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服是在特定礼仪场合所穿着的服饰。礼服的设计，装饰元素较多，常有特定的寓意。现代的军装有作训服、常服和礼服，礼服只用于重要的礼仪活动。如大学生毕业典礼时所穿的学士服、硕士服、博士服，只用于学位授予和毕业典礼等场合。因此，礼服既是礼制的表现形式，也是礼仪的组成部分。
古代中国的礼服，由冠、服、绶带、鞋靴以及首饰等组成，也有一些标识身份的饰物，如唐宋官员腰带上要佩鱼袋等，象征身份，也是礼服的组成部分。礼服最重要的标识是冕、弁。冕是举行重大典礼所戴的帽子，弁是一般礼仪场合中所戴的帽子。
传统的说法是，在黄帝时形成了服章制度。服是服饰，章是花纹。从《周礼》所载来看，天子、公、侯、伯、子、男在重大礼仪活动中都要用冕。周王有五冕，分别用于五礼之中，其基本特征是玄冕朱里，綖纽，用十二根五彩丝绳为旒，每旒贯十二块五彩玉，象征十二月，用玉作簪，用朱为纮。诸侯、卿、大夫之冕，按照等级依次减损。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采《周礼》《礼记》《尚书》所载的制度，制定了完善的冕制，并在礼仪中正式使用。其规定公卿以下所戴之冕，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为里，天玄地黄，垂旒前四寸，后三寸。天子用白玉珠做成十二垂旒，彩带为缨。三公、诸侯之冕七旒，以青玉珠制成。卿和大夫之冕五旒，以黑玉珠制成。
公卿之冕的垂旒有前无后。公卿之冕用绶带颜色相同的冠带，黈纩从帽子下垂下来，用于天子郊祀天地、明堂时的助祭仪式。唐代对冕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天子有六冕，分别是大裘冕、衮冕、翙冕、毳冕、绣冕、玄冕。六冕用于不同的礼仪场合。
其中，大裘冕宽八寸，长一尺六寸，为郊祀天地、祭祀神祇时所戴，用于最庄重的礼仪场合；衮冕垂白珠，用于一般的祭祀，派遣将军出征，迎接打仗回来的将士等；翙冕是皇帝祭祀先王所用；毳冕是祭祀河海山川时所用；绣冕用于祭祀社稷；玄冕用于年终祭祀百神，以及祭祀日、月等。衮冕以下的旒数沿用周礼制度，皇太子、各品诸臣之冕逐次降等。在重大典礼中，众人依身份着服用冕。
古代的庶民或地位比较低的小吏不戴冠而只束巾，有幅巾、葛巾、缣巾、纶巾、网巾、折上巾等。由于使用方便，巾也成为贵族和官员日常生活的装束。官员则以官帽来区分身份。唐代时，以乌纱帽作为官员视朝、宴见宾客的常服。在明朝，洪武三年(1370)有规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乌纱帽成为了通用的官帽。
清代的官帽俗称顶子，其形制分为三层，上为尖型宝石，中为球型宝珠，下为金属底座，用冠顶装饰珍珠之数区别尊卑，如亲王十颗，亲王世子九颗，郡王八颗，贝勒七颗，贝子六颗，镇国公五颗，辅国公等四颗，侯爵三颗，伯爵两颗，一品官员一颗。一品以下不镶嵌珍珠，改为其他小宝石。百姓见官员，一看其官帽，就能确定其身份等级。
现在有些场合为了工作方便，仍用帽来区分身份。建筑工地上所流传的俗语：“黄帽子的干，白帽子的转，红帽子的看，蓝帽子说了算。”普通施工人员戴黄色安全帽，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戴白色安全帽，工地管理、技术员、队长戴红色安全帽，工地安全质量督察管理员戴蓝色安全帽。在施工时，不同的帽子意味着不同的职责。
与冕制相应的是服章。服章是通过衣服的色彩和花纹、图案来区分尊卑。据说黄帝作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其中上六章画在衣上，下六章绣在裳上，以此标识身份。
隋代对服章制度进行了一次系统设计，重新规定了十二章的图样，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在上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下裳。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不同图案构成了十二个服饰级别。同时又对革带、蔽膝、佩剑的颜色、样子、配饰等作了详细规定。将绶带确定为黑色、黄色、赤色、白色、绿色、纯玄色六种色彩，制定了朱袜、赤鞋加金饰的官靴。地位越高，服章越华美，图案越精致，由此形成了官服系列。
古代的服章有严格规定。尤其是皇帝专有的衮服、衮冕，其他人擅自制作、穿戴，会被视为有僭越、谋逆之心。明黄色作为帝王专用的颜色，普通人不能使用。其他官员也用颜色区分职务。
如宋代官服，三品以上的可以穿紫袍，七品以上可以穿红服，七品以下只能穿绿服，没有品位的只能着皂白之服，也就是黑色或白色衣服。俗话说“不问青红皂白”，正是无论是着青紫色的高官，还是着绿服的一般官员，或者普通百姓，一概不论身份地位，不分情由的意思。
明朝官员的官服上有刺绣，文官官服上绣禽鸟，武官官服上绘野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
