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社会大转型的时期，鲜卑族入住中原建立政权，推动和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这一时期，冲突与融合并存，民族政治大融合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步实现汉化，民族矛盾从冲突走向融合，农耕经济逐渐替代游牧经济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思想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发展，佛家、道家、儒家文化被胡汉民族共同接受，多民族文化精彩纷呈。
接下来，本文笔者就从胡汉民族政治矛盾、经济文明冲突、文化思想碰撞等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下北朝时期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冲突与融合，是民族关系对立与统一的两个方面。
北朝时期的社会大转型，统一于胡汉的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之中。
胡族入住汉族为主的中原，在初期的武力征伐过程中，民族冲突是主旋律；政权统一后的巩固时期，以“汉化”为主的民族融合是主旋律。
这一时期，民族冲突是加剧民族融合、形成民族认同的关键，鲜卑政权（北魏）统治下，民族关系逐渐从冲突走向融合，尤其是北魏统治阶级推动汉化政策，以及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大多承袭汉制，为隋唐盛世的民族大融合奠定坚实基础。
一、武力征伐下的民族冲突
北朝时期，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快速汉化，民众价值观在重塑过程中，存在着必然的、激烈的思想冲突、政治斗争、民族冲突。
以武力征伐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以征服者的身份，对被征服民族进行种族压迫，以巩固其统治，这是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初采取的民族政策。可见，少数民族政权在一定时期是对“汉人”和“汉文化”排斥的。
在后来的北朝历史中，西魏时期宇文泰实行的鲜卑化政策，让一部分改姓的重新改姓拓跋，并让汉人改姓鲜卑；东魏时期，处于统治阶层的边镇鲜卑歧视汉人，高欢曾对鲜卑族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而凌之？”北齐时期，汉族的士族门阀实力大幅削弱，士人在统治阶层中作用日益衰退，统治阶层推崇鲜卑文化、奴隶汉人等政策，民族冲突始终不断。
同样，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也得到了汉人的反抗。
根植于游牧文化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极具侵略性，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他们，施政方针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完全相悖，剧烈的种族冲突和残酷的奴役压迫导致大量的汉人并起反抗。
“道武平邺北还，至恒山之阳，博陵、渤海、章武，即群盗并起。其年，九月，乌丸张骧子超，又收合亡命，聚党二千余家，据南皮。此等虽旋即破灭，然继起者仍不绝。”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汉人，对少数民族统治阶层的抗争，更多的是对残暴政策下民不聊生这种生存困境的反抗。
这种反抗，也体现在少数民族的内部。
北魏推行的门阀政策，忽略对社会中下层寒门庶族的利益，多数胡汉的寒门庶族不能担任“清官”和“文官”，只能担任底层武职，有志之才得不到重用，积蓄了剧烈的社会矛盾。
“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北朝后期的政治状况是“只问阶级，不问种族”，“六镇起义”就是在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爆发的结果。
二、以汉化为主的民族融合
社会治理是推动社会矛盾，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
北朝社会由动荡的民族冲突走向日趋稳定的大统一大融合，正是在于北魏后期开始的以“汉化”为主的民族融合。
融合是北朝政治的主题和主要特征。从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逐渐开启了汉化的。“胡汉问题实为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陈寅恪所提的“胡化”“汉化”，是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最显著的方式。其中，汉化是民族融合最主要的体现。
北魏统一北方后，社会相对稳定，各民族开始杂居，内迁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的汉族开始杂居，因为地理环境和人口数量的不同，内迁民族开始了汉化过程。
这一过程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者解决民族冲突矛盾的主要政策。
处于统治阶级的鲜卑贵族在建立国家政权时，开始模仿汉族“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化”成为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虽有波折，但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鲜卑族的真正汉化，是从道武帝入主中原后开始的。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于398年建国时，即自称是黄帝之后，以“皇帝”自称，模仿参照汉人的制度，“依仿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北魏开始汉化。
至太武帝在位时（423-452年），拓跋焘大量任用李顺、崔浩等汉族地主，保护封建土地经济，重视礼乐，汉化速度加快。
随着均田制和户调制度的实行（485年），部落制得到摧毁，进一步奠定了鲜卑汉化的经济基础，这也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魏孝文帝改革，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推动了鲜卑汉化的进程，以国家制度确定了民族融合的合法性，是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顶峰。
是时，少数民族与汉族已经磨合多年，已经具备了汉化改革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颁发了推动鲜卑贵族制定姓族的“代人定姓族诏”，其目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实欲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孝文帝为鲜卑贵族定姓的实质上是推行自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鲜卑贵族的地位和利益，又通过胡汉高门联姻，缓和了胡汉统治阶层的矛盾，同时在加快民族融合、促进胡汉合流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此后，北周时期，确立了关中本位的政策，以地域确立统治核心，融合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对消除胡汉隔阂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朝时期，拓跋鲜卑族入住中原后，胡族的游牧文明，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但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稳定，开始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中原农耕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游牧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冲突中，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形态，较为特殊的是寺院经济和邬堡经济。
