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史中，“天京事变”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这场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先后被杀，一同丧生的共有二万人，包括以上三王的家属、翼王石达开的家属。
该场事变是太平天国运动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事变平息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封其为“电帅通军主将义王”（本意是“电帅全军主将义王”，为避“全”而改“通”字）。
石达开这年才二十五岁，却是将相之材，在武昌失守、九江告急的情况下，运筹帷幄，攻守兼施，大力起用陈玉成等将领，合理布置。西线方面，他指令太平军坚守九江以下长江水路；西南坚守江西；东线方面，坚守句容、溧水；在大别山区实施主动进攻——在石达开的正确军事思路指导下，太平军连下野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并于1857年初夏把战线推至湖北的黄梅、广济、蕲州一带，很有重夺武昌的势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京大乱之后，由于指挥有方，太平军几乎所有在江西重镇，如九江、瑞州、抚州、吉安等地，一个未失，击退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证了“膏腴”之地粮米的供应。
可惜的是，经过“天京事变”，洪秀全猜疑心加重，深恐石达开独掌大权会对己不利，便开始有意识地钳制和架空石达开，并时有加害之意。
洪秀全甚至还下令石达开不准出城，类同软禁。
石达开聪明绝顶、八面玲珑，对洪秀全的表现如何不察？但他既不愿犯上作乱，又不甘消极待毙，最终作出了离京避难的第三种选择。
1857年5月，石达开借向天京南门将士“讲道理”之机，避开洪秀全的耳目，潜出天京城。
史学界将此事定义为“石达开负气出走”，称石达开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极大地分裂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导致太平天国迅速衰败。
那么，石达开在此分裂行为中到底带走了多少人呢？
遗憾的是，时至现在，也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不过是笼统的二十万人、十余万人，或者以“大队人马”一笔带过。
实际上，石达开出走所带具体人数虽然不可考，但从相关史料来看，其实并不多。
比如，当时的清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咸丰皇帝的奏折《何桂清奏通筹江南近日剿办情形片》中有称：“（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镇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
铜井是位于南京市近郊的小镇，石达开全军一日内便完成渡江，可知追随他的军队人数不会太多。而就因为石达开人数不多，洪秀全还派蒙得恩等人追击石达开。
清安徽巡抚福济的《福济等奏金陵内讧请饬鄂赣相机防剿折》也称：“（6月9日）石逆由金陵率其党与数千，道经该州(无为)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辞意，惧洪逆过甚，惧怕脱逃。”
福济上此折时，石达开正在前往安庆途中发布文告，晓喻军民“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文告结尾，石达开仍署“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字样，表示仍在天王统辖之下。
而根据福济此折，石达开彼时所率军队已有“数千”——当是离开天京时所带的人数加上这些天来收集人数的总和。
清钦差大臣德兴阿在7月2日奏章中称，“洪逆甚为惊慌，因将城门紧闭，又以石逆尚在安庆，多方邀留，以图固结其心。”
因为石达开已有“数千”之众，洪秀全开始害怕了，害怕石达开返攻天京，因此下令紧闭天京城门，并把追击石达开的行为转换成“多方邀留”，由此可以反衬石达开初离天京时队伍之单薄，也许不过三四百之众罢了。
这年夏天，湘军乘机大举进犯江西太平军领区，攻陷瑞州，困重镇九江，临江，吉安。
9月，洪秀全在形势和舆论双重压力下，派人送“义王金牌”诚邀石达开回京主政。
石达开当然不能相信洪秀全的“诚意”——实际上，洪秀全在此前刚向李秀成实施了严厉处分，原因就是李秀成不断进言“仍重用翼王”。即其邀请石达开的“诚意”可见一斑。
石达开婉拒了洪秀全的“诚邀”，抱定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去指挥作战。
经过四个月的整军，到了10月，石达开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五至七万人的军队，这些人，都是因不忿洪秀全的所为而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将士。
清军围重镇九江、临江、吉安，要不要救呢？
很多人认为，石达开已经和洪秀全翻脸，是不可能发兵救援的了。
而从接下来石达开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表现来看，石达开的确是要脱离太平天国展翅单飞了。
石达开于10月5日率军离开了安庆，没有援救九江，而是绕道抚州，前往临江和吉安。
因为这个，人们指责石达开不顾大局，只是搞分裂、闹独立。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石达开离开安庆时所带领的军队有多少人。
应该说，石达开离开安庆时的军队有多少人呢？并没有太多，大概五六万人左右。
