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历史#
南唐灭闽后不久，那个在福州宣布归顺南唐的李弘义，也就是李仁达，觉得自己的翅膀已经长硬了，力量积蓄得差不多了，就突然宣布自己为闽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再服从南唐的号令。
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都城金陵，许多人都认为南唐出兵灭闽本来就违背了烈祖遗训，是不应该做的事，如今李仁达宣布不再服从南唐，那就可以借此顺水推舟，把派驻闽国的军队撤回来，承认闽国的独立地位，双方重新维持一个平等的邻国关系就算了。
可是，当时把持着南唐政局的“五鬼”却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其中的陈觉和冯延鲁二人，他们见同党查文徽首倡领兵入闽，把闽国灭了，因此立了大功，得到了许多赏赐；并且还在奔赴闽国作战的过程中大大捞了一把，金银珠宝车载斗量，实在是太使人眼红了。他们本来正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想让自己也能找到这样的好机会，也好借此立功发财。如今听说闽国的李仁达又反叛南唐，岂不是天赐良机？他们也可以趁机大显身手了。因为怕查文徽又把这个功劳和发财的机会抢走，他们居然瞒过唐元宗，矫诏出兵，杀奔福州而去。
唐元宗发现陈觉、冯延鲁矫诏出兵以后，虽然很是生气，但是觉得兵马已发，再调回来也不大妥当，就只好迁就既成的事实，再加派王崇文、魏岑带兵增援，帮着陈觉、冯延鲁去攻打福州。
再说那福州的李仁达，没有想到南唐又会派兵来征讨，如今见陈觉、冯延鲁带兵气势汹汹而来，并且听说后面还有增援部队，不觉慌了手脚。他部下的谋士向他建议，应当请南唐的对头吴越国出兵援救。于是，李仁达赶快备了礼品，派人到吴越的都城钱塘去讨救兵。
吴越对南唐灭闽本来就不高兴，救兵自然一请就到。他们见闽北山路已被南唐封锁，就派大将余安带兵从海路赴闽。
余安率吴越援军不顾大海上风浪的颠簸，很快赶到了福州附近的白虾浦，准备舍舟登岸。因为海滩上泥沙深厚，人马容易陷入泥淖，就先派兵铺设竹排开道。
这时，陈觉、冯延鲁率领的南唐军也已到了白虾浦，他们见吴越军准备登岸，赶快派出大批射手，如同暴风骤雨般地向吴越军射箭。正在铺设竹排的吴越军士兵，纷纷被射得如同刺猬般，倒毙在海滩上。
眼看他们中箭的人越来越多，快要全线崩溃了，剩下的人正在准备开船逃走。可是，这时候冯延鲁忽然想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主意。他对陈觉说：“李弘义所倚仗的是这吴越援军，如果这次我们把援军打退了，过些时候他们又会卷土重来。要是我们的队伍稍向后撤，放吴越的援军登上岸来，予以一举歼灭，他们以后也就不会再来了。那样，李弘义失去了靠山，岂不就会重新死心塌地地投降我们了？”
裨将孟坚听了冯延鲁的话，苦苦谏阻说：“兵法上说过，打仗有进无退，一退就会无法收拾。如今乘敌未得上岸，正可一鼓全歼。如果我军后撤，让吴越军上得岸来，背水死战，那么谁胜谁败，结局就很难逆料了。”
可是，作为主将的冯延鲁，根本没有把裨将孟坚放在眼里，不听他的意见，竟与陈觉商定，下令将队伍后撤半里。
此时吴越军本来已经退到了船上，正在准备逃走，见南唐军后撤，自然喜出望外。他们重又登岸，很快地铺好竹排，整好队伍，鼓噪前进，猛冲猛打地杀了过来。
福州城里的李仁达听到城外喊杀的声音，知道吴越的援军已经登陆，正在和南唐军作殊死的战斗，就赶快率领队伍，冲出城来，配合吴越军作战。
这样，南唐军就腹背受敌，立即被打得一败涂地，裨将孟坚战死，士兵死伤数万人，军械戎器损失数十万件。
前线的败报传到金陵，唐元宗得知后大吃一惊，不禁大怒，下令将冯延鲁、陈觉锁拿进京，准备立即处斩。
皇上要严惩冯、陈二鬼的消息不胫而走，朝野振奋。一些直臣忠良不仅想借此除二害，而且还想除掉“五鬼”，使国势复兴。
“五鬼”听到这个消息，直吓得心胆俱裂，坐卧不宁。他们的后台宋齐丘更是四处活动，为冯延鲁、陈觉辩护，还亲见唐元宗，说是自古战无常胜，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因一时兵败就斩将帅，以后谁还敢为国赴急，统兵打仗呢？还说，对冯、陈示儆，顶多削夺他们的官爵，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方就可以了。
