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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是三国后期最后的奇才

邓艾是三国末期最为杰出的军事家,其才能可比诸葛亮与司马懿。邓艾在战争中目光远大,见解超人,具有难得的战略头脑。作战中料敌先机,始终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在与姜维的数次交战中未尝败绩。其偷度阴平一役,堪称中国战争史上历次入川作战中最出色的一次,已作为军事史上的杰作而载入史册。

但邓艾虽善于作战,却不善自保。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中对此作了客观的评论:“邓艾矫然强壮,立功立事,然暗于防患,咎败旋至,岂远知乎诸葛恪而不能近自见,此盖古人所谓自论者也。”

一.

后三国时期,不仅仅是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魏、吴的文臣武将素质也全面下降。

乱世出英雄,后三国时期政治格局已相对稳定,京城里官场博奕的技能已经取代了疆场上文韬武略在各集团中的主导地位。

天下虽然还是三分,各集团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曹操晚年曾数下《求贤令》,试图改变集团内消极怠工、投机钻营、人浮于事的局面,也是无果而终。

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邓艾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他竟还在修炼文韬武略、在干实事。练了谁会用?做了给谁看?他自己也心中没数

二.

自幼能筹画,多谋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仰面识天文。

马到山根断,兵来石径分。

功成身被害,魂绕汉江云。

——《三国演义》

邓艾(197-264)字士载,义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公元263年他与钟会分别率军攻打蜀汉,最后他率先进入成都,使得蜀汉灭亡。后因擅自行事,遭司马昭疑忌而被收押,被卫瓘派遣的家将田续所杀害。

人物简介邓艾(197-264)

官至 太尉

家族

子女 邓忠

邓艾自幼丧父,邓艾生活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年代,生活在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兼并剧烈的中原,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不过,邓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下荆州后,曾强行将当地人民北迁,邓艾及其母亲、族人便在这时被强迁到汝南(今河南上蔡)作屯田民因年幼,邓艾最初是当放牛娃。但他从小有大志向,决心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十二岁时,又随母至颍川,读到已故太丘长陈寔碑文中的两句:“文为世范,行为士则”,欣然向慕,于是自己命名为邓范,字士则。后来,宗族中有与他名字相同者,遂改今名。

邓艾家贫,到汝南后为地主放牛度日。与众不同的是:邓艾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竟能看能写,可能他母亲是识字的,家道败落后并没有忘记教孩子读书认字。邓艾做过都尉学士,因为口吃,不能在主官身边做事,而被分配去管理稻田和牧场。有个同事的父亲可怜他家太穷,送给他很多财物,邓艾又一次与众不同:他当时没有表示感谢。与众不同的还有,他每次看到山川大泽,总是筹划军队扎营的地方。一个因口吃而上不了台盘的小穷官,竟然想带兵打仗,看到的人没有不笑话他的。

也许,邓艾是太穷、太自卑、太孤寂、太渴望出人头地了,所以才一门心思钻研这些似乎很不靠谱的事。

但他管理稻田和牧场的成效是很出色的,因此即使口吃,也还是升任郡里的农业功曹,被派到京城呈报事务,并光荣地受到太尉司马懿的亲自接见。之所以获此殊荣,可以肯定的是邓艾在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了极不平凡的成绩,成了这一行业的典型。司马懿自己也是个奇才、怪人,邓艾是那般地与众不同,司马懿征召邓艾为太尉府掾,又升为尚书郎。

邓艾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还因为当时三国中不管哪个国家,都是把农业工作放在第一位的。

粮食的严重短缺,使得在农业方面有专长的官员备受重用,相形之下,邓艾的口吃就算不得什么缺陷了。

司马懿并没有看走眼,邓艾在魏国战略储备和军粮运输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说:是邓艾解决了魏国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问题。

