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案子发生在北京的和平街，时间在一个冬天的上午，是一个煤气罐燃爆的案子。大约是将近午饭的时候接到报案，办案的探长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刑警叫童学荣。
发生煤气罐爆炸，街道和派出所本来是当作事故处理的，却在现场发现家中女主人也死了，于是报了刑警队。老童到现场勘查以后，很快作出结论——很可能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涉嫌谋杀。
尽管发生了燃爆，但迅速被邻居扑灭，女主人的尸体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坏，老童从尸体的胸部发现了一处刀伤，而且确定是生前伤。由此怀疑死者是被人谋杀后凶手又试图焚尸。
考察现场，老童提出了此案的逻辑解释——案犯可能是将受害人杀死后，点燃煤气灶（灶上还坐了一壶水），然后在输送煤气的胶皮管上扎了孔，让煤气散逸，达到一定浓度时被灶头的明火引发燃爆。作案人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破坏现场和尸体，以增加破案难度。
经过调查，死者的丈夫具有重大嫌疑——死者已经怀孕数月，而她丈夫曾跟人说过，怀疑孩子不是他自己的。最后一个离开死者的也是她丈夫，他在大约十点钟离家去买东西。为了进一步侦破案件，警方依律收审了那个丈夫。在审查中，此人神态惊惶，虽然始终不承认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心中有鬼显而易见。
这时，小罗和他的师父对死者进行了解剖。虽然发生了燃爆，但因为谋杀者把死者的尸体放置稍远，基本没能达到毁尸灭迹的目的。解剖的结果，证实了老童的判断——死者的气管中没有碳粒，证明的确是被谋杀的。
但是，也有不利于侦破的发现——排除燃爆的影响，两名法医共同认定，死者应该是在十点三十分左右死亡的，前后误差不超过十分钟。这个结论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结合了死者尸体上尸斑、尸僵的形成情况以及尸温——这种尸体温度的测量是使用肛温计的，测试死者体内温度，而不受体表温度影响。尸斑、尸僵的形成，尸温的下降都有规律，各项情况基本吻合，确定了死亡时间。
既然如此，便说明杀人者并非那个丈夫——十点三十分的时候，他正在市场里买钉子呢，有人证明。
法医坚持科学的结论，而刑警坚持调查结果，各抒己见，谁也不服谁，双方吵了个不亦乐乎。案件惊动了当时负责侦破的处长老鹰。听取汇报之后，结合自己的经验，老鹰也倾向刑警的结论。
但刑侦工作中法医的结论是硬指标，如果人家给否了，那所有结论都会推翻，没法子。老鹰当时的反应是当时屋里温度高，可能影响尸斑、尸僵的形成，问小罗师徒被害人死亡时间的上下浮动是不是准确。小罗的师父表示，也许那两个指标会受到影响，但尸温变化已经考虑过了外界温度影响，上下浮动十分钟是标准，二十分钟就是极限了。
正在这时，又有侦查员得到一个新的情况——那个嫌疑人丈夫骑车出院门的时候和看门的大爷打了个招呼，大爷记得时间是九点五十。
人刚死不到半天，法医对死亡时间的判断偏差出四十分钟，这是太侮辱法医的专业水平了。
一时大伙儿都熄火了。
“不是她丈夫干的？”我问。
“就是他干的。”小罗说。
“那这个死亡时间……”
“我们当时疏忽了，这个女的比较特殊啊。”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
和平街燃爆谋杀案曾经让法医和刑警们困扰许久。大家都在一起合作很久了，对于法医的鉴定结果比较确信。既然那个丈夫九点五十出门，他就不可能十点半在家中杀人啊。如果科学说我们错了，那肯定是我们错了。
可是，那个丈夫的破绽甚多，不仅仅是可疑二字。例如，他出门穿的衣服和回来时穿的不一样，问起来说是因为淋雨了，放在一个朋友那里，但问他放在哪个朋友那里，又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这几乎可以断定是杀人后衣服上沾染了血迹，所以不敢再穿。或弃或焚，都有先例。
于是刑警们开始研究另一种可能。有个叫刘亚宁的侦查员提出，那个丈夫是故意在看门大爷面前留下不在场证据的，然后埋伏在附近，直到十点十分左右溜回家中杀人——根据死亡时间的鉴定，不可能再早了。这个观点老鹰也觉得有可能。然而，刘亚宁亲自骑车反复测试，从他家到这个丈夫十点半买钉子的商店，骑飞车也得二十七分钟，杀完人赶紧出发去商店他也不可能这么快。
谜底是——死者是一名孕妇。
孕妇在怀孕前期会出现体温升高的问题，同时这名受害者还有一些慢性病，延长了其体温升高的时间段，结果造成法医的误判。死者真正的遇害时间是九点三十分左右，法医的判断向后延展了一个小时。
因为当时法医工作刚刚恢复，很多今天被认为是常识性的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
在侦破进行中，小罗的师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修正，并附录了国外同类案件的数字资料，对自己最初的错误判断作了检查。
这个案子，后来成为公安系统注意细节的教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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