这一来，不由激怒了朝中两位忠直大臣：一个是太常博士韩熙载，一个是御史中丞江文蔚。
韩熙载，字叔言，北海人。他年轻时在中原的后唐皇朝考中进士，以文章出色而闻名于世。他的父亲韩光嗣本是中原后唐皇朝的平卢节度副使，因为不满意后唐的统治，率领士兵起义，失败被杀。韩熙载怕受到株连，于是仓皇南逃，这才在吴国和南唐做了官。
据说韩熙载与五代至北宋初年名臣李谷是好朋友，在韩熙载即将南渡时，两人临行前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国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后来在书信来往时说的。后来周世宗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韩熙载本是个生活有些放荡、不拘名节的文人。当时执掌吴国实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徐知诰了解他的性格，为了压压他年轻的狂气，开始时故意只让他做个校书郎的小官。韩熙载看准了徐知诰是个明主，毫无怨言地服从任命，勤勤恳恳地做他的分内之事。接着，徐知诰又调他到滁、和、常三州去做从事，他也默默无言地服从了。
南唐正式立国后，唐烈祖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叫他到东宫去教当时还是太子的唐元宗念书。
唐烈祖特地叮嘱韩熙载说：“听说你在中原的时候就已有很大的名气，不过你的生活有些放荡，恃才傲物，不懂得世事的艰难，这是很不对的，所以才叫你到一些小地方去接触接触平民百姓，压压你的狂气。看来你是懂得我的用意的，如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使我对你放心了。现在希望你好好教太子念书，日后他一定会重用你的。”韩熙载听后，只是会意地点了点头，也不叩谢唐烈祖的提拔和谆谆嘱咐，就自顾自地到东宫去做太子的老师了。
唐元宗即位后，为了酬谢老师的教导，任命韩熙载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虞部员外郎是专管山泽苑囿的官，包括修建皇帝的陵墓等等，都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史馆修撰是专管编写国史的，掌握褒善贬恶的大权。这两项官职多少都跟朝廷上的礼仪有些关系，有权对朝廷官员的错误言行提出批评意见。韩熙载忠于职守，对不合礼仪的事情敢管敢说，甚至包括唐元宗在内，只要做了不合礼仪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进行纠正。宋齐丘及其党徒“五鬼”之流，经常干出违反礼仪的事，不断遭到韩熙载纠弹，因此都很忌恨他。唐元宗知道韩熙载的脾气，虽然有时候对韩熙载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有些不高兴，但是他知道朝廷上少不了这种懂礼仪的人，所以提升韩熙载为太常博士、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制册诏令的工作。
江文蔚，字君章，博学工文，也是从中原后唐皇朝那里逃亡到南唐来的。唐烈祖灭吴建立南唐之际，江文蔚被拜为中书舍人，诸凡朝觐、会同、祭祀、宴飨等礼仪，都由他一手制订。唐烈祖死后，嗣位的唐元宗委任江文蔚为工部员外郎判太常卿事，请他和韩熙载、萧俨等一起，负责烈祖陵基的督造和梓宫安葬事宜。他们三个人通力合作，把事情办理得妥妥帖帖，使人对他们的精明强干无不表示钦佩。功成以后，江文蔚被任为御史中丞。他为官公正廉洁，办事公道，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仗势欺压，在南唐朝廷上有着很高的威信。
且说这一日在金殿之上，宋齐丘竭力为冯延鲁、陈觉辩解，大讲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时候，韩熙载禁不住满腔怒火，出班向唐元宗进言道：“冯延鲁、陈觉身为主将，不懂得兵法上说的背水死战、哀兵必胜的道理，拒不接受裨将孟坚的劝告，竟做出主动后撤的错误决定，放任敌军登陆，给他们造成了背水死战的机会，所以才使得我大唐的军队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对于这样的败军之将，斩首已经是过轻了，应该凌迟处死才对！”
