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说
编辑/木桥说
义兴周氏在江南有很大势力，它的兴衰历史一直备受历史学者们的重视，陈寅恪曾指出：
“王导出于利益考虑，始终尽量不与东吴世家发生矛盾，而拉拢义兴周氏，则是王导拉拢吴人之策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川胜义雄也说：
“最早是在三百一十四年，阳羡大豪族的儿子周勰造反时，江南土著豪族被北方的流寇所欺凌。”
然而，义兴周氏权力的变迁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生的。
以元帝、明帝为例，考察了“侨乡”与“旧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进而考察了周氏之间的演变过程，以及“新居”之间的历史环境与时代环境。
本文从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国南北的联系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一是经常爆发战争。
西北因黄河的特殊地形和劳动模式，成为了中原的主宰，但东南方却因为三世以来的落后，所以娄敬建议刘邦建都关中，称其为“咽喉”。
张良曰：“夫三城皆可防，惟有一城可防其东。”
在孙吴两国一统以后，这些地区间的矛盾与偏见并没有消除，当时武帝的华谭曾言：
“吴人，常为鬼盗。哪有那么容易被诱惑的敦朴之人。
吴人轻勇，岂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大夫王济亦讥笑华谭曰：“吴楚之民，虽已灭亡，然则何秀异而应斯举。”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被成都王司马颖封为河北总督时，孟超曾经嘲讽过他：“一个狗腿子，也配当总督吗？”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江东士族之间的冲突是何等激烈，所以在马睿入镇建邺之前，他们并没有配合。
南北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当北边发生战争的时候，南边就是北边的难民们的庇护所。
在大商灭亡大夏之后，“桀带着他的部下五百人，迁到了南方。根据《史记正义》的记载，“南巢郡”位于“合肥巢郡”（庐州）。
虽然中国的统治者经常发生矛盾，但当中国人遭遇战乱，生活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向南寻求庇护，三国时期，孙坚、孙策等人来到了东南，建立了东吴，向山越投降，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总之，从半月纪年以来，南北两个民族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和共存的状态。而区域间的共存，又是永嘉南迁与东晋时期两国贵族间的相互依存的重要原因
周玘三次开疆扩土，为江南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安年（三百零三），张昌部将石冰带领的农兵打进了扬州，周玘联合“江东士人”，推举吴郡顾秘担任扬州讨伐叛军的总司令，一举歼灭了扬州叛军，这就是“一定江南”的由来。
后来，广陵宰相陈敏想要占据扬州，笼络江东豪族，却被周玘拒绝，顾荣和甘卓率军围剿，陈敏大败，孤骑北上，擒其于建康，灭其满门。
这就是所谓的“二定江南”。在陈敏叛乱的时候，吴兴人钱环会也曾经造反，司马越封他为建武将军。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造反了，“杀死了陈丰，放火烧了府衙，自称平西大将军，统领八州，抢了孙皓子，封为吴王，然后被杀。”陆隐淡淡道“去寇玘县吧”。
周玘'复率合乡里义众，随（郭）一等，前去讨环会，杀其人，报其名，已在建康'这就是所谓的“三定江南”。
义兴周氏的影响力和家族势力，让他三次拿下江南，就像陈寅恪说的那样，王导为了利益，尽量不与东吴世家发生矛盾。
而义兴周氏又是他整合东吴世家的关键一环，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江东世家的强势
“三定江南”的进程中，参与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其中暗含了永嘉派之后，北方士族势力的消长和共存状况的改变。
永嘉年（307)，司马睿为安东大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兵马，石冰叛乱被平息是在太安二年（303)，前后相隔四年，这四年里，江南主要是陈敏等江东诸士族占据了上风。
当时金国因八王之乱以及汉、赵国的成立（304）而无法分心，江南兵力，特别是兵力，根本不足以保证对东吴本部的有效控制，因此，扬州才会被石冰轻松拿下。
“一定江南”四个字以江东居多，而吴郡顾氏身为江南士族之首，被委以重任，成为了这场叛乱的领军人物。
而镇压陈敏叛乱的，正是来自于周氏的周馥，他被任命为平东大将军，都督扬州大将军，接替刘准为镇东大将军，与周玘等人一起攻打陈敏，立下汗马功劳，被册封为“永宁侯”。
周馥屯在寿春，比司马更久地镇守江东，是最有权势的“江西诸军”之一。在这一次的叛乱之中，顾荣曾私言于甘卓，“我等自当奉他为大将军，大势已去，我派江西诸军，书信上写着：
叛徒顾荣，甘卓，你我二人，岂能只为一人倾覆，千秋万代，何乐而不为？”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顾荣和其他江南世家，对江西各大军事力量的畏惧。江南土著文化人以顾荣为首，为了使江南豪族得到最大程度的好处，他们决定支持司马氏。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司马睿与王导进入建康之后，便开始在江左区建立自己的势力。
晋怀帝永嘉年间，琅琊亲王司马睿于九月份抵达建康，其时已“吴人无所依仗，居于十余日，无人能近。”在王导的安排下，“三月份上巳时，皇帝亲自驾临，驾着轿子，气势恢宏，都是骑马随行。