在巡视陈县(今河南淮阳)、项县(今河南沈丘)以东直到寿春一带时,邓艾认为“ 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于是作《济河论》来参述自已的看法:“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司马懿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正始二年(241年)起,魏国在淮南、淮北广开河道,大举屯田。北以淮水为界,自钟离以南,横石以西,至沘水源头之间的四百多里范围的土地上,五里设置一个军屯营。每营六十人,一面屯田,一面戍卫。同时,淮阳、百尺两条河渠也拓宽了,从黄河引水注入淮水和颍水,颍南、颍北修成了许多陂田。淮水流域挖掘了三百多里长的水渠,灌溉农田二万顷,从而使淮南、淮北连成一体。几年之后,从洛阳到寿春,沿途兵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一改过去的荒芜景象。从此,淮水流域的水利和军屯建设得到飞速的发展。每当东南有战事,大军便可乘船而下,直达江淮。靠近前线军资粮食有储备,又没有水害。

这些,都是邓艾的功劳。

有了这么大的功劳,邓艾一生也可以如毛玠他们那样,做个文官终老了。

但事情却是令邓艾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司马氏击败曹氏,成了曹氏集团的实际当家人。作为司马懿的心腹,邓艾出参征西军事和征西将军郭淮共拒姜维。

倒不是司马懿认为邓艾懂军事。让他掺和军事,实际上是军队对当权者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掌握在自已人手里。郭淮也是自己人,但在军队里自己人并不怕多,何况也需要培养下一代将领。

在军事上,邓艾屡挫姜维,开始崭露头脚。 但不管邓艾到哪里,组织军民开荒种地都是他必做的,老百姓和军队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所以虽然他曾一度出任武职,后仍调任汝南太守。到汝南后,他寻找当初救助自己的同事的父亲,已死了很久了,于是派人去祭奠他,送他妻子很多财物,提携他的儿子为计吏。

邓艾有自已的战争理论,他上书司马师:“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而邓艾不管到哪里任职,那里就会慢慢变得相对富庶起来。

毋丘俭造反,邓艾日夜兼程,抢先入据乐嘉城,作浮桥,准备迎接司马师的平叛大军。司马师率大军至,立即进住乐嘉城。文钦率大军来到,被击败于城下,邓艾追到丘头,文钦无处逃避,投降了吴国。吴大将军孙峻等率号称十万大军前来呼应毋丘俭,将渡江。邓艾率军迎前,相拒,赶走了吴军——这些事儿都是在司马师眼皮底下干的,邓艾的军事才能给司马师留下了非常直观的印象。

邓艾终于被任命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进封方城乡侯,主管和姜维的战争。西凉是蜀、魏交兵的主战场,姜维所到之处又常常实行刘备和诸葛亮从来没用过的“三光”(即所谓的抢光、杀光、烧光)政策,所以陇右一带受破坏非常严重。往往一次战后重建尚未完成,姜维大军又来。所以蜀虽穷,而西凉更穷。邓艾到任后,乃据险而守,拒姜维于屯田之外。这样,除了军事上屡挫姜维外,西凉的粮食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蜀益穷,而西凉倒相对富裕起来,有了向蜀汉反击的物质基础。

景元四年,诏令诸军伐蜀。司马昭全面指挥:命令邓艾率军三万牵制姜维;命令诸葛绪率军三万截击姜维,使姜维无法返回;命令钟会率十万大军直取空虚的汉中,以至巴蜀。邓艾命令天水太守王颀等正面攻击,陇西太守牵引等绕前堵截,金城太守杨颀等赶到甘松布下阵防。