原本，陈玉成带领的军队属石达开部署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驻守句容一带的军队也都是石达开的部队，但石达开并没有就近带走。
《李忠武遗书》记载，东梁山一带也都是石达开的部下，他们前来追随石达开时，石达开“劝令皆散去”。
即石达开把一些自愿前来追随他的队伍劝返了原驻地。
象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以及梁立泰，陈坤书等等，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石达开也没有招呼他们同行，随行的只是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个当时尚没什么名气的偏将。
可见，石达开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顾全天京防务。
则李秀成在天京失陷后被俘，为推卸责任，在《李秀成自述》中说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都带走，是完全不符合实情的。
石达开的确没有前往援救九江，而是绕道抚州，向临江、吉安而去。
赵三军在《石达开出走意在扭转天京战场危局辨》一文中分析，石达开是考虑到九江重兵云集，清军长濠坚垒，以逸待劳，一旦将有限的人马投入九江城下，极可能与对方陷入混战之中而无法自拔，因此“从丰城、新淦等地插入瑞州与临江、临江与袁州之间，首先收复这里的失地。这个计划若能实现，不仅可解临江之围，夺回失守的袁州、瑞州，而且将会一举夺得江西战场的主动权：南下即可唾手而解吉安之围，东进威胁南昌，北上则兵临九江。这样就可与皖北陈玉成部对湖北成夹击之势，进而西征武汉，太平天国又将恢复到石达开主持西征时的全盛时期。这是一个既可救陈玉成，又可救江西战局，还能从根本上救天京的三全其美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要比先救镇江或九江，将敌人吸引到天京城下硬拼，确实棋高一筹。”
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吉水遇到了清军的强攻，战斗打得很苦，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援救临江、吉安的计划，转入浙江，后来又转入福建。
关于石达开入浙、入闽，苏双碧在《石达开评传》中说：“这是一条最不可取的路线，进入浙江、福建都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是石达开消极行动，缺乏信心的表现……石达开进军浙、闽，客观上确实减轻了清军对天京的压力，但这并不是石达开有意这样做的，只是由于石达开入浙，清军大动了干戈，才在客观上减轻了天京的压力。”
其实，石达开进军浙、闽，以求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恰恰是石达开谋定而后动的刻意所为。
代替托明阿任钦差大臣的德兴阿在给咸丰帝奏章中曾提到：“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可见，石达开是在安庆行使了自己“电帅通军主将”的权力，调动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人全部回护卫天京，自己则赴援江西，并攻略浙江，以减轻天京压力，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内外线协同作战，共解天京之围。而他这一意见提交洪秀全后，得到洪秀全的首肯，只不过，洪秀全的回件，在批复途中被德兴阿截取了而已。
《东华录》咸丰卷所载福兴奏片也奏称，据俘获之太平军人所供，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达开乃统全军分为六起，号称十余万，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
可见，一味指责石达开不顾全大局，一心搞分裂、闹独立，故意拆洪秀全的台，那是没有根据的。说石达开目光短浅，远离太平天国辖区，一心要当“流寇”，更是错上加错。
老实说，“分金陵之势”也并非石达开攻浙战略的唯一目标，石达开本身也有在浙江建立长期根据地的打算，其在衢州城下持续四个月的攻坚这便说明了这个事实。
石达开的战略计划中，攻浙既可以吸引清军兵力，减轻天京战场的压力，也可以开辟东线战场，建立浙闽根据地，从而达到扩大太平天国版图，使苏、皖、鄂、赣、浙、闽六省太平军声气相通的目的。
石达开内心中想得更多的，是自己必须让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据地，避免因为“地盘”争端造成内部矛盾激化，而在临近的浙闽地区建立长期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与天京势成犄角。
1858年4月15日，石达开攻克浙江江山县，进围衢州，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攻克十二个府县，势力覆盖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
基本在一时间，跟随石达开作战的杨辅清率部挥师福建；两地太平军声气相通互为应援。
如果按这个形势发展，石达开的战略计划将得到全面实施。
可是，石达开入浙之前留余子安镇守的江西抚州、建昌的失守，后方丧失，不得不放弃了图浙计划，向福建撤军。
而在福建的杨辅清接受了洪秀全的收买，在石达开入闽前先一步撤走，终使石达开“东进浙闽”战略前功尽弃。
对洪秀全而言，石达开即使远离了天京，把龙盘虎踞的天京城和经营多年的安庆都让出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担心石达开在浙闽站稳脚跟后会对自己形成威胁，最终逼得石达开远走高飞，成为了一支孤军、一支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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