吴人纪瞻和古荣，都是江南的希望，他们看到这一幕，都是心有余悸，于是就带着他们在左边的道路上行礼。
川胜义雄曾经反对过，认为琅琊之兵势弱，王敦又不在建康，所以不值得信任。
其实就算这个记录不全正确，也应该是真的，江南有头有脸的人物，受过道家供奉，江南土著贵族虽然与北方贵族有冲突，但却十分欣赏他们的文学、艺术、传统的礼教。
葛洪说道：
“余觉得，放弃自己所学的东西，去学习中国的书籍，完全没有必要，何况为了模仿北语而改变自己的口音，实在是太丢人了。有句话说的好，叫人不敢踏足，却要跪在地上。这是最小的东西。
有人在哀悼时，模仿中国人的哭声，使他们突然不想了，他们说：这是金罗术。”江东士族对北部“京洛”的推崇与仰望，是江南之间快速融合的主要因素。
所以，司马睿才会“以顾荣为大将军，以何寻为谋士，以王敦，王导，周顗，刁协等为左膀右臂，以礼遇贤才，以知礼节，以示忠于江东之意”。
这反映了三吴地区土著文人与北部南渡文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倾向，但并不存在如吴兴钱氏那样的强大的武道世家。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州刺史花怡不肯就范，豫章太史周广，前江州刺史魏征，两人联手，将他拿下。”
周广乃是华轶麾下大将，就是因为这一次叛变，才让花轶惨死当场。
周访为“汝南周氏”一支，其祖先曾于东汉末期逃往江南，居于庐江一带。
在平定江西之战中，他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需要借助江南各地的文人之力。
吴兴人钱环会谋反，王敦知道“环会暗中谋害敦，借机造反”，其行动就是“奔告帝”。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王敦虽然身为扬州刺史，但在钱环会造反之事上，他并没有什么实力，所以才去了建邺，后来周玘动用了当地军队，才平息了这场造反。
总之，在司马睿坐镇建康之时，因为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江南土著豪门吴郡顾氏与义兴周氏等人出于各自利益考虑，联手造反。
并在江西各诸侯国与司马睿交战之时，将其视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建康王朝初具规模。
然而，义兴周氏自身势力庞大，又受江左军的顾忌与排挤，江南强宗势力与琅琊王势力之间已然出现了真正的裂缝，周勰之变也就因此而起。
元帝太兴四年（三百二十一）4月，下旨：
“凡为奴者，一律革除名册，这是历代之例。免中州百姓在扬州各处受苦，成为仆从。”这道圣旨，将原本属于世家的奴仆，改为官府，扩充军力。
这让以周氏为代表的江南各大武林门派元气大伤，他们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扭转战局，所以才会向外界求助。
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地区，王敦在剿灭花奕后，实力大涨，在陶侃和周访的帮助下，平息了荆州的杜曾叛乱，随后又在湘州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与清政府并驾齐驱。
在王敦权势日益壮大的同时，其与陶侃和周访间的交情也随之出现了裂痕。
陶侃和王敦之争，始于湘州平定杜弢之乱，'王敦极妒嫉（陶侃）之才。当他返回江陵时，想去见皇甫方和朱安，都劝他不要去。他拒绝了。
敦果不肯被调走，改为广州刺史，平定越国中郎将，命王廙为荆州之主。'起初，王敦惧杜曾，对（周公）说：
'若能将（他）抓来，便可让（周公）为荆州太史。'王廙辞官后，皇帝命他到荆州去。敦拜访著名将领，功绩显赫，令人生疑。
在陶周两大派别的压力下，王敦又想要拉拢其他派别，所以王敦和江南各大军中豪族的关系才会如此融洽。沈充与钱凤，便是最好的例子。
“本名士居，沈充。少年好兵，在同乡之中，也是出了名的英雄。东平为军师，充举举同州钱峰。凤字世仪，敦称甲士，有资格入内一叙。知敦居心叵测，入了异端，与人结盟，以作恶为乐，以祸从口出。”
因为司马睿废奴制度引起了江南各大势力的怨恨，他们想要借助王敦的力量，在官场上扬名立万。
因为同样的原因，曾经是周勰叛乱的反对者的周札，也投靠了王敦，“王敦举军攻打岩石，札门与敦相见，所以，他的军队才会失败。”
《魏书》还说：“许军以《史记》和《唐诗》为主要内容。”
义兴周氏的叛变，让本来就缺乏武力的元帝落入了王敦的手中，最后更是让他郁闷而死。
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局势，明帝在东晋政权内部，也就有了招兵买马的想法，而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郗鉴。
总之，从元帝到明帝，新老关系的发展历程是这样的：
永嘉叛乱前，也就是三百一十一年以前，江南地区的士族都是团结一致的，甚至有一段时间，南方士族的力量甚至超过了中州士族，驻扎在建康的司马睿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不得不投靠江南强宗豪族来壮大自己，而义兴周氏的力量则是最大的。
永嘉之变后，司马睿继位，前来投靠的人越来越多。
中州与江南读书人都对以周氏为首的士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最后引发了周勰叛乱，钱凤，沈充，周札等强大的家族为了脱身，纷纷投靠了王敦。
晋明帝为了平息王敦之乱，征调了一批“民军”，郗鉴和刘遐便加入了建康，逐渐打压了江南各大势力，并始终与江南各大豪族维持着压倒性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王敦传附沈充传
2.僭晋司马睿传.传附子札传
3.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4.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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