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古代历史中，海洋事业曾经展现过壮阔气象，但也存在“海禁”和“迁界”等抑制海洋的力量。海洋意识是人类在海洋实践活动中对海洋的认知、情感、理性判断等，是属于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它内化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成为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形成了锐意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格。海洋意识的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实践中，使历史进程打上海洋气质的烙印。
中华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疏松的土质相对于凶险的大海来说，更适合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早期人类生活。然而，“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
因此，中国大河生产优势与其统治秩序、民族冲突融合一起羁绊着古代海洋意识的演进。在中国古代海洋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某种认知、情感、理性判断等，没有贯穿到海洋事业，而是长期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形成了归隐和融合于儒家思想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格。
具有开拓进取、重视商贸的原生海洋意识为农耕文明所涵盖，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总体基调。然而，华夏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受传统力量及反传统力量的左右，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质。
从长时段上看，古代海洋意识的演进可以缩影为三个历史阶段，而其他历史时期则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某种质变的积累或延伸时期。
《—【·秦汉时期的海疆安全意识·】—》
秦汉时期的海疆安全意识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秦汉统治者为了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并加强对海疆的管控，采取了多种措施，成功地把海岸线以内的领土纳入统治之中。
1. 确定统治范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明确宣示东海、南海以及北方的统治范围，并将这些地区纳入其领土之内。
2.立界。秦始皇在北巡途中在碣石立石东海，并将其作为陆地与北边海洋的界限之一。
3.实施移民政策。朝廷尤为注重汉人的迁入和夷人的迁出，以及两者的杂居。这样的移民做法既传播了内陆的先进生产方式，又使旧地能在短时间内汉化，达到了短时间内强化华夏民族在沿海地区的认同。
4.以武力掌控岭南。用50万兵力驻守岭南，并与土著杂居，采用兵民结合的方式，将南部疆域纳入管制，使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其有效管控的地带。
5.实行郡县制。共置40郡，其中16个在沿海地区，用行政手段使沿海地区的管理程序化和合法化，从而达到长久稳定地治理海疆的目的。
这些措施塑造了以海为界的海疆自然实体，加强了海疆安全意识，使得秦汉时期的海疆成为统治者有效管控的地带。
汉王朝在秦朝治理海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海疆安全意识。汉景帝通过削藩实现了中央政权对东海郡、会稽郡等沿海地区的控制，从而直接延伸汉政权的实际控制范围到海洋上。
《汉书·吴王刘濞列传》记载，汉景帝罚削东海郡、会稽郡等地，实现对沿海地区的控制。汉武帝时，规模较前代大幅增加的“楼军”开拓了沿海疆域，打通东部沿海的航路，进占东瓯地区，平定闽越，攻取南越，使朝鲜内附，并将夷、百越纳入以华夏民族为主导的王朝统治体系。
此后，汉王朝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行政管控，并在粤地设置九郡，以进一步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在海疆治理上，汉王朝较秦朝有了进步，建立“楼军”和打通东部沿海地区的航道加强了沿海地区与内陆的联系。
汉朝仍然以海洋为东南国土的天然界限，形成了国家自然实体。由此，秦汉两朝共同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文化秩序内的国家自然实体。
秦汉时期的海疆安全意识确立了以海为界文化实体。在秦始皇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对海外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述他“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但没有实质性的海外开拓。
汉朝则将海疆以外的领域视为“夷邦”或“藩属国”，与其本身是宗藩的关系。根据《汉书》的记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推断出东南亚诸国家和汉朝建立了宗藩关系。
这种关系完全不同于地方与中央的隶属关系，是依靠“夷邦”的“献见”和“宗”主国的“德威”来维持的。例如，“平帝元年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可知“欲耀威德”主要达到政治目的。
因此，当时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形成。此外，根据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可以看出这里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同时也可以推断出，广东地区以外的海上邻国是朝贡体系的“藩国”。
总体来说，“秦汉时期，南向的海上交通多限于带有贸易性质的公使往来，民间的贸易还是偶发性的，尚未经常化”，东线海上交往也大抵没有超出这种形势。
沿海地区则成为儒家文化内核与外缘的边界，疆内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疆外则形成了以“公使往来”维系的儒家文化圈。
海疆安全意识构建了儒家文化核心的国家自然实体和朝贡体系的文化圈。然而，这种文化圈本身隐藏着一些不利于海洋意识发展的因素，甚至可能引发海疆安全意识的自我否定。
在秦汉两代，西北地区成为了外交和防守的重点区域，而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海上威胁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依海而治的海疆治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合理性。
此外，朝贡体系内国家间的政治认同也导致中央政府极少对海疆以外的地区使用武力征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
然而，这种“内外兼治，内修外柔”的海疆意识也使得政治核心缺乏开疆拓土的压力和动力，忽视了海外力量的变化，无法形成海外空间意识和开拓竞争意识。
