二百斤硫磺。十月,许仪后被岛津义久差往朝鲜,史世用等人方回国。可见,史世用等在日本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许仪后是他们最重要的联系人,十月许仪后被派往朝鲜,他们在日本没了线人,遂驾船回国。在许孚远的这篇奏疏中,随后一一条列史世用等从日本打听来的情报,即如:
一、探得关白姓平,名秀吉,今称大阁王,年五十七岁,子才二岁,养子三十岁。关白平日奸雄诡诈六十六州,皆以和议夺之……一、关白令各处新造船只千余,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七十枝。中船长七丈,阔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豫访诸倭,皆云候游击将军和婚不成,欲乱入大明等处……
从丰臣秀吉的身世、子嗣情况、崛起的经历,到日本概况战争准备、侵略朝鲜的部队、武器、掳掠朝鲜人等各方面信息,有十数条,相当详细。可以说是当时明朝仅次于侯继高《全浙兵制考》中有关日本的最详细信息。显然这些多系许仪后等人所提供的,对明朝了解日本军情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史世用前往日本之事,朝鲜亦有所耳闻。五年后,当史世用来到朝鲜时,宣祖还特别提及此事“大人前以小邦事,涉万里惊波,备尝勤苦,小邦常怀高义。今此来临,尤感。”史世用答曰:“不敢当,今以监军差官来此。日本事情,详载于文,谨当送示。”关其赴日情况,史世用表示当会给国王星上书面材料。
许仪后前往朝鲜后的情况在朝鲜史料中亦有提及。宣祖二十七年(1594年)二月从日本逃回的朝鲜被掳人吴景禧说,他见过许仪后。原来吴景禧“被贼抢掳,前到倭山江古水麻地面”,有一位衣着像明人,他遂写字条问既系明人为何来此,此人回写曰:“俺是大明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许仪后,隆庆四年被抢来此,今已经二十四岁。”于是相识。后来与许仪后从九州乘船到对马岛,再到朝鲜永登浦登岸,许仪后随着日军一同到了朝鲜,“仪后仍留本浦,剂药为业”,继续在日军队中为医官。
1597年六月朝鲜官员鲁认被俘,在萨摩州岛津义弘部中被羁押了18个月。1599年三月鲁认在福建官员林震虩等协助下,逃到福建,他也提及过许仪后。据其记载,原来丁酉再乱之时,福建巡抚派林震唬潜往萨摩藩,联络许仪后,向岛津义弘施反间计曰:“日本无故兴兵,残破朝鲜,不有天威,皇赫斯怒。特命兵部尚书差征倭元帅统秦、楚、燕、齐、韩、魏、赵及西戎北狄具甲精兵百万,出山海关,渡鸭绿,荡釜山。因直捣对马、壹岐、西海等岛。更命都御使,差水军都统使,以闽、浙、湖、广、云南、吴、越舟师一万艘。又琉球、暹罗、安南、交趾佛狼机、西域水军万余艘,直入萨摩,必灭日本,以不天下为家之义。”许仪后遂到朝鲜泗川,向岛津义弘(石蔓子)施反间计。石蔓子惊惧曰:“际此空虛,大明舟师,倘或直渡,则势如压郊,即掇兵而归。”按此说法,岛津义弘之撤兵与许仪后劝说有关。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四月被岛津氏送回浙江的明将毛国科一行中,有原被福建巡抚派往日本探听情报的马一松等人,“若马一松等执有福建漳南道原给侦探倭情信牌,且口称有先年被掳华人许仪后等密报倭情书揭,及译审倭官,各吐情由”。可见,许仪后总是想方设法为明朝服务。
因之,生活在琉球和日本的一批明朝商人,以陈申、许仪后等为代表,在战前获悉日本将发动侵略的情报后,想方设法将情报送回国内。随后像许仪后这样的人,尽管没法回国,还是尽可能地为明朝提供信息;因为人身不得自由,无法从这场战争中脱身,但一有机会就为明朝提供帮助。