姜维听说钟会已进入汉中,率军撤回。杨颀等人紧追不放,赶到强川口,双方大战,姜维败走。

绕过诸葛绪军,姜维闻汉中已失,退守剑阁。钟会攻之未能克。

这个时候,应该说,形势对魏军并不乐观。诸葛绪没能阻住姜维主力回撤,司马昭的整体作战方案已告破产。

大军攻下汉中进入蜀境,等于说远离了关中后方,粮草方面不能得到充份的补充。若是久攻不克,则只有放弃汉中,退回西凉。而姜维乘机追击,胜败未可知也。

邓艾的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直取成都的战略应该说是不得已的办法。姜维退至剑阁,主要是诸葛绪没能阻截到,但作为牵制、追击的邓艾,脸上似乎也不光彩。他的意思是,绕险道直取成都即便不能取得成都,也可迫得姜维回防成都,而钟会乘机攻克剑阁。如果姜维没有回防,则自己惟有直取成都了。

然姜维并没有回防成都。按常规定推断:邓艾深入重地而粮草跟不上,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因此姜维判断邓艾之意当是侧应剑阁。

这样的战例本来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邓艾放牛娃出身,不惧爬山逾岭,而直取成都取得成功多少带有一些侥幸的成份。但从战略上分析,邓艾涉险,而姜维首尾不能相顾,是更险的。因此,邓艾以身犯险,值,但却不是谁都是敢用的大智大勇之举。

为将者,若无行险之胆识,而只能以常规或曰逻辑行事,豚犬耳!

姜维不回防,则邓艾唯有硬着头皮向前。诸葛瞻率军在绵竹列阵相拒,邓艾命邓忠在右,司马师纂在左进攻。邓忠、司马师纂失利,退回来报告:“贼未可击。”邓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有不可之有?”欲斩邓忠和司马师纂。邓忠、师纂复战,自是抍了命的凶悍。诸葛瞻全军覆没,诸葛瞻和尚书张遵等被斩。邓艾进军至雒城,刘禅遣使请降。

在蜀汉军队主力尚存的情况下,邓艾以奇兵迫降蜀汉,缩短了三国时代的年轮。三国失其一国,实已算不上是三国了。

以如此快的速度消灭蜀汉,是出乎司马昭他们这般朝廷大人物们的意料之外的。伐蜀的主力是钟会而非邓艾,虽然钟会、邓艾、诸葛绪并没有主从关系,但钟会无疑是为主的了。邓艾西进的计划虽然上报过,但邓艾是一边汇报一边西进的,他的任务是牵制姜维而非攻打蜀汉。在京的司马昭在接到邓艾报告后的正式命令并未下达,因此,当邓艾邀请诸葛绪一同西进时,诸葛绪不敢,而带兵去和钟会会合。

钟会为了独掌兵权,上奏诸葛绪畏缩不前。诸葛绪阻截姜维,却和姜维照面都没打就让姜维溜走,破坏了整个战役计划,若非大战之中,朝廷本就要治他罪的。钟会一告,自然就准——这也是钟会的聪明之处。诸葛绪被逮捕押往京师,三万军队归入钟会帐下。钟会攻剑阁,不克,退后扎营。战争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

钟会以十三万之众不能前进,邓艾因战斗而减员的两万多人要消灭蜀汉,谁都不以为然。

因此邓艾灭蜀之后应该如何善后,朝廷并没有及时作出相应的预案。

邓艾本来就是个主意很大的人,他的偷渡阴平,本来也是自做主张。

在巨大胜利面前,更头脑有些发热。他擅自循东汉将军邓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行骠骑将军、蜀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是尉;对蜀国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

邓艾任命师纂兼领益州刺史,任命陇西太守牵弘等人兼领蜀中各郡郡守。派人在绵竹把作战中死亡的战士跟蜀兵死者一起埋葬,修筑高台作为京观,用以宣扬自己的武功。

因此受到钟会等人的诬告,被逮捕,后为监军卫瓘所杀。他身边的长子邓忠和在洛阳的儿子们也被杀,孙子和妻子被流放西城。

引用邓艾评价诸葛恪的话吧: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不克,退归。艾言景王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已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恪归,果见诛。

邓艾能预见诸葛恪的生死,为什么自己会犯同样低级的错误呢?

