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5年，齐桓公战胜公子纠，顺利地坐上了齐国君位。在国君之位稳定后，在鲍叔牙的建议下，齐桓公重用管仲，开始了齐国改革的进程。后人对于管仲改革评价甚高，通常都认为这是齐国走向强大的基础，意义无比重大。
管仲改革，因为后世稷下学宫出现的一部著作《管子》而闻名天下。《管子》是一部融合了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多领域综合性著作，虽然晦涩难懂，但却被后人视为奇书。其中文章，大多托管仲之名而成，可实际上却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也就是说，《管子》中所提到管仲之事，未必就真是管仲所为。
且不论《管子》内容的真与假，细细探查其中所牵涉到的改革举措，就可发现其实大多不过是在旧制度上的微创新。
管仲回国后，所推行的第一项改革制度，就是“三国五鄙”改革。与西周乡遂制度对比，可发现“三国五鄙”改革其实就脱胎于乡遂制度。
管仲把齐国按地理位置划分出“三国”和“五鄙”。其中，“国”相当于“乡”，即齐国“乡人”或者说是“国人”的聚居地；“鄙”，相当于“遂”，即齐国“遂人”或者说是“野人”的聚居地。但对比乡遂制度，管仲的三国五鄙制度有两处显著性的“微创新”。
其一，西周乡遂制度下，“乡人”要服兵役，但同时也需务农，所谓“三时务农，一时习武”。管仲改革成“三国五鄙”制后，将民众按职业划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士、工、商三大职业，都居住在“国”内，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匠、商人、士人虽然每年都需有三天时间的义务干农活，但是基本已脱离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工匠、职业商人、职业士兵。
乡遂制度下，西周军队中的士兵都是半职业化，士兵军事化素养不高。所以西周中后期时，周王室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如《禹鼎》铭文就记载了周厉王曾派“西六师”与“东八师”去讨伐鄂国，结果久战不克，不得不让诸侯武公派兵支援，才得以攻破鄂国，生擒鄂侯驭方。可见非职业化军队，已无法适应周时军事发展的需要。
管仲看出了乡遂制度下的这一弊端，才果断地将士人们从繁重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职业化军事道路，无疑大大提高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这也就是管仲所说的“作内政而寄军令”。
其二，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分业定居，士人居住在环境清洁之地，农民居住在田野，工匠居住在官府作坊，商人居住在街市。四类职业的人彼此聚居，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本行业的事务；长辈所教导的，都是本行业的各项技能。所以，他们的教育不必严格督促就能完成，职业技能不需费很大功夫就能学好。这样，“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因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剧烈动荡，各阶层人员流动性巨大。人员流动性大，因为工商业相对农业更容易致富，使得士人和农民都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这两大行业所吸收。造成的结果，就是士人不愿从军，农民不愿务农，这当然就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冲击。像管仲本人，曾经就为了谋生而当了小商贩，到了战场上却多次当逃兵。为解决这一难题，管仲才推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改革，以促进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
管仲接下来所做的变革，是针对齐国土地制度的变革。
周王国土地制度，旧时普遍所采用的是藉田制：公田作为“税收”，由农民义务耕作；私田作为农民耕作公田的酬劳，属于农民的份地。但旧有藉田制的公社特性，使得西周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低下，到西周晚期就难以为继了。管仲注意到了藉田制的弊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管子·乘马》）藉田制下，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所以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效能也无法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百姓就懒懒散散；不教之农事，百姓就干脆不干活。农民不愿耕作公田，“公田不治”的现象就普遍可见了。不单是周王畿内公田难以为继，连齐国也出现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公田严重荒废现象。