文武官员一至四品穿红袍，五至七品穿青袍，八品、九品穿绿袍。官员官服的颜色、图案对应其品级，一看便知道其大致身份地位。官服的图案皆由法定，不能随意买卖。“衣冠禽兽”的成语便来源于此。“衣冠禽兽”最初是褒义词，形容身穿带有飞禽走兽图案官服的官员，后来转为贬义词，指代道德败坏、人面兽心的人。
后妃命妇的首饰服饰，也是古代服章的组成部分。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所戴的簪上有珥，珥是簪子上面的垂珠。太皇太后、皇太后用的簪子由玳瑁制成，长一尺，汉制一尺约为二十三厘米。簪子顶端要加上花形装饰，上面有凤凰形的装饰物，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着黄金制成的垂饰，左右各一。
皇后谒庙时，要戴上假髻步摇，步摇以黄金为底座，其上有白珠装饰，用了八爵九华。诸爵上的兽都用翡翠制成毛羽。贵人、长公主、公主的发式、簪珥也有严格规定。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夫人，她们所用的是黄金制成的龙形簪子，龙首上镶着一颗珠子，有一尺长。后妃命妇的簪珥等级严整，制作精良，装饰华美。在考古发掘中，常能通过簪珥辅助判断女性墓主人的大致级别。
古代的配饰还包括玉佩、剑绶和玺印。玉佩是玉制的佩饰，剑绶是佩剑和绶带，用以区分人的级别。周制，天子佩戴白玉，用黑色绶带穿起。公侯佩黑红色玉，用朱红色绶带穿起。大夫佩青玉，用缁黑色绶带穿起。世子佩美玉，用杂色绶带穿起。一般的士人佩杂玉石用赤黄色穿起。不同质地的佩玉与不同颜色的绶带搭配，对应着身份等级。
不同身份的人在重大仪式中所用的礼器也不相同。王所用的镇圭长一尺二，大圭长三尺。公所用的桓圭长九寸，侯伯所用的信圭、躬圭长七寸。子、男不执圭，用谷璧和蒲璧。天子、公、侯、伯所用之玉的形制不同，天子用品质高的纯色玉。公、侯、伯用杂色玉，纯度渐次下降，规格也渐次降低。
与身份地位相配的还有玺印。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刻受命玄玺，白玉为螭首，刻文为：“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表明皇帝受命于天，作为传国玉玺。一般官员的印信通常随身携带。永徽二年(651)四月，唐高宗下令为在京的五品以上文武官员配随身鱼袋，用于盛放印信。
唐朝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名为鱼符。鱼符分为两片，其上刻有主人的名字、品级、所属衙门、俸禄等。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鱼符用金、银、铜区别地位，鱼袋也以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六品以下无鱼袋。鱼袋由此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唐玄宗开元年间，鱼袋的使用范围扩大，“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作为服章的组成部分。
宋代废除鱼符，金鱼袋演化为一种装饰品，直接在袋上用金银饰为鱼形。宋代以赐鱼带表示荣耀，亲王赐以玉鱼，官员赐以金鱼袋紫色衣、银鱼袋绯色衣，标志着皇帝的信任和赏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标示自己：“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以赐紫金鱼袋象征荣耀。
与鱼带相类似的，还有官员佩戴的算袋。唐上元元年(674)诏令：“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筭袋、刀子、磨石。其武官，欲带手巾、筭袋者亦听。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
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始赐官员绯算袋。三品以上赐金装刀、砺石，一品以下赐手巾、算袋。开元后百官朔望朝参，外官衙日，佩算袋，各随其所服之色，算袋成为官员的标配。金世宗时为区别官吏与庶民，颁布诏令：“省、枢密院令、译史用紫襜丝为之；台、六部、宗正、统军司、检察司以黑斜皮为之；寺、监、随朝诸局、并州县，并黄皮为之。”规定了不同级别官员算袋的颜色。
礼服与常服的最大区别，在于礼服的设计既体现着秩序等级，也有深厚的寓意。1912年确定以中山装为礼服，衣服采用四个口袋，象征礼、义、廉、耻。门襟五粒纽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三个纽扣表示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象征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衣领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山服作为正式服饰，一直在重要场合穿着。改革开放后，一般以西服作为正装，用于正式的礼仪活动。