事实上,邓艾肯定考虑过自己擅权可能带来的后果。然邓艾谋反,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不可能。

邓艾带三万军队一路打到成都,人马应只剩两万左右,而司马师纂是司马昭的人。除了司马师纂的三分之一人马,邓艾父子的兵力便只有一万多人。而在向成都靠拢的钟会本有大军十三万,又得姜维新降的蜀军主力,总兵力当有二十万左右。

邓艾若反,那就是自己找死。

十一

当年王翦不断向秦王要田地财物,那是因为王翦手握几乎是倾国之兵。而邓艾手头没几个兵,不可能为人猜忌。正因为自己没有可能造反,绝没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所以邓艾才敢放手大干。因为既没有私心,那就只有出于公心了!有了公心为前提,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要能安定蜀中,乘势平了东吴,又有何不可呢?

因此,当邓艾灭蜀之后,便向司马昭提出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准备采取的措施:“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一心筹画安蜀、灭吴之策,他的种种建议实具远见卓识。然而他擅自承制拜官,钟会修改他和司马昭之间的通信,把邓艾的上表改成傲慢无礼。

于是司马昭让监军卫瓘告诫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邓艾的再次上言,说:“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为了国家的利益,不避嫌,不考虑个人得失,作为司马昭的心腹,邓艾对自己受司马昭宠信的程度太过自信了。

十二

从战事安排来看,钟会是当仁不让的主力。 但钟会的父亲钟繇贵为三公是曹氏几代君主一手提携的,而邓艾则是由一个穷小子而由司马氏提拨的,可以说是司马氏的家养子了。 只要自已做得对了,不怕主子会把自己咋地。 自己自作主张、偏师灭蜀不也大受封赏、贵为太尉吗? 一门心思筹划安蜀、灭吴事宜的邓艾认为自己肯定会受到司马昭的信任的。 乐毅也曾被诬告,但燕昭王对他的信任不减。还有吴国当前,司马昭也还没有兔死弓藏的时侯。 但邓艾还是错误会地估计了形势。 司马昭、钟会、卫瓘……他们都是官场好手,时代也实际到了玩儿官场手腕的时期:如果司马昭的地位不够稳固,或者他所掌控的魏国不够强大,那么,邓艾不会死。但司马昭的地位非常稳固,而魏国在消灭蜀汉后统一全国已是定局。可能给司马昭带来麻烦的实际上倒是象邓艾、钟会这种在军界威望极高或重兵在握的内部大臣。邓艾虽说手头没有几个兵,但此人功劳太大,能力又强,因灭蜀而人望过高,让司马昭有些头痛。对邓艾这种人,即使是自家奴才,也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

十三

讲到信任,亲历从曹氏那里夺取政权的司马昭不知道是否还具有这种能力。 邓艾是外臣,常在外任职,极少和司马昭一起相处。因此司马昭即便还有这种能力,也未必会相信他。 相反,钟会一直是司马昭的高参,加之钟会娘肚子里就泡在官场里,官场逢迎那是八面玲珑。 司马昭若不“信”他,也不会以重兵相授。 何况,暗算别人是钟会的专长。他非常有名的就是离间孙权的姻亲重臣全怿父子,使他们打开寿春城门向魏国投降。 赫赫有名的嵇康也是他谋害的,平庸的诸葛绪当然也算一个。 邓艾以偏师降蜀,而自己坐拥主力却只能享现成,已是把他恨得牙痒痒的。 邓艾自露破绽,钟会岂能不大做文章?

