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三国时代，握手汉朝血统“王牌”的蜀汉最终于被曹魏灭亡。仅仅两年之后，曹魏的国运也走向终点：已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炎逼迫曹魏元帝曹奂禅位，通过与曹丕代汉相似的程序继受了曹魏的天命，建立了西晋。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曹奂所书的禅位诏书，又与刘协的禅位诏书如出一辙，天命之轮回，在汉魏晋三朝的易代故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十余年后，西晋灭孙吴，天下重归一统。司马炎沿袭了曹丕代汉的手段，然而其一统天下的功业却是曹魏历代君主所不能实现了，这为西晋的天命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来源。西晋的朝廷架构因承于曹魏，所以其天命的来源也只能出于曹魏而非蜀汉，更不可能是东吴；曹魏正土德，土生金，故西晋的德运乃为金德。
自王莽以权臣身份“假禅让为攘夺”之后，司马炎已经是第三个依靠相同方式取得帝位的开国君主。这一方式形式上合法，但得国不正，司马炎需要在文治武功上为其天命的正统性加脚注。只是没想到，西晋的天命仅仅传了四代，就在内忧外患中覆灭了。当时塞外的游牧民族势力大盛，每每横扫河洛之间，晋室宗亲司马睿南渡，依仗着长江天险在南方的半壁江山里重新建立了晋朝，史称东晋。晋室南渡后，中原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尽数沦丧，步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番五胡十六国与南方的半壁江山相对，中国历史遂进入南北朝时代。
司马睿身为晋室宗亲，由其继承西晋的天命，似乎并不不妥。然而从功业角度来看，东晋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个偏安政权，司马睿缺乏恢复中原的能力，也就缺乏天命所需的功业，司马睿只能依据“血统即正统”的理论。这一继受关系本也没有大的问题，然而东晋立国实在与蜀汉的国运太过接近，这就给司马睿的天命理论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晋朝到底是继曹魏的天命，还是承汉朝，或者说蜀汉的天命？
晋朝开国君主司马炎受禅于曹奂，其天命自然源于曹魏。但如果承认三国时代的正统在曹魏，那以血统立国的蜀汉便成了僭闰——蜀汉的天命理论最薄弱处便是偏安于益州而不能得中原，如今东晋同样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权，其境遇与蜀汉如出一辙。如果否认蜀汉的天命，那东晋的天命也将缺乏正统性；如果肯定蜀汉的天命，那整个晋朝的天命都将失去合法性来源。
越是缺乏功业的君主，便越在意其天命理论。刘邦提三尽剑平定天下，自有人会发出“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的呼声，而司马睿显然没有这样的政治资本与自信。那么，如何解释东晋乃至于晋朝天命正统来源的问题呢？《汉晋春秋》的作者，同时也是东晋大文学家、政治家习凿齿，开创性地提出了“晋承汉统”理论，近乎完美地解决了司马氏的两难。
习凿齿以蜀汉君主为汉室宗亲，自然当为正统；而曹魏代汉名为受禅实为篡逆，其天命得来不正。其次，曹魏虽强于蜀汉，但也不过是“列数州之人，威行境内”，并没有司马炎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所以也没有以功业取得天命的政治资本。通过这两个前提，习凿齿重塑了天命继受的正统性依据：首先得国要正，纵然没有血统，也决不能以篡逆的方式强夺；其次要有统一天下的功业。相比之下，晋朝的先祖为汉室“忠臣”，其屈身于曹魏实为权宜之计，而司马炎又的确实现了天下一统，其功业远在曹魏之上，得天命也是理所当然。
这样一来，晋朝的天命便越过了曹魏直接取之于汉朝。蜀汉为正统的观点，为东晋继承西晋打下了理论基础；曹魏为篡逆，又扼制扼制了东晋权臣希望同样通过禅代之法继受东晋天命的动机——当然，也只能是在理论上扼制。为什么习凿齿如此煞费苦心令两晋越曹魏而继汉呢？因为东晋立国不稳，觊觎朝权、意图取东晋而代之的权臣实在太多，而东晋皇帝对自己天命的正统又缺乏自信。《世说新语·尤悔》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可见一斑：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弑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这里的“帝”是指东晋明帝司马绍，也即是东晋是第二代皇帝。司马绍问王导司马氏如何得天下，王导便将司马氏先辈杀戮曹魏皇帝等故事陈述一遍。司马绍听后极为羞愧，叹到若是如此，东晋的国祚以如何能长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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