宋齐丘强辩说：“陛下！处斩大臣千万要慎重，决不能因为冯延鲁、陈觉打了一次败仗，就叫他们身首异处。那样，以后还有谁再肯带兵打仗呢？”
韩熙载驳斥说：“带兵作战，在敌我力量对比不明的情况下，打一次败仗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冯延鲁、陈觉是在敌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错误地做出主动后撤的决定，放敌军登陆，因而才遭到失败的。这种行为实在是罪大恶极，理应处以极刑！”
宋齐丘又强辩说：“战场上敌我之间的形势变幻无穷，以退为进，兵法上原是许可的。冯延鲁、陈觉在应用兵法上有所失误，这只能说他们读书泥古不化，不能够据此判他们死刑。”
两个人争来争去，道理自然都在韩熙载这边；宋齐丘只是无理强辩，他说的话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通。但是，奇怪的是唐元宗听了他们的争辩，竟犹豫起来，不再坚持当初所下的命令了，特别是他看到江文蔚上的奏章，要求把冯延鲁、陈觉、冯延巳、魏岑一并斩首时，竟改变主意，决定赦免冯延鲁和陈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韩熙载和宋齐丘展开争辩时，江文蔚没有在场，他为了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特地写了一份奏章给唐元宗。他的奏章中言词比较激烈，有些地方还刺痛了唐元宗，所以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使得唐元宗竟然决定赦免冯延鲁和陈觉。
江文蔚在奏章中说：“依臣愚见，光斩冯延鲁、陈觉二人还不足以平民愤，应当把他们的同党冯延巳和魏岑一并斩首才对。冯延鲁、陈觉丧师福州，固然是罪大恶极，应该处以极刑，而冯延巳和魏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原是一丘之貉，专权乱政，给我朝廷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平日里，军民人等对他们早已是议论纷纷，认为这四个人都是危害国家的凶贼，不杀掉他们难消心头之气，所以请陛下将此四凶一并斩首，以谢国人！”
江文蔚在奏章中又进一步分析了四凶肆虐的原因，认为这与唐元宗破格提拔他们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说：“赏罚者，历来为帝王所重。赏以进君子，不自私恩；罚以退小人，不自私怨。陛下即位以来，信任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陈觉等四人，把他们从低级官吏一下子提拔为执掌大权的重臣，却从未见过陛下如此破格地提拔过一个贤臣作为国家栋梁，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冯延巳等四凶窃居高位以后，盗用国权，引进群小，结成奸党，陷害忠良，对朝廷的危害极大。那忠心耿耿为陛下出力的大臣常梦锡，竟然无端遭到了他们的排挤。他们诱使陛下弃忠拒谏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要进一步盗用陛下的威权，以达成自己的私欲。他们甚至想让陛下退居深宫，由他们来执掌整个军国大事。这样狼子野心的奸佞之徒，只杀两个，又如何能起到儆戒的作用？必须四凶并诛，才能大快人心。”
江文蔚的奏章洋洋数千言，爱憎分明，富有感情，不仅彻底揭露了四凶的罪恶，也附带对唐元宗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自己也预料到这份奏章一递上去，可能会产生两个相反的效果。弄得好，唐元宗接受奏章中提出的意见，就会四凶并诛，为国除了大害；弄得不好，唐元宗龙颜大怒，暴跳如雷，不但四凶除不掉，自己反会因此而得祸。不过，他以国家的安危和利益为重，个人的进退安危已置之度外。因此，在上奏章之前，他已经雇好了一条小船，把年迈的母亲安置在船上，只等贬黜他的圣旨一下，他就立即解缆开船。