一、游牧经济对中原农业的冲击
狩猎业和畜牧业构成的游牧经济，是鲜卑族发展壮大的根本。
拓跋氏建立北魏后，农业生产虽有较大发展，但狩猎和畜牧仍然是拓跋式的重要经济成分。
据《魏书》记载，北魏前期，从道武帝到献文帝在位的85年间，皇帝出猎高达67次。出猎的频率高、规模大，为了“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具有很强的经济目的和军事目的，是北魏前期的主要经济来源。
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具有掠夺属性的狩猎经济逐渐减少，畜牧业呈现出扩张态势，成为北魏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拓跋氏在战争中获取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后，必然选择发展他们最熟悉的、生存依赖性最强的畜牧业，来为他们提供生活需要和战马等军事武力。
由此，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了大量规模庞大的官方牧场，设置了专门管理畜牧业的政府机构，如外牧官、典牧都尉、龙牧曹等，推动了北魏前期畜牧业的高速发展。
游牧经济的发展，必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中原和河西走廊的大量农耕土地被政府征用，开辟为国家牧场，大量人口征为牧人。
这对于遭战乱冲击的中原农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中原农耕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
依赖掠夺起家的游牧民族建立政权之初，对农耕经济文明是排斥的，生活需要的肉食和皮草以及巩固政权需要的武力装备战马，都决定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游牧经济，这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
二、农耕文明的恢复与发展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农耕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到了北朝时期，北方政权日益稳定，再加上建立政权的统治阶层重视农耕经济的，农耕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尤其是北朝政权日益稳定后，统治阶级认识到农耕文明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开始支持农耕经济的发展。
拓跋珪时期，曾“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分配给内迁的少数民族“耕牛”，要求他们进行农业劳作。同时，拓跋珪设置了专门的官职“八部帅”，来监管农民进行耕种和负责收税工作。
而且，拓跋珪亲自参加耕种，以此引导鲜卑民众从事农耕，发展农业经济。
由此可看出北魏开始，统治者高度重视农业，开始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
北魏前期，鲜卑族经常封禁耕田和山地，作为国有牧场和官府苑囿，藉以发展游牧经济。
及至太武帝时期，才开始实行“弛禁罢苑、改牧为农”政策，农业地位得到巩固。
到了文成帝时，社会战乱减少，农耕经济成为国家实力的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收入超过游牧经济，成为北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
孝文帝时期颁布的均田令，推行均田制，成为支撑农业经济发展的基本土地制度，政府将大量无主荒地分给农民，农民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虽要向政府交纳租税，需要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极大地提升，对恢复和发展农耕经济，有积极意义。
北朝时期，农耕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主要因素，是统治者兴修水利，拓跋宏在位时兴修水利，农耕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到了孝文帝时，出现了“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大获栗稻。”薛虎子执政徐州，广垦农田，稻栗大获丰收，可见农耕经济已经得到极大地恢复。
文明的冲突，必然是先进的文明替代落后的文明，这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北朝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导致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这是统治阶级不断调整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要体现。
因此，逐步汉化的胡人政权中，农耕经济取代游牧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经济文明冲突下的独特经济形态
在北朝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文明的冲突中，除了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外，还出现了寺院经济和邬堡经济两种独特的经济形态。
一是寺院经济。
随着北朝时期佛教的飞速发展，僧尼群体日益庞大，依托寺庙发展起来的寺院经济，是北朝时期重要的经济类型。
一方面，北朝统治者对寺院建设不遗余力的投入，寺院经济在国家的统制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永宁寺等国家寺院呗大量兴建，寺院经济以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具备很强的自主性，已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运作系统，不仅能够独立进行农业生产，开展商业活动，还可以赈济灾民。
总之，在佛教兴盛的北朝时期，寺院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主体得到发展，是国家统制的结果，反过来，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为佛教被统治阶级尊奉为“国教”奠定了坚厚的经济基础。
二是坞堡经济。
坞堡，又称坞壁、堡壁、壁垒，是汉末地方世家大族为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构筑的建筑。
《资治通鉴》记载“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壁垒，盖时遇乱离，豪望自相保聚所筑者。”最早的坞堡，是汉朝后期地方大族抵御羌人入侵而建立的。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火纷飞，宗族乡党聚众而建的地主坞堡壁垒遍布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北魏前期，战乱频繁，坞堡仍大量存在，但随着北方统一，战争减少，坞堡逐渐减少。
孝文帝推行三长制，将坞堡纳入郡县管理后，坞堡逐渐消亡。
在北朝初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坞堡既是乡里大族抵抗战乱的基层组织，也具备一定的庄园经济形态，是一种因躲避战争而存在的一种畸形的地主经济。
坞堡内的个体民众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在战争来临时参与战争，“且耕且战，耕战结合”。
在这种形态下，坞主要考虑到坞内民众的衣食住行，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农业生产秩序，为战后农耕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总之，文明冲突下出现的不同经济形态，导致社会出现不同的阶层，构成了北朝时期社会治理的主体。