二 明朝商人帮助运输粮饷与随军前往朝鲜提供物资

“征讨,国之大事;粮饷,军之大命。”明中后期,随着白银的大量使用,白银成为明朝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明代军事供给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以白银为主体的军事供给体制。在明朝境内,战时携带白银,军需物资,就地购买补充,比较容易解决后勤供应,操作起来,得心应手。但万历朝鲜之役,明大军开赴朝鲜,异域作战,困难很多。而白银在朝鲜并非流通货币,被禁多年,明朝那套军事供给体系完全失灵。因此,万历朝鲜之役中,影响明军战斗力的因素,最为关键的不是明军的数量,反而是粮饷不继,经常缺粮少食。明廷为了确保明军物资的供应,一方面向商人征粮,在粮饷运送过程中,多方征集商船,协助运输;另一方面,允许明朝行商跟随明军进入朝鲜前线,以便为明军提供一些必备物资,补充军需,所以在朝鲜战场上形成了一种由明朝商人为军队服务的特殊景象。明朝商人对于明军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征集商人手中粮草,以供军需。明数万大军开赴朝鲜,朝鲜物资匮乏,战时又遭严重破坏,无力承担粮食供应,明廷只得想方设法,多方征集粮草,而征集商人的粮草就是重要来源。壬辰援朝,明经略宋应昌早就到辽东筹集粮草,调动精兵,为派兵赴朝作战做准备。对于粮草问题,除指令各地官员征集运送外,特别提及利用商人手中的粮食,“一为遵旨专责部臣等事。据辽东管粮王郎中廪称:辽阳有该纳屯粮商人,有上纳盐、粮,就近兑支各军等情到部。看得辽阳既有该司屯盐粮饷支给官军,颇为近便,但未有的数,拟合行查。牌仰本官,即查辽阳卫所,各有该司屯粮若干,商人上纳米若干,各系何年,见在何处屯积,就近支给官军,应该作何兑还,逐一查明,具由呈详,以凭酌议施行”。乃引述辽东管粮王郎中之言,希望将在辽阳改纳粮的囤粮商人的情况弄明白,并且兑付,以便运往朝鲜。
商人不仅要纳粮,明廷还特别向商人购买粮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前线大战方酣,粮饷不继,遂令买商人米,送往朝鲜。神宗谕户、工二部言:“适见经略宋应昌奏称兵力单弱,粮草不敷,恐有疏虞,前功尽弃。尔部职司兵食,义当并力一心,共济国事。所有合用粮草,户部一面发银,或从山东海道召商高价籴买,或就近输运,务使东征四五万人,可彀半年之用。”特别指令户部发银向商人高价收购粮食,运往朝鲜,以确保明军粮食至少能用半年。
丁酉援朝时期,也有类似情况,指令盐商开中,上纳粮草。负责征集粮饷的张养蒙即言:“行各该巡盐衙门,酌议增开盐引,速令商人赴辽东,上纳本色,早挨支掣。”当时户部上奏谈及辽东盐引情况,“辽镇岁额,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官价银五钱,召商中纳。万历二十二年议加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二十四年复停增引,今议照旧开中海盖,各开一万五千引,召商上纳本色,以备御倭支用”,得到批准。可见,商人尤其是盐商是明廷筹集军粮的重要来源。
其次,指令明朝商人辅助明军运送粮饷。七年战争期间,如何将粮草运往朝鲜前线,从最开始就是一个难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商人也是明廷依仗的力量。战争爆发前后,明廷将大批粮饷从辽东等地运往朝鲜。因为军队人手、船只都有限,遂大批征用民船、商船,督促商人与百姓协助运送到朝鲜义州,再由朝鲜负责运送到前线,商船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壬辰援朝,宋应昌就开始了海运尝试,从登州将粮饷运送到义州交割,而丁酉再援之时,海运得以大量使用,商船就更显重要。