礼物最初指的是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后来多指在日常交往中相互赠送的物品。《尚书·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贤。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周武王夸赞了微子的美好品德，命他继承殷制，重修先王的礼仪与文物，担任周王室的宾客。
微子是帝乙的庶子，与周联姻，武王灭商时主动归附。其中提到的礼物，指的是与礼仪相配的诸多物品，可见“礼物”一词，最初指代与礼相关的器物。
若以礼器来指代与礼仪程序相关的器物，礼物便专指用于赏赐、赠送的物品。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在潘勖所撰的《册魏公九锡文》中，提到了周成王以礼物赏赐诸侯：“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卫王室，左右厥世也。”
言及周王选建明德，册土分民，是为分封建国。要备其礼物，即赏赐物品以示礼遇，其中提到晋文公封为侯伯，周襄王赐给五种礼物：车及仪仗、卫士、鈇钺、秬鬯、弓矢，象征晋文公有了主盟诸侯的权力。
车马仪仗是周王赏赐诸侯最为重要的礼物，大辂是天子所乘之车。赏赐大辂，是天子赐给诸侯最高的尊崇。《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周初册封伯禽，就赐予大辂，标志着鲁国为方伯之国。周襄王时，齐国被赏赐大辂，齐桓公由此才成为霸主。可见车马之赐，是最贵重的礼物。
《礼记·曲礼上》言：“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周制，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车。若父亲尚健在，儿子不接受车马之赐，在于车马是为安一己之身，自己身安而父祖不得享用，有不孝之嫌。
古代重要的赏赐还有赠送乐器、乐工和乐队。最为典型的是齐景公送给鲁定公女乐，气走了孔子，其周游列国十四年。当时，孔子以司寇之职代理相，治理鲁国三个月，使得鲁国政通人和，物价稳定，百姓各行其道，路不拾遗，宾至如归。邻国齐国看鲁国不断强大，有些担心，大臣们就商量道：“孔子这样治理，鲁国必定称霸。齐国与鲁国接近，就会先被吞并。何不先将土地献给他们？”大夫黎鉏提出建议，请求让他去阻止孔子。
于是，黎鉏在齐国选美女八十人，着华美衣服，教以乐舞，又加上文马三十驷，送给鲁定公。他将美女、文马陈列在鲁国城南的高门外，吸引鲁人围观。鲁国的执政者季桓子换上平民服装去看了三次，心中羡慕，决心接受这些礼物。季桓子告诉鲁君自己要外出巡游，实则前去观赏美女、骏马，不顾政事。
子路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当政者尚且如此，孔子在鲁国难以实现政治理想。但孔子依然心存幻想：“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他认为鲁定公在大事上不会糊涂，过几天郊祀后，若能把祭肉分给自己，表明对他的信任还在，可以留下继续辅佐鲁定公。
最终，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馈赠的女乐、文马，三天没有上朝听政。鲁定公郊祀时，也没有再把祭肉分给孔子，孔子意识到自己不再受到信任，就离开鲁国，踏上了周游列国的行程。
诸侯之间的交聘，常常以圭璋为礼物。《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外交中以圭璋作为聘问礼物。行完聘礼后，受赠的一方常把对方所赠圭璋还回去，以示轻视财物，重视礼义。
车马、仪仗、卫士、美酒、武器是天子赐给诸侯的礼物，诸侯、大夫、士、庶人也要进献相应的礼物给国君。《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言：“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孤为诸侯国君，以帛为礼物；羊羔、雁、雉、鸭、鸡分别为卿、大夫、士、庶人和工商所用的礼物。
《仪礼·士相见礼》载：“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左头，如麛执之。”下大夫之间赠雁，要用布装饰，用绳子把雁腿捆起来。上大夫相见馈赠羊羔，也用布装饰，把羊腿捆起来，把羊脸遮上。
参考文献：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第1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十《帝王部》，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页。
《金史》卷四十三《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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