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高柔传》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件：
魏明帝曹叡执政期间，宜阳县一典农名为刘龟不顾当时关于狩猎的规定，私自在不允许打猎的地方猎了一只兔子。“其功曹张京谐校事言之”，曹叡震怒，将刘龟下了狱。
曹叡（剧照），魏第二任皇帝
这则普通的案件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官职名：校事。从这一案件中便不难看出，校事一职具有向皇帝直接奏报官员过失的权利。
一般情况下，御史的职责是“上谏君王之失，下谏群臣之过”，听起来校事与御史极为相似，那么在三国时期，校事的存在究竟有何特殊意义？
清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这样评价“校事”一职：“似北魏之侯官, 明亡厂卫”，其中明代的“厂卫”也就是东厂和西厂，是今人非常熟悉的机构，他们的职能更接近于特务，从暗处监察百官行为后密报于皇帝。从这个角度，御史和校事的职责便可以区分得较为清楚。
东厂（剧照），最为人熟知的皇帝专属特务机构
在前文提及的刘龟一案中，校事在暗处发挥作用这一点也被记载得很清楚，因为在曹睿将刘龟下狱的时候，专门隐去了举报者张京的名字。
众所周知，朱棣设“东厂”是因为其得位不正，因而对百官心存疑虑，也不准百官提及建文旧事。为维护统治的正当性，“东厂”这种特务机构应运而生。
魏吴设立校事制度，背后原因与朱棣设东厂是类似的，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
以多疑闻名的曹操
据考证，校事制度始于“魏国初建”之时，有学者认为这指的是曹操始封魏王之时，即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也有学者认为“魏国初建”在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显然都认可校事制度在曹操封公时期便已经存在。
曹操:216年封魏王
校事的设置，实际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为加强自身权势的一步举措。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这一出身在当时的世家大族看来是极为寒微的，也常有人因此诟病曹操。
尽管随着曹操势力坐大，世家大族多对他表示支持，“出身”的不同也始终是横在二者中间的一根刺。
曹操祖父曹腾，十常侍之一
曹操对士族出身大臣的忌惮同样非常明显，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杨修的故事。杨修出身名门弘农杨氏，“鸡肋”一事便让曹操对他不满。
在后来的夺嫡斗争中，杨修又站在了曹植一方，进一步引起曹操忌惮，最终被随便安了个罪名便处死了。
杨修（剧照）
外有士族，内有献帝。曹操自己并未称帝这一点，使得他下发的许多政令并不为当时心向汉朝的儒臣所接受，在曹操当政期间，许多朝臣内心仍遵奉汉室，并不奉曹操为主。
伏完，汉献帝皇后之父，曾试图扳倒曹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就疑心病甚重的曹操要设立校事一职窥视群臣，以防止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出现，便是很正常的了。
与曹操所处境遇相似的是孙权。孙氏发源于江东地区，却并不是名门望族，吴国当地的名门中不支持孙权的也不在少数。
《三国志》中便有：“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的记载。早年间，孙权在江东地区访问名士，对方却对他不理不睬的情况，让孙权执政遇到了很大困难。
孙权，同出身寒微
及至后期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江东各大族认可了吴国后，其子弟又迅速占据了东吴朝堂的方方面面：“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士族控制朝堂对掌权者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孙权因此仿照曹魏设立校事一职，刺探臣民言行。
蜀汉同样面临不小的大族威胁，但一方面诸葛亮堪称治世之奇才，采用厉行法治的方式打击蜀地豪强，威慑住了当地大族，同时又给予了大族适当的职位来保证他们的利益；
另一方面刘备为人比曹操、孙权宽厚许多，疑心病没有那么重，刺探百官的需求不高，校事一职便没有在蜀汉出现。
刘备，难得贤主
处于能够直接向皇帝汇报，且皇帝会相信他之所言的职位上，很难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无论是史书记载中，还是影视作品呈现中，身在封建时期“特务”、“密探”职位的，往往不是什么君子。例如唐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后，各地冤案频发、哀鸿遍野。