丁酉再度援朝,陆上运力不足,负责明军粮饷征集的张养蒙遂积极谋求海运,张养蒙指出:“海运一事,不自臣始,总督邢珍定议也。臣惟催粮催船,催之速运耳。细查天津至登州商船,故多来往;登州至旅顺,见有山东差运官周绍祖、周谦等押粮船,在彼守冻。赞理杨主事催运,亲见辽东运至义州,抚道屡有揭报,即今浙直调到兵船,皆由天津出海,似非凿空尝试者。”对于海上航线,他多有考虑,其言:“从外海,则淮安至胶州,原系商贾熟路,以北虽有成山之险,近日胶州即墨运船通行,随帮进发,自无他虑。”又疏言:“各地方小河拨运仓粮,不必海船,或高价招买商民船只;或厚给僦值,倾民乐运,任从其贩运不违误。”指令登莱、天津和辽东三处分别海运粮饷,前往朝鲜。而其中商船与民船是重要的运输力量。
但当时海运船只有限:“今查山东之海运淮船三十只,每只可载五百石,岁可周六七运,总之可得十万余石。辽东之船亦三十只,每只可载三百石,岁可周十余运,总之亦可得十万余石,而加之以骡头,益之以骆驼,亦不过五万石有零,是一岁之间水运无风波之险,陆运无损失之患,仅仅可得二十余万石耳。而况有意外之变,非今所能逆料者。及查先后征调兵马将六万余众,内约马兵二万,在兵日给米一升五合,计六万,岁该米三十二万四千石,马日给料三升,计二万,岁该料二十一万六千石,军粮马料共计五十四万石。而前项所运,止得一半,此时兵不满二万,尚且不敷,有如大众一集,嗷嗷待哺,计一月之运,不足以供旬日之食,一旦有缺,肘腋之患,且不可测,安能折冲御侮,以收安攘大计哉!”当时的运输情况,大体上只能满足所需粮食的一半,缺粮甚多,因而提出解决办法:“为今之计,莫若急行浙江、南直、淮安各抚臣各雇觅商船二十只,交付山东抚臣,发登莱二道转运。其脚价等项,自登州至旅顺、山东抚臣查照原议,于应动银内支给。”并令辽东镇打造船只三十只,每只可载粮五百石。这样浙江、南直淮安各增加二十条船,辽东打造三十条船,就可以增加九十条船。用于运送粮饷,就基本解决问题,不会出现粮草不敷的情况。户部对于依靠商人运送粮饷也表示支持,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十六日发文曰:
辽镇一隅,饷银有限,经费不足,合将见行事例款内,摘其便于上纳者行。该镇抚无拘土著,及各省流寓随任经商人等,该镇告纳,并附近北直、永平、蓟州、山东、登菜等府米谷饶裕处,照依后开各项银数,自运米豆等粮,径赴辽东。管粮衙门告役分拨各缺粮仓口。上纳其载运脚价,在山东登菜等府航海者递减脚价,其山海管关主事听该部札付,凡遇运纳人员,到彼验实放行,每月终将放过人役姓名,其所运粮石,开送管粮司官,上紧催纳,以杜奸人影冒,及出关玩法之弊。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九月二十二日,“经略邢玠请借发临德仓米及召买粮食,并于天津堆放,募沿海商渔,吴淞、淮、浙等舡兼搭接运,以登莱籴运价涌后时,不若天津至旅顺止隔一帆也”。提出调动南方船只,参与运送军饷。对于参与运粮商船,给予价钱。因为登莱商船价格太高,故而用吴淞、淮、浙一带商船。甚至提议用商船运送水兵,“朝鲜闲山失利,东方亟索舟师,阁臣议募闽省惯海商船,以资防剿”。可见,无论是运兵还是运粮饷,商人与商船都是相当重要的辅助力量。