民族融合史，也是一部文化融合史。
北朝时期，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碰撞中，逐步开始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融合进程，儒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正统。
这一时期，道家文化体系也逐步完善，佛教本土化加快，宗教文化日益兴盛，儒释道并存，文化呈多元化发展趋向。
一、儒家文化逐渐走向正统
北朝时期，北方胡族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不同部落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在草原上争夺草地、牲畜和人口，其文化缺乏系统性，带有奴隶社会时期的残暴、征服特性。
随着入主中原，建立稳定的政权后，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足以支撑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统治，汉族正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
胡汉文化在冲突中走向统一，这个冲突的过程，是儒家思想一步步走向正统的过程。
北朝不同时期的统治者，自觉接受儒学的意识不断加强，以儒家文化来改善本民族的文化素质。
北朝各族接受儒家文化都是从尊奉孔子开始的，历代统治者把孔子当作儒家文化的象征，开展了祭祀孔子的活动。
之后，多有统治者开展祭祀孔子的活动，引导臣民尊孔崇儒。
此外，儒家文化的发展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族儒士得到重用也密切相关。
史载太武帝尤为重视汉族士人，曾颁布诏令广征人才，太武帝对征召的汉族士人十分重视，对著名的儒士皆“礼而用之”。北魏时期有“髦士盈朝，而济济美兴焉”的盛况。
北魏是北朝儒学的奠基时期，到了北齐、北周时期，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北齐文宣帝曾下诏“修立簧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北周文帝、武帝时期，雅重儒学的风气已经形成。
北朝的多数统治者，均对儒家思想持一种肯定和积极吸收的态度，尊孔崇儒成为一种政治引导下的社会风气，这不仅促使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儒化，也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及至北周武帝，儒学被尊为“三教”之首。
二、宗教文化的发展
北朝时期，胡汉文化的冲突为宗教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宗教文化成为胡汉文化冲突中求统一的切合点，这成为统治阶级支持宗教发展的主要原因。
永嘉之乱后，我国北方长期处于民族割据混战之中，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尤其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渴望在乱世寻求精神寄托，为宗教文化传播提供了良好机会。
时至北朝时期，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反佛”“灭佛”之外，北朝的统治者从巩固统治的角度出发，均提倡或支持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北朝时期，统治者通过建寺造像开凿石窟支持佛教的发展。
这种建寺造像的风气，一方面是为了弘扬传播教义，另一方面是教徒表达虔诚，想通过造像积累功德以求善报。
这一时期，开凿的较为有名的石窟主要有：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的天龙山石窟等。
这一时期，得益于统治者较为宽松的政策，道教也得到迅速发展。
尤其是北魏太武帝皈依道教，“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将崇尚道教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政策，确立了道教为国教的地位。
之后，道教文化得到快速发展。
佛道宗教文化，是社会转型时期胡汉民众思想文化在碰撞中寻求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认同。
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宗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找到民众思想意识的共同点，利用宗教文化的诱导作用对民众进行教化和思想控制。
同时，宗教文化在发展中，也影响着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施政政策，推动了社会保障的发展。
三、胡汉文化融合的显性特征
民族融合最根本的就是民族文化的融合。
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最显性的特征，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音乐文化开始由对立走向统一。
从服饰上看，北朝是中国服饰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北魏孝文帝时，对鲜卑胡服进行全面“汉化”，于太和十年（486年）“始制五等公服”，并于太和十八年，命令要求鲜卑人该穿汉人服饰；太和十九年，“引见群臣于光极堂,班赐冠服”。褒衣博带的汉式服饰，逐渐在北魏成为一种流行潮流。
北齐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冠服制度才被确定下来。
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直接反应，少数民族的胡服也逐渐被中原人民接受，人们穿的常服，是鲜卑胡服和西域胡服相互融合的产物，成为当时人们着装的选择。
从饮食上看，胡汉长期杂居，在日常的饮食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结合本民族饮食特点加以改造，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
如汉民族用姜、桂等香料去腥味，以便更加适合汉人口味；鲜卑族人为迎合自己口味，用牛奶、羊奶和面做环饼，或者将粉饼加到酪浆里食用，等等。
从音乐上看，北朝统治者模仿汉制，在崇尚儒家文化的基础上，也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邓渊在天兴元年“定律吕，协音乐”，把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传统音乐融合，创作、改编了适合北魏王朝使用的宗庙之乐、郊祀之乐、宴飨之乐、后宫之乐和大飨之乐。
之后，北魏皇室几经编乐，但都只是对“四夷乐舞”稍作修补。
随着北魏政权稳定，西域的胡乐传入，北魏皇室“垂心雅古”进行复现古乐，主要体现在对胡乐的吸收。
之后的北齐、北周，胡乐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北齐后主大肆封赏“能舞工歌”者，北周武帝时期“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北朝的200多年间，胡乐的广为流传，也极大的促进的中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北朝时期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是由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大转型这一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
胡汉民族从冲突走向融合，游牧经济逐渐被农耕经济取代，不同经济形态推动的社会阶层变化，以及胡汉文化思想在相互碰撞中走向融合，由对立走向统一，这是北朝时期社会治理与社会教化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特征，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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