来俊臣，武则天执政时期酷吏代表
掌权者在选择“告密者”时，往往也不会用心挑选出正直之人，这个职位天然更加适合能够“两面三刀”的人担任。曹魏时期明令，校事不必经过官吏选拔程序，不论出身地位，即便是“群盗”也可以。
东吴则给了校事一个不低的官位，归于中书省，拥有查阅官府和各州郡公文档案的权力，甚至也可以对国家经济制度提出具体措施。因隶属于中书省，东吴校事有时被直接称为“中书”，明面上的职权便在官僚体系的高处。
无论是否有正式官位，皇帝愿意听“校事”一言，能坐上这一职位的人便有了“小人得志”的机会。曹操最早设立校事，并令卢洪、赵达两人主持“刺举”之事后不久，当时的官员便有人说：“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可推断这两人必然已经利用职权威胁过不少人了。
如果说曹魏校事还只是针对士族和小吏，东吴校事中则出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吕壹，一个遗臭万年的奸臣，他作为校事在东吴朝堂上甚至引起了统治高层的巨大恐慌。
孙权女婿、左将军朱据被他诬陷贪污而无法自证；元大臣、太常潘濬到了要和他拼命的程度。
朱据，险些被诬陷致死
另有江夏太守刁嘉被吕壹污蔑“谤讪国政”，东吴群臣因惧怕吕壹的权势和诬陷均附和着他说假话。唯有是仪一人坚持说实话，被孙权再三诘问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
群臣避让校事锋芒，可见当时吕壹权势之盛。《晋书》中甚至将他比作汉元帝时期陷害大臣的佞人石显。
孙权晚年昏聩
校事猖獗与君王偏听偏信是分不开的。在强烈的疑心作用下，曹操和孙权对身边大臣均持保留态度，以至于无论臣子平时为人如何，一旦校事上奏其言行有问题，君王就会采信。
忠厚如东吴丞相顾雍，被吕壹诬陷时，孙权也选择了相信吕壹。
魏文帝时，校事刘肇途径成皋县时，大摇大摆地派人向县衙要食粮。当时正值蝗旱之灾，县衙没有粮可以给刘肇，他便带人过来大声斥骂。
成皋令沐并大怒，提着刀就要将刘肇收押。刘肇当时被吓走了，回去后便将此事告诉了魏文帝，文帝反而要杀死沐并，后来又改为流放十余年。可见皇帝对校事庇护之意甚浓。
曹魏与孙武的校事职责并不完全一致，曹魏校事最初设立时是为了监察反曹操、拥护汉室的臣子，曹丕正式称帝后，校事依然负责对百官监察；孙吴校事则更着重于监察世家大族，对寒门的监察力度弱上很多。
无论是哪一种，当了皇帝的“特务”，都等于将自己放到了百官的对立面。无论是曹魏还是孙吴的校事，都不受官员的欢迎，有嚣张跋扈过度者如吕壹，更是被世家大族恨得牙痒痒。
三国初期天下大乱，不以武力闻名的士族无法在军事力量上与武将抗衡，在朝堂之上受君王忌惮大于重视，不得不韬光养晦，忍受校事对自己的刺探与诋毁。
三分之势成后，战乱少了许多，各国都需要休养生息、教化民众之时，世家大族便在朝堂上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曹魏后期，朝堂之上世家大族的势力便越来越庞大，后来篡位的司马家族便是典型的门阀家族之一。随着话语权的上升，士族对校事的忍耐力便在下降。司马师篡魏之后，校事已经形同虚设，司马师最终裁撤了校事一职。
孙吴的校事则几乎伴随了整个吴朝，仅在诸葛恪扶持幼主孙亮期间罢免了一段时间。东吴末帝孙皓上位后，这名杀人成瘾的皇帝又恢复了校事制度，直到被西晋灭亡。
孙皓画像
尽管校事始终存在，东吴士族也采取了一些手段对抗来自皇帝的监察，如自己出面推荐寒门学子等，尽量将事态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内。
校事制度的最终灭亡时间，实际上与士族达到鼎盛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出身名门的司马家最终一统乱世，司马氏深恨校事监察士族，自然不会设立这一职位；且本身作为大族的司马家获得其他士族认可，比出身寒门的曹操和孙权要容易许多。当皇权不需要校事时，校事自然就不存在了。
校事制度的存在时间不长，但封建时期皇帝巩固皇权的需求始终存在，这就催生了后来多个朝代中与校事类似的职位出现。
本质上，校事是皇帝耳目的延伸，只可惜这些耳目没有如墨子和荀子所期望的，体察皇帝看不到的民情，让皇帝更了解自己治下的土地的作用。
这种“告密人”的存在是皇权集中的又一种手段，也是封建皇权极度自私的又一重体现。当统治者无法施以“德政”、“仁政”，甚至没有办法掌控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过程时，这种“亲小人”的制度才会被采用，使得部分佞臣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校事制度也是君主无能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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