最后,允许明朝行商随军前往朝鲜,为明军提供必备军需物资。因为朝鲜商业不发达,白银不是流通货币,明军将士携带大量白银前往,毫无用处,明廷遂允许行商随同前往,以供给明军将士生活必需品。早在壬辰年间,宋应昌就鼓励明朝商人随军前往,以满足明军将士的物资需求。宋应昌在《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中言:“乃我军自入朝鲜,别是一番世界。语言不通,银钱不用,并无屠猪、沽酒之肆,兼以倭奴焚掠,庐舍一空,军士无论羹菜,不能沾唇,即盐酱绝无人口,言之深可悲泣。虽臣屡发盐勳、牛只,量为犒赏,濡沫之恩,终难济事。虽号召辽阳人,赶贩生理,道路迂回,所来无几。”其深刻地描述了明军前线之艰苦,明军物资极其匮乏,因为朝鲜既不用银,又无集市,无物可买,亦无处可买。为了解决这种状况,明廷鼓动辽阳商人前往朝鲜,往贩生理,以供军需,但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宋应昌只好大行犒赏之事,以适度调节状况,使明军能够稍加恢复。
其《通谕兵民交易约》曰:“钦差经略兵部示:照得本部调发大兵东入朝鲜国,剿灭倭奴。如各地方军民人等,有愿随营于屯扎处所,自置酒食贩卖者,许令禀报所在官司,转呈本部,以便给予执照,听令随军贩卖,价值两平交易。并不许军士强夺买,违者许尔等禀究。”可见,明朝商人由所在地官员向兵部禀报,兵部给予执照,他们就可以去明军营驻地,贩卖酒食等,以供明军将士所需。宋应昌特别指令负责粮饷运送的佟养正说:“至如各商贩前来朝鲜贸易者,查明放行,不许一概阻截。如把江各员役,有需索商贩财帛及因而生事者,本部查访的实,定以军法捆打一百棍,然后究罪。”鼓励明朝商贩随军前往,并要求明朝将领保护商贩利益。同时鉴于“朝鲜民间止用粟帛,不用银钱,幸台下得请犒赏兵士银两,某欲求抽出一二万两,京中买青红蓝布十余万匹,转雇车脚解赏,以便使用。此实将士之所深乐者”。为明朝将士解决朝鲜购物之货币问题,为了适应朝鲜的情况,先从京城购买布帛,运至朝鲜,以便以此购买朝鲜的物品。这是明军为了适应朝鲜的情况而进行的调整和改变。
丁酉再援之时,明朝行商显得更为重要,前往朝鲜的人也就更多些。《朝鲜宣祖实录》有言:“当初杨经理以为,天兵万里远征,苦留荡破无人之地,日用衣食之物,虽有月银,顿无所资,其情可怜。许令买卖人,受出辽东布政司路引,勘号于经理衙门,行到军兵所驻处,从便买卖,实为两利。”可见,商人从辽东布政使司领取路引,经理衙门负责审查登记,然后就可以到明军驻所从事买卖。因而有不少明朝商人,跟随明朝军队到了朝鲜。他们一方面给明朝军队提供所需物品,明朝行商几乎垄断明军物资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通道。因为朝鲜不用白银,明军将士携带大量白银前往,而随军行商一方面为明军将士服务,给他们提供必须的物资,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利用了明军将士的白银,使得其发挥作用。可见,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明朝商人是明军的一个重要的辅助力量,既是粮草征集的重要来源,又是运送粮饷的重要帮手。此外,他们还跟随明军前往朝鲜,为明军提供必备的生活物资,以弥补朝鲜不用白银的缺陷。


三 朝鲜王朝商业的情况与“水铁事件”

明朝商人前往朝鲜,在给明军将士提供必备物资方便的同时,却引起朝鲜君臣的不满。白银尽管不是朝鲜国内的流通货币,但他们对白银也有需求,在跟明朝、日本进行贸易时,仍需白银。同时,白银也是朝鲜国王赏赐朝臣的重要礼物。明军将士携带大量白银前来,朝鲜却无缘获取,都让明朝商人赚走,令朝鲜君臣不快,由此引发一些案件,其中以“水铁事件”最为典型。
