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弥补对大和谐社会的话语幻想,儒家提出了两个更实际的方案:“更好的社会”和“井场制度”。
这两种想法都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生活做得更好的社会”本质上是儒家赞美三代社会的一个例子。
这里有阶级和剥削,有不同的等级,有暴力和战争,有奖励和惩罚,人们遵守政府的“礼貌”规则。
至于野外系统,它基本上是一个土地计划,八个家庭住在一个形状良好的田地周围,彼此是朋友,经常互相帮助,特别是在疾病时,呆在一起直到死亡。
显然,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幻想;对于儒家要实现其理想的仁爱政策,它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
与“伟大的和谐”理想社会,道教思想家老子和庄子设计了一个小国。
在这个社会没有战争和人们有一个简单而普通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骑车,不乘船,不遥远,直到死亡;每个人都可以吃美味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生活幸福地安逸;邻国可以建立一个人很少的小国,让人们不使用任何工具,即使有数百种工具,让人们永久地不动,直到死亡。
即使有船和马车,也没有人会带走它们。
即使有武器,也没有人会使用它们。
让他们享受他们的食物,欣赏他们的衣服,喜欢他们的住所,喜欢他们的习俗。
由于邻国很近,人们虽然能听到对方国家的公鸡啼叫,却从不接触过狗的吠叫。
可以见面时,可以听到邻国的公鸡的叫声或狗的狂吠声,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彼此接触过。
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多么的小。
它最多只能被称为“家庭”,当然不能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社会模式设计的道教为了应对病态的社会现象,如频繁的战争和追求奢侈品:试图克服这些问题,回到原始村庄社区类型的存在早已被消除。
这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渴望自然,想要回到大自然,躲在大自然母亲之中,躲避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逃避斗争。
他们希望在想象中找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圣地,但却忽视了它的根本矛盾: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没有与外国的联系、没有婚姻关系的小国里,人们怎么能过着持久的幸福生活呢?
另一位道教思想家徐兴提出了“王与人共农”的社会理想,类似于老子和庄子提出的“小人物小国”的理想。
我们应该说,“国王和人民一起务农”比“很少的小国”更接近当时的经济现实。
徐兴设计理想社会主要是对生产和流通的考虑。
他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加入劳动和工作的生活,物物交换应该是交换的手段。
这种以反对剥削、压迫和等级制度的理想,只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想。
然而,与儒家的“井场”理想相比,它要实际得多。
它也反映了道教回归平凡生活和顺应自然的哲学。
因此,它遭到了孟子的强烈攻击。
在比较儒家和道教的理想社会时,胡济先生的评论非常深刻。
儒家思想是在古代法衣的外衣下追求未来的幻想,这是前瞻性的思想,而道教是抛弃背负时代创伤的原始“天堂”,这是倒退的思想。
儒家的伟大和谐理想是一种政治宣言,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对未来的渴望。
相比之下,道教的“人小国”是对现实的反抗,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当前政治的困惑。
伟大和谐的理想是对后代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在所有权关系方面,儒家和道教也存在根本的对立。
儒家从他们的“人类政治伦理”来思考
“哲学”,主要是为了维持当时的制度和赞扬正在崛起的地主阶级;因此,他们赞美和支持私有制。
孔子的《让统治者成为统治者,让主体成为主体,让父亲成为父亲,让儿子成为儿子》旨在利用这种高低社会秩序的道德模式,以巩固经济中的所有权关系。
孔子赞同贫富之间的区分,并要求贫穷的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
在劳动活动方面,他代表阶级差异,反对官员应该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观点:“绅士计划道路,不计划食物”。
在税收方面,他提倡“最小化税收”,这意味着他支持私有制。
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儒家思想家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他们理想的“更好的社会”:“产生的东西属于私人”,这表明孔子是私人所有权的支持者。
作为“第二个圣人”的孟子对私有制的支持更加清晰。
“恒资产理论”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私有财产的明确制度理论。
它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制度的主张是一致的,只是后者从“人性”的角度来主张它。
孟子宣称,普通百姓“有固定的资产,就会有固定的思想;如果没有固定的资产,就没有固定的思想。
所谓的“固定资产”是指长期拥有生产资料和其他资产,其中主要资产是财产和土地。
更具体地说,孟子所说的普通百姓的“固定资产”是“五亩住宅”和“百亩田地”。
一个普通的家庭可以依靠这些“固定的资产”来种植桑树,并以饲养母鸡、猪和狗为生。
孟子认为,只有人有一定数量的资产,社会才能保持稳定,人们接受教育,养成“好习惯”。
孟子从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维护私有制,这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然而,孟子在捍卫私有制的同时,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伦理哲学。
他将私有制与“学校教育和孝道”相结合,从而坚持了他的“生活哲学”。
