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推行的朝贡贸易，创制于洪武时期，最兴盛的时期是永乐与宣德前期。宣德后期这一制度就日趋衰落。直至嘉靖、隆庆时，海禁开放，这种制度才被私人贸易代替。
朱元璋时期明政府不但大量赐赏贡使，又以高昂的代价收买货品。所以各国“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各国贡使，大量涌入中国，最多可达百余国。朱元璋在诏令中号召商人，以胡椒中粮，运送边仓交纳。
永乐时，郑和下西洋，招徕了许多贡使到中国进贡。“诸国仍贪厚利，来者不止”。而且贡使人数和贡品的数量都较大。如永乐九年，满刺加“嗣王拜里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又如古里的贡使团“(永乐二十一年)复偕忽鲁谟斯等国遣使千二百人入贡”。 明政府对贡使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所以赏赐非常优厚，其中包含着怀柔、意义。为了表达“天朝”的宏恩大度，往往不惜代价以贵重的物品赏赐贡使，形成了明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
明朝前期，封建贵族生活奢侈，多倾心于“异城之产”。各种珠宝、犀角、象牙、等制成品，各种香料、珍禽奇兽以及胡椒、苏木等，都为他们所酷爱。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奢侈品，恰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胃口，也即是说“朝贡贸易”给少数人带来了好处。实质上这种贸易是不等价的交换。明政府得到的这一部分物品，不知耗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
历时将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仅以这种窄狭的渠道进行海外贸易，大大阻碍了国内外商品的交流，又扼杀了国内手工业品的出口。如驰名世界的景德镇瓷器，就不能直接销售海外，仅能依靠一些走私商人，冒险远销。如成化十四年三月，浮梁县方敏兄弟三人，筹银六百两，买得青白花碗碟盆盏等项瓷器二千八百个，装船水运至广州，再换船冒险越关，好不容易到外洋与番船交换货物，换得胡椒二百一十二包，黄腊一包,乌木六条、沉香一扁箱，锡二十块，结果在回广州途中，被巡海水兵捕拿判罪，杖九十，徒二年半。
又如南京是当时国内丝织业相当发达的城市，除发达的官办丝织业外，专门从事织锦业的机户特多，名贵产品很多，象用金线和彩色丝线交织的“金缕彩妆”缎子、带有绉纹和妆花的银条纱，以及彩色妆花的花罗和云绢等。这些上品驰名国外，曾引起许多“番使”的垂涎。当时，这些“番使”大多以象牙、苏木等换取机户的各色丝织品，可惜这些私人交易，都属违禁，后被明政府禁止。由以上事实说明，明前期实行的朝贡贸易，不仅是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又大大扼杀与窒息了国内各种手工业的发展。更可以说明，明朝中期社会经济的长期萎缩不前，应与这一严禁私人下海贸易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再从15, 16世纪之交的西欧历史来看，在地理大发现后，海外市场开辟，商品需要量增加，对欧洲工业的发展，是起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刺激作用。而这时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欧恰巧相反。虽然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海禁开放，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海禁开放，允许私人出海贸易，但对这种开禁不能估价过高。一、这种局部开禁不是明政府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改变，仅仅是为了抽取商税，解决军晌与缓和一些地方的财政困难。二、这种性质的开放是具有不彻底性的。例如严禁与日本贸易。三、对商人出海贸易，不象西欧一些国家那样，以国家政权大力支持、奖励，提供航海运愉工具，甚至给予武装保护，防止海盗劫掠，帮助商人开拓海外市场，保护商人在海外的一切利益。相反，明政府对出海商人有时竟采取野蛮的打击态度，甚至没收货物和船只，更甚者还以海寇、海盗、倭寇论处，判以重刑。在这样一种缺乏正常气氛的海外贸易环境中，虽说江南地区的某些手工业行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步履维艰，却得不到应有的迅速发展。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一条畅通的海外贸易渠道，把产品销售到海外市场。
万历时期，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活跃在世界贸易领域之中，主要从中国大量购买丝织品、瓷器，转卖南美洲与日本以及欧洲等地，使我国的海外贸易处于出超的地位，大量白银流人中国，国际贸易对中国十分有利。而腐朽的明统治者，麻木不仁，不利用这样的时机，仍一意孤行，对周边许多国家仍实行朝贡贸易。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十二月，利玛窦来北京住会同馆，亲眼看见了中国皇帝赏赐给外国贡使的大量物品。他说:“这些赏赐远远超过他所收的物的价值，他们把收到的钱用来购置中国商品，然后拿到他们本国出卖，获利很大。由此可见，明初实行的这种“厚往薄来”政策，直至明朝后期。尽管当时世界贸易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殖民主义者相继来到东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先后都到达中国沿海，贩运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到南英洲、欧洲及南洋一带去卖，获得厚利，而明政府始终仍未宣布废除“朝贡贸易”政策。这样僵化的体制仍妨碍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让大明朝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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