朝鲜王朝商品经济原本很不发达,有明朝人对尹根寿说:“尔国不采银,不用钱,不畜鸡豚,何以通货?何以食肉?”而战争更给其以毁灭性的打击。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十一月三日,有大臣上启曰:“遭罹变故,盗寇弥年,治兵之暇,固宜恤民。况又都城残破,市肆皆空,前日坐市之商,死亡流移,百无一二。虽日出市,都聚于钟楼一处,所卖者只酒饼、鱼菜,艰难连命,出去相续。所当急急慰抚,以图安集,而近者贸易频数,无计责纳,使令追呼督促。人情甚于平昔,敛怨实多,极为未安。请上教该曹,别样处置,随便贸用,今后一切勿侵市民。”大乱过后,商人颇受打击,死亡甚多,留存者百无一二,故需安抚,不得侵夺。当时朝鲜的情况是,“用兵三载,物力荡竭,农、工、商贾,死亡殆尽”。原本并不发达的商业,雪上加霜。对于朝鲜商业的整体情况,尹国馨有细致描述,其曰:
中原坊坊曲曲,皆有铺店。酒食车马之具,无不备焉。虽行千里之远者,只佩一囊银子,随身所需,无求不得,其制甚便也。我国人民皆贫乏,市井及行商外,不知贩卖之为何事。惟以农作资活,湖岭大路,虽有酒店,而行人所资,不过酒壶刍柴而已。故行者必载行具,远则数三马,近亦不下二马。我人之病之也久矣。杨经理到我国,欲仿中原,沿路皆设铺店,使居者各有所资。意甚盛也。第习俗难变,而财力有所不逮,人不肯从。守令欲免罪责,天将经过时,官备其物,排之路左,有若买卖之状,而过则撤之。反不如儿戏,徒取笑于唐人。可恨!
这段史料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朝鲜的状况。朝鲜商品经济不发达,基本上处于以物易物的时代,“市井及行商外,不知贩卖之为何事”,大多数人以种田为生。一旦外出,要备两三头马,带上各种生活物品,因为即便有白银,也无处可买。杨镐为经理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命令道路沿途皆设立店铺,以方便众人。朝鲜百姓并不买账,官府为了应付差事,当明军经过时,设立店铺,装装样子,一旦明军离开,店铺即撤,形同儿戏,令人耻笑。这充分说明,当时明军将士带着白银,在朝鲜几乎是没用的。
明朝行商的到来,弥补了朝鲜商业不发达、不能使用白银的问题,为明军提供一些必备物资,也有利于提升明军的战斗力,但是朝鲜君臣对于这些明朝行商似乎并不欢迎。宣祖三十四年(1601年)二月,陈奏使辛庆晋状启中,提及他在明朝兵部的情况,兵部尚书问他:“尔国无银子耶?何不将货物,[求]辽东银子乎?”辛庆晋的回答,鲜明地表达了对明朝行商的不满:
小邦自壬辰以后,凡百产物,竭尽无余,绸布等物,亦已罄乏。况绸布,非是贵物,辽东之人,谁肯买之?天朝买马之人,馱去杂物,自义州至釜山等地,无处不到,无物不贩。故天朝军兵之银,尽为天朝行商所换,小邦岂有得银之路乎?!
其所谓“自义州至釜山等地,无处不到,无物不贩”,此话虽有夸张,并非空穴来风。这也说明明朝商人确实不少,贩卖各种物资,一定程度上,满足明军需求,也使得明军在朝鲜用白银成为可能。这是对朝鲜不能使用白银交易的一个重要补充,但朝鲜对明朝行商将明军将士手中的白银赚走,十分不满。
明朝商人不仅给明军提供物品,也尽可能从朝鲜购买物品。他们从辽东贩来可以在朝鲜作为交易的楮布、绸缎,买一些朝鲜的东西带回国内,朝鲜的人参大受欢迎。战事结束后,明军将士与行商四处购物,引起朝鲜人不满,“到今买卖人等,甘于得售高价,坌沓出来,或冒称官兵,沿路作弊,其为害滋蔓而难救矣”。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九月乙丑,备边司上启曰:“市民等来诉于本司曰:'天将诸衙门贸纳之物,日渐倍蓰,物力尽竭,几至罢市。今此高太监差官所求别造人参(别造人参四字,自上抹下于,政院——原文如此,作者注),市中绝乏,虽给重价,贸得极难。因此市民等,昨始撤肆’云。