十四

然即便如此,邓艾父子被押到京城后也不一定会被处死。 首先,邓艾到京后已是罪人一个,对司马氏毫无威胁。而首告钟会因谋反已被诛杀。司马昭有一百种方法安置邓艾,而不用担负杀害功臣的恶名。 然贪得无厌的钟会兼并了邓艾的军队后谋反失败,在成都的邓艾旧部要把邓艾父子迎回成都。邓艾也有一肚子的雄略还没有发挥,竟是随部下赶往成都。 逮捕邓艾是司马昭下的命令,首告钟会虽然造反,或可证明邓艾是为别有用心的人陷害。但没有司马昭的命令而擅自放人,又是擅权。看来,邓艾的擅权是成了习惯了。 何况当初告邓艾的还有司胡烈、司马师纂等人,而逮捕邓艾父子的是卫瓘。胡烈、司马师纂、卫瓘等都是平定钟会造反的功臣,因此邓艾父子的罪状尚未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擅自回成都,意欲何为? 当时的成都在平乱之后是一片混乱,军中并没有一个够执掌三军的重量级人物。邓艾为太尉,相当于全国的三军总司令,此职务也是三公之一,可以说位极人臣了。这个级别的人一旦回成都,执掌三军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卫瓘、胡烈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卫瓘派军半路拦住邓艾父子。邓艾其实不想造反,也明白自已确实有错,于是没有作任何抵抗。而钟会已死,若不立马杀了邓艾,邓艾平反出狱是可能的,卫瓘们当然不想留下这般自己根本无力抗争的政敌,于是立马就把邓艾及其长子邓忠斩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邓艾父子被捕而出人头地的司马师纂同时被杀,显示了司马昭诛杀居功而傲的功臣们的坚强决心。 那般将领们疏忽的是:连家养子般受宠的邓艾都能被杀,他们算个啥? 如果邓艾不是有使命感他也不会急于回到成都。如果邓艾真有意要造反,以他的韬略,岂能为卫瓘鼠辈所算?

邓艾死了一年多以后,晋朝建立,改元泰始。

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

泰始三年,议郎段灼上疏要求为邓艾平反,武帝看了以后是“甚嘉其意”,然后,没有然后了。之后段灼又上书两则,一谈国事,一是为伐蜀时邓艾一路的军队请求追加封赏。结果是“前后陈事,辄见省览。然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里”。至於之后段灼上疏被皇帝欣赏并拔擢则不是本文重点了。

晋武帝当然不能为邓艾平反了,想都别想,晋朝重臣、开国元勋卫瓘的面子需要遮羞布,他爹司马昭任用卫瓘干这些事需要遮羞布,为邓艾平反那是打脸啊,不光是他这朝廷的脸,还有他爹的脸。

泰始五年,陇右地区发生羌胡大叛乱,一代豪雄秃发树机能就此而起。历任数名刺史被杀,道路断绝,整个陇右以及邻近地区简直不能为朝廷所掌握。直到到咸宁五年十二月,十来年之后,秃发树机能终於被马隆击败杀死,雍凉乱局才定。

邓艾镇守那会可不存在这种问题,邓艾的面子在羌胡中绝对很值钱。晋朝罩不住了,虽然不至於完全平反邓艾,但还是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事情。泰始九年,诏曰:“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今蒲城县有邓艾庙,有苻秦时所立邓太尉碑,碑题为 魏故太尉邓公祠碑 。现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背面文字为:

大秦苻氏建元三年,岁在丁卯,冯翊护军、建威将军、奉车都尉、城安县侯、华山郑能进,字宏道,圣世镇南参军、水衡都尉、石安令、治书侍御史、南军督都水使者,被除为护军。甘露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官。以北接玄朔,给兵三百人,军府吏属一百五十人,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卢水,白虏,支胡,粟特,苦水,杂户七千,夷类十二种。兼统夏阳治。在职六载,邈无异才,履性忠孝,事上恪勤,夙夜匪懈。以太尉邓公祠张冯翊所造,岁久颓朽,因旧修饬,故记之。…………

可见邓艾在这一地区是很有影响力的。另外,这是修缮旧有的祠堂,估计在泰始九年前后,朝廷让雍凉各地为邓艾立祠了。可惜此碑正面已经磨得什麽都没了,不然也许能了解一下晋室后来稍许补偿邓艾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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