事情果然不出江文蔚所料，唐元宗本来对冯延鲁、陈觉丧师福州很是生气，想把他们斩首以解心头之恨。可是，经过宋齐丘强词夺理的一顿争辩，特别是从江文蔚的奏章中，由请斩四凶联系到根子在于自己用人不当，自尊心反倒被深深刺痛了。
他觉得冯延鲁、陈觉虽然矫诏出兵，丧师福州，十分可恼可恨，但是他们平日里对自己毕恭毕敬，从不敢说一句刺痛他的自尊心的话，而韩熙载、江文蔚虽说是忠心为国，可是总也不应该不给皇帝留个面子。如果真的斩了二冯和陈、魏，遂了韩、江的心愿，以后他们岂不会更进一步地挑剔皇帝的言行举止，那又如何得了！因此，他终于改变了主意，决定饶恕冯延鲁和陈觉死罪，并且下令把江文蔚贬为江州司士参军。这真是丧师辱国的奸佞死里逃生，而直言进谏的忠良却反受贬黜。
韩熙载对唐元宗出尔反尔的决定很不满意，他为了避开宋齐丘，也为了给唐元宗留点面子，又向唐元宗秘密地上忠谏，指出宋齐丘及其党徒陈觉、冯延鲁等都是祸乱的根源，请唐元宗务必疏远他们。可是，韩熙载的忠谏还是被宋齐丘及其党徒打听到了。他们恨死了韩熙载，竟编造谣言，污蔑韩熙载行为失检，常常于家中在深夜大摆筵席，喝得酩酊大醉以后与丫鬟侍女胡闹，请唐元宗把他贬为和州司马。
其实，韩熙载平生不能饮酒，喝一盅酒就会脸红心跳，十分难受，所以他在家里一向是禁酒的，说他喝醉了酒胡闹，纯属彻头彻尾的捏造。如说他生性风流，家里姬妾美人多一点，倒是事实，不过这原是封建社会里达官贵人家里常有的事，是不足为怪的。
后来，韩熙载又从和州贬所被调回朝廷。宋齐丘想尽办法来拉拢韩熙载。有一次，宋齐丘为自己预先写好了一篇墓志铭。他听说韩熙载的字写得特别好，是驰名远近的大书法家，就特地备了一份丰盛的礼物，连同墓志铭的底稿，一起送到韩熙载那里，想请韩熙载为他缮写，然后他好叫石匠刻在石碑上，在死后扬名。韩熙载接到那份墓志铭的底稿，略一浏览，连忙用楮皮纸塞住鼻孔，大声说：“快拿走！快拿走！这篇文章太臭了，臭气熏人，我实在受不了啦！”
江文蔚因为上奏章请斩四凶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以后，他那耿直敢言的行为却震惊了整个江左；他那洋洋数千言的奏章不胫而走，到处为人所传抄，竟出现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景况。后来，唐元宗自己也觉得对江文蔚的处分太不公平了，下令把他召回朝廷，授以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官职，叫他负责考选进士。江文蔚负责考选进士的工作以后，公正取士，从不营私舞弊。
有一天，唐元宗问江文蔚：“我朝和北朝（指中原的后晋皇朝）都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你看谁家做得比较好？”江文蔚回答说：“北朝名义上是公开考试，实际上是以营私舞弊为主，录取之士大都没有真才实学。我朝由我主持考试，一律以至公取才，谁也不要想请托舞弊。除了从其他途径进身的外，我敢保证考试录取的进士中没有一个庸才。”唐元宗听了，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称赞江文蔚确实是个公正廉洁之士。
可是，当时南唐朝廷上许多大官都不是科举出身，有不少是靠着走门路、托人情才走上官场的。江文蔚的话竟然刺痛了这些人。他们认为江文蔚是在讽刺挖苦他们，就竭力排挤江文蔚，攻击当时的科举制度。唐元宗竟又听信了这些人的话，把科举制度废除了。
科举一废，南唐官场上选任官吏之事失去了像江文蔚这样的人把关，官吏的任免也就没有什么正确的标准可言。正直敢言的官员越来越受到排挤，奸佞之徒则越来越多。
由于唐元宗不听韩熙载、江文蔚的忠谏，轻饶了冯延鲁、陈觉这样丧师辱国的败军之将，就使得“五鬼”等奸佞之徒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见在闽国这一边已经失败，无利可图了，就决定怂恿唐元宗西进，出兵去灭亡马氏掌权的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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