荀光虽然不宣扬孟子的“五亩宅”和“百亩田”的思想,但也支持新兴起的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制度。
他反对重征税对农业征收10%的税,以便将财富留给普通人,并确认区分穷人和富人的合理性。
与儒家不同,道教反对私有制。
杨朱认为,人和物质是大自然赋予的,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身体完整,使用材料,但我们不能拥有它们。
如果我们把身体和材料看作是私有财产,那就等于把那些理应属于世界的公共财产挪用给我们自己。
由于他拒绝私有财产,他自然也反对遗产制度。
他代表“不给后代留任何财产”。
他高度赞扬端木舒的做法:端木从祖先留下的“大笔钱”中留了一小部分来养活自己;至于剩下的,他先给了亲戚,然后给了村民,然后又给了国家。
老子也反对私人所有权。
他代表“创造但不拥有,做但不依赖”,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创造东西,但不应该把它们适合自己。
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只是他不考虑自己,因此他们是“无私的”。
庄子和徐星也反对私有制。
庄子规劝道:“当你有钱了,你应该和别人分配你的财富”;“当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一起受益时,它将确实被称为'幸福’,当所有人都提出与他人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时,它将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徐兴反对建立公共粮仓或政府仓库,鼓励人民独立生活,支持国王和人民共同耕种。
支持和赞扬私有制,显示了儒家思想对适应历史潮流、积极进入共同世界的进取精神。
道教思想家反对私有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私有制的罪恶和缺点,而是因为他们从“天之路与自然”的哲学出发。
他们采取一种完全自然主义的态度,绝对的自然力量: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如果我们有私有财产将会增加,所以我们将不能“保持简单和朴素”和服从自然。
因此,他们反对私有制,但他们的反对仅仅是基于对自然的被动服从,他们不能从社会制度本身来分析私有制的邪恶本质。
换句话说,他们的反对反映了他们被动地退缩世界的精神。
尽管如此,从意识形态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道教对私有财产的反对仍然是一种其自身的进步思想。
儒家基本上对财富的生产持肯定的态度。
孔子宣称:如果“可以适当地寻求富足,我肯定会把它们作为我的目标”。
他的学生子公是一个重视生产知识的人,并积极倡导利用机械进行灌溉。
通过这种杠杆式的简单机器,人们可以“有一天进行一百次边境检查”,效率很高。
孟子发明了绩效奖励,将一个人的奖励量与劳动联系起来。
在农业生产方面,孟子主张“季节宜”,以保持充足的粮食、鱼、木材等供应。
他清楚地意识到生产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我们能“在不同行业之间交换产品”,我们就能让每个贸易受益。
孟子对生产性活动的态度是肯定的。
荀光对生产性劳动更加积极。
正如他所指出的,一个人不可能擅长各种类型的技能,因此,“农民在田间工作,商人在商店工作,工人在车间工作,官员在办公室工作”。
随着人们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不同的行业就产生了:“那些在田间工作的人变成了农民,那些做木工工作的人变成了工人,那些卖东西的人变成了商人。”
没有人能“做一切”和“知道一切”。
“在农业方面,绅士不如农民好,在买卖方面,绅士不如商人好,在木制品中,绅士不如工人好。”
因此,荀子要求“农民做农活,官员做办公室工作,工人做工艺工作,商人做商业工作”,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份永久的工作,从事一种生产,熟悉一种生产过程和提高生产技能。
荀光还强调了“人民的劳动需求……只有在适当的季节”;此外,他建议鼓励和保护生产,改进生产方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此,他建议封建统治者应努力保护生产,并应了解各种活动的适当时机。
农民春天耕,夏天除草,秋天收割,冬天储存。
因为它们在适当的季节食用,所以谷物的供应永不停止,人们有足够的食物吃。
由于湖泊和河流受到仔细的监视,并在适当的时候关闭,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的供应不断增加,人们拥有的资源超过了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
因为砍伐树木和砍伐灌木只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所以山丘从来没有被剥落,然而人们拥有他们能使用的所有木材。
这些是圣人国王的标准。
孟子进一步理论化孔子的俊子小伦理论,认为体力劳动的自然职责是为他们的“上级”劳动,被上级利用:“有权者,就有平民。”
没有前者,就没有人可以统治后者;如果没有后者,就没有人可以支持前者。
孟子将生产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忠实反映。
然而,孟子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与剥削和被剥削联系起来,并将这种关系提升到了道德水平。
这种反动立场成为各级统治阶级利用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理论基础。
笔者观点
儒家对生产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合乎道德的生产观。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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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愿景的代价:亨利·华莱士的日记》,1942-1946年。
【4】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73年,第326页.
【5】秦庆,《华莱士与中国农业》,《农业推广传播学报》:42年,1944.
【6】陈焕章,第63章,《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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