臣等闻之,不胜闷虑。人参元非市廛兴产行用之物,行商随得随买,故或有或绝,加以天兵满城,公私贸易,些少之物,竭尽无余。虽督令办出,势所难堪,市民怨,号不可胜言。都监知其难办之状,欲令产出地方,随便措备之意,已为人启,此实不得已之计也。臣等更为烦请,极为未安,而诚以保存市民,然后公家贸易,可以继办,故渠等闷迫之情,不敢不达。”此时战事已结束,明军准备班师回朝,明朝行商与诸将士都试图购买一些朝鲜的特产,尤其是人参,这使得市场上的人参几乎绝迹。此时宦官高淮又派人前来购买人参,根本就买不到了,引起市民罢市。“天兵满城,公私贸易”,言辞之间,颇含不满。因为明朝商人买的东西多,也引发一些事件,“水铁事件”最为典型,《朝鲜宣祖实录》有详细记载。
这里所说的水铁,就是铸铁,乃是朝鲜民间家庭所用的铁制农具、釜鼎之类,这些铁制品重新回炉后,可以用来制造火炮、弹药,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军需物品,因而相当重要。柳成龙言:“盖其时我国绵布一匹,直皮谷不满一斗,而中江直米二十余斗。其用银、铜、水铁者,尤得十倍之利。”可见,其利润十分可观。有关“水铁事件”,最早见于宣祖三十二年(1599年)九月九日《朝鲜宣祖实录》所载经理都监启文,启文中言“唐商人”即明朝商人“抢掠两湖水铁”,经理亦屡禁不止,因为人数相当可观,其所作所为,都惊动朝鲜国王了。当时来朝鲜之明朝商人到底有多少,无法查考,有种说法是:“经乱以后,天朝大小之人,遍满国中。”此言虽不无夸张,但也反映了一定的问题。根据这篇启文,可知事情原委。乃是明朝商人赵惟卿等人在江华、南阳等地,以平价购得朝鲜民间水铁物品,准备运回明朝,但无船可运,遂弃之江边,希望借朝鲜去义州运粮之船,运回义州,他们支付运费,朝鲜并不同意。明朝商人百般游说无果,遂禀告明管粮同知韩初命。韩同情明朝商人,移咨朝鲜,为其说情。备边司却以运粮漕船不足,令以沙船运送,但沙船根本无法承受水铁物品的重量,赵惟卿等“不胜怨愤,逐日告诉于韩同知”,但朝鲜终究不答应。旗鼓官说:漕运来之船只,运粮朝鲜之后,空船而回,却不允许其载明商人之水铁,致使他们血本无归,“既不使赔价,又不肯许船,冤抑莫甚”,希望朝鲜能够允许七八只船给商人运送水铁。最后,建议“许令船入,受价妆载而去,则似为两便”,国王本想同意,但是户曹觉得这样处理过于随便,希望备边司等再议。
次日,朝鲜国王前往韩同知馆所拜访。韩同知当面跟国王提及此事,说:“天朝商贾人,私贸水铁,欲得船只载去,而户部不许,将失其资,似为闷迫。若官家有用处,当纳其铁,还给其价,岂不两便?昨日经理衙门下帖,为此事也。”韩初命亲自向国王求情,且搬出经理衙门来,国王却装作不知道此事,问随行大臣,金尚容说:“此私商多贸水铁,欲得军粮归船,输运于义州。自义州又有可转之路,故欲私给船人价,载其铁去。但此路一开,后弊难防,故备边司防启矣。”国王又问译官:“唐人将此水铁,焉用乎?”答曰:“江南则水铁极踊,故唐人来此贸之,欲用为农器等物矣。”国王回答同知:“当商量处之。”并没有当场答应韩同知的请求,搪塞而已。十月二十日备边司上启,再度议论此事。《朝鲜宣祖实录》曰:
近间,又闻买卖人等,散入黄海、京畿忠清等沿海处,括取民家水铁,如农器、釜鼎,尽为强夺,收合载船,沿海之民,怨咨嗷嗷。臣等又闻韩同知行文于户曹,请给买卖人载铁船,已给三只,而今复加请。如牙山贡串、龙安知世浦等处,水铁积置如山,如不设法禁断,其弊日深。即以前后事理,明白移咨于经理衙门,今后买卖人等,明查路引,勘号施行。且令从大路行,走到军前,买卖一切,不许从径路出入,扰害百姓,违者许令官兵,拿送治罪,庶几蒙惠。此时韩同知主管,令户曹明白为呈文请之。且已收聚铁物,若铸火器,以为海防之备,则极为便益。令经理衙门接伴使,另为周旋施行,何如?