到了清朝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华夷秩序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自我感觉的文化幻象，海疆安全也演化为“屏海而治”的消极被动国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的沿袭根本无法保障安全，最初追求海疆安全的意图被历史实践所否定。
不过，在宋元时期，民族异质力量和商品经济等反传统因素的冲击为海洋意识的特质性变迁提供了机会。此时，具有市场交换意识的海洋经济意识成为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强音。
《—【·宋元时期的海洋经济意识·】—》
宋元是一个民族冲突和融合十分显著的历史时期，其中产生了许多与前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相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传统力量对海洋意识发展的束缚。
两朝中央政府顺应局势，采取积极的海洋政策，为海洋经济意识获得了一定的萌发空间。宋朝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较为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朝从建国伊始先后面临辽朝、西夏和金朝的威胁，陆路西向发展受阻，加之朝贡贸易因成本凸高而极为低落。
这些困境促使宋朝政府采取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鼓励民间海商从事海上贸易，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元朝是一个以蒙古民族为主导的朝代，其统治目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元朝在征服世界之后，构建了一个以自由贸易和单一的世界性法律为基础的全球秩序。
元朝的自由贸易策略打通了亚欧大陆的地理疆界，重新整合了前朝的海上及沿海港口资源，将海洋事业推上了历史新高。宋元时期的海洋经济意识在中央政府对待海洋事业的态度以及海洋活动的成果中得到了反映。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洋活动最为丰富、取得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航海知识和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
罗盘导航、天文定位和航迹推算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海洋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中国远洋船队达到了“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
此时，包括官方和私人海商大量下海经商，形成了主动的局面，当时的航海事业已经与整个国民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
宋朝建立后，宋太宗派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中央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海洋经济活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其中，宋朝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首先，完善唐以来的市舶司制度。市舶司是负责“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的机构。宋朝在唐代广州市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泉州、明州、登州等六处，并且在市舶下设市舶务（或坊），形成了两级建制机构。
其次，朝廷奖掖海外贸易，招诱蕃商在中国贸易，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并且还奖励贩洋私商卓有成就者与官职。
再次，准许海商入仕。海商入仕，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南宋末期泉州提举市舶司浦寿庚对南宋泉州地方经济和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宋朝廷主持祈风与祭海活动，这是一项重要的海洋文化信仰。宋朝廷成为海洋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中央政策制定到地方行政管理，再到民间海商都积极参与海洋经济活动。整个社会弥漫着较为浓厚的海洋经济意识。
元朝采取的相关措施和举措鼓励和支持海上贸易，并对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海外国家采取武力用兵，这在一定程度上跟随了宋朝的海洋政策。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古代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并且表明元朝的海洋意识超越了宋朝。
忽必烈在建国后即下诏宣布对“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对待海商的态度非常宽容，政府准许外商“入籍”，把“蕃客”列为国家公民。在元代的四等人制中，“蕃客”属于第二等，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
在经营海外贸易方面，政府采用官本船的方法，出资造船并投资营商资本，选择和组织擅长经商者出海经商，所得利息七成归政府，三成归经商者。此外，私人海上贸易也非常繁荣。
当时的蒙古帝国地跨欧亚，海陆畅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国家；北洋漕运也得到重大改进和完善，通过近海航行来漕运货物，增强了南北方的物质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当时泉州的经济情况来看，那里国内外行货贸易云集，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时元人写道：“泉，七闽之都会。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被誉为“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从以上元朝采取的措施以及民间商贸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海洋意识具有很大的超越性。政府不仅宽待外商，允许他们“入籍”，鼓励私人商贸，还开创了漕运事业。这些措施足以证明，海洋经济意识已经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卷二十九.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张难生，叶显恩.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 社会科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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