所以，周宣王上台后，废除了“藉田制”（不藉于千亩），将“国有”土地全面私有化了。但是，周宣王将土地私有化的对象是地主阶层，而不是普通农户。因而，周宣王的改革，最后导致了周王畿内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在上层，由于地主经营能力有高有低，造成传统分封地主经济实力大大下降，政治地位随之大大降低，对周王室的疏离感日益严重；在底层，农民被地主严重压榨之下，生活困苦不堪，纷纷逃离周王室，造成周王畿内人口大幅减少。最终，周宣王改革在众叛亲离中宣告失败，不但造成了他晚年周王室外战多败，更造成了周幽王时期西周的灭亡。
有鉴于此，管仲在改革土地制度，就非常注意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所以，管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办法。“相地”，就是评估测定土地等级，区分其肥瘠优劣，以便于土地公平分配；“衰征”，就是根据不同的土地等级来征收高低不同的税赋，实质上就把将藉田制下的“劳役租”改革成为“实物租”。把土地使用权完全下放给农民，同时根据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征收不同程度的税赋，并且定期重新轮换土地，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自然也大大提升。（参考《齐国史话》王连生著）
仅仅是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还不足以让齐国走向强大。管仲在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一项新经济制度：“官山海”。
所谓“官山海”，就是将山海川泽等自然资源国有化，由国家主导经营开发。“官山海”改革的源头，显然就是周厉王时期的“专利”改革。周厉王以前，天下山林川泽一直向平民开放，允许人们进山樵采，下水捕捞。周厉王时期由于王室的衰落，不得不重用荣夷公，进行“专利”改革，将所有土地山川资源收归国有，由王室垄断经营，以获得垄断利润。“专利”改革之后，周王室实力大大增强，一度在西北反攻犬戎、东南慑服楚国、剿灭鄂国、征讨东夷与淮夷，一举而扭转了西周中期以后周王室的颓势，出现了复兴的苗头。但是，周厉王“专利”改革严重侵犯了天下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最终既得利益阶层的联手反攻，怂恿发起了“国人暴动”，让周王室复兴的苗头毁于一旦！
“专利”是能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但是如果像周厉王一样“专利”，必然也会引起天下人的剧烈反弹。为此，管仲在推行“官山海”政策时，也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变化。
首先，在推行山林川泽资源国有化的同时，允许民众开采、渔猎，但是需要像国家交纳一定的税。这样既能方便民众，也能增加国家的收入，可谓是“双赢”。
其次，管仲的另一项改革更为有名——就是著名的盐铁官营。把盐和铁两样生活必需品纳入国家垄断经营的名录，不但销量大，获利也极为丰厚，而且民众还无法逃避。有了垄断经营地位，政府就可以在大幅度内自由调节商品价格，从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政府虽然无征税之名，却享征税之实。所以，“官山海”很快就成为齐国的经济支柱性政策了。（参考《齐文化发展史》宣兆琦 著）
管仲的“官山海”思想，从秦汉一直延续到今天，除“官营”商品有所不同外，历朝历代都有采用，影响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成为中央集权增强自身实力的不二法门。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改革外，管仲还对齐国的人才选拔机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在“三国五鄙”制度的基础上，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起了“三选”制度：一是乡选，即各乡乡长、各属大夫将本乡、本属内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上报给国君；二是官选，即把各乡、属选报出来的人才分配到各官署实习做事，实习期满后，由官署长官选择其中的佼佼者，推荐给国君；三是君选，即国君亲自面试选拔人才，其中的优秀者可被任命为上卿的副手。齐国的“三选”制度，在宗法制普遍制约着周王国人才选拔体系的前提下，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管仲的另一项制度微创新，就是“轻过而移诸甲兵”。所谓“轻过而移诸甲兵”，就是轻罚罪过，允许罪人用铠甲和兵器来赎罪：死刑犯，可以用犀甲、车戟一副赎罪；其它轻罪用饰有绣纹盾牌、车戟一副赎罪；够不上处五刑的小罪，以数量不等的金钱赎罪；赦免够不上交处罚金的罪人。在实施了这一项制度后，齐国的铠甲兵器很快就充足了。
管仲改革，牵涉到齐国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等等方方面面，但基本都是在前人旧有制度上的微创新，仅有“官山海”思想被后人借用了近三千年。这些改革措施，为齐国称霸江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从效果上而言，管仲改革却明显被后人高估了：如果管仲改革真那么神奇，那为何姜齐自齐桓公后再也没能称霸江湖？
齐桓公之后齐国的衰落，恰恰就在于管仲改革本身固有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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