明朝商人从朝鲜各地,收买朝鲜民间水铁器皿,原本是平价买卖,双方同意的交易,只是明朝商人希望利用朝鲜从义州运粮的船只,顺便将水铁运往义州,他们也交付运费,这原本是一件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事情。因为朝鲜君臣对于明朝商人在全国各地肆意做买卖,表示不满,故而不答应明朝商人的要求,而且指责其为“强夺”,借此打击明朝商人。明朝商人因为已经付钱购买,却无法将其运回国内,朝鲜不答应运输,又不归还明朝商人的本钱,致使他们血本无归,故而产生矛盾。明朝官员同情商人,为他们说情,但也未能奏效。从这条史料中看出,一方面可以说这是朝鲜借此事件打击明朝商人之举动;另一方面也反映朝鲜的私心,他们希望将这批水铁器皿留置,以便为他们制造火器之需,从而加强防海,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综上所述,朝鲜王朝商业原本不发达,白银又非其流通货币,但他们对明朝行商的到来并不欢迎。一方面觉得他们赚走了明朝将士的白银;另一方面对于他们购买朝鲜的土产如人参、水铁等,又表示排斥,遂借“水铁事件”,对于明朝行商,予以打击,即便明朝将领为这些商人求情,也无济于事,因为朝鲜想霸占这批水铁器皿,以便为其制造火器之需。


四 余论

诚如上文所言,明朝商人是辅助明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战前,在日、琉中国商人探知丰臣秀吉将发动侵略战争,遂设法将有关信息传回国内,以使明廷早做准备。同时,他们又是明军征集粮饷、运输粮草的重要力量。因为白银在朝鲜不是流通货币,商业也不发达,明兵部一方面从辽东购来可以在朝鲜进行流通的青蓝布;另一方面征集行商,随同明军一同出征,为明军将士提供生活必需品,力求弥补朝鲜商业的不足,使明军所携带的白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充分体现商人在明朝万历年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仅只是做生意、养家糊口,更可以说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与王朝的安危。赵轶峰曾指出,“商业是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张明富也指出,万历年间确立了通商政策。“万历年间确立的通商,除了通商贩之路以外,还包括达仕宦之途、均服饰之权。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利用商人来协助明军,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对朝鲜而言,明朝行商的到来,刺激了朝鲜商业的发展,对于此后不久朝鲜解除白银禁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朝鲜尽管并不大欢迎明朝行商的到来,一方面感觉他们赚走了明军将士的白银,另一方面又买走了朝鲜的人参、水铁等物,扰乱了朝鲜市场。但朝鲜人也觉得商业有用,尤其对于中江互市,颇觉重要。柳成龙即曰:“开市于鸭绿中江。时饥荒日甚,饿莩满野,公私蓄积荡然,赈救无策。余请移咨辽东,开市中江以通贸易。中原亦知我国饥甚,奏闻许之。于是辽左米谷多流出于我国,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数年之间,赖此全活者不计其数……始知古人以通商为荒政之要,良有以也。”有鉴于此,在鸭绿江与明朝的中江贸易在战争时期也大多开放,因为当时辽东物资大批屯积于中江关市,即今鸭绿江中江兰子岛、赤岛一带。明廷中江开市,每月集中交易三次,朝鲜也从互市中得到一些必备物资。中江贸易对于这场战争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但跟本文讨论的对象稍有不同,故文中不作重点讨论。战争结束之时,户曹提议停止中江贸易,在两班官僚阶层的心目中,商人依然是社会底层,其地位远不如明朝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朝鲜商业的发展。不久朝鲜解除了白银禁令,使得白银也成为朝鲜的流通货币,朝鲜最终融入了白银世界之中。

END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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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编辑部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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