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历史人物的正邪忠奸之分，在他们死后，从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即可看出。然而这句话只能说适用于大部分历史人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有一些历史人物，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导致千百年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可谓是忠奸善恶一言难尽。比如三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个武将，至今难有定论。
崇祯二年，明朝的主人崇祯皇帝，还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伙，而日后名扬天下的闯王李自成，还只是明朝甘州总兵手下的一个小卒。日后摧毁明朝的西北农民起义，此时还是若隐若现的星星之火，并未引起崇祯的关注。崇祯皇帝的目光，时刻紧盯着东北方向的辽东。因为那里有让他寝食难安的心腹大患，新兴的后金、也就是日后的清朝已经迅速崛起，成为明朝的最大威胁。
好在明朝当时还不乏人才。蓟辽督师袁崇焕坐镇关外，他曾经在天启年间数次挫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攻势，使得一度面临全线崩溃的辽东形势有所好转，让明清之间的战局渐趋稳定，使得焦虑不安中的崇祯得到一丝欣慰。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当年六月，蓟辽督师袁崇焕的一封奏折在朝廷上下激起轩然大波。
《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记载，袁崇焕于六月初五在双岛接见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当面揭露他的种种不法行为，如贪墨饷银、通敌叛变、不听号令等共“十二项大罪”后，亮出尚方宝剑，当场斩杀毛文龙。崇祯皇帝知道这个消息后，大为惊愕，但当时正在倚重袁崇焕之际，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以崇焕故，特如其请”，表示默许。
孰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文龙被杀一事在朝野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支持袁崇焕的大臣认为毛文龙早就该杀，而支持毛文龙的人则认为袁崇焕冤杀好人。毛文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何会引起如此之大的争议？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毛文龙原是浙江杭州府人，胆气粗豪不喜读书，早年家道中落，万历年间出关投亲，被人推荐到明朝大将李成梁帐下，成为明朝一个普通将校。天启初年，在明朝连连丧师失地的颓势下，毛文龙带领二百名勇士深入后金腹地，奇袭镇江，并且从此在后金的大后方建立起一个明朝的军备基地皮岛。数年之年，毛文龙招抚流民，扩充军备，成为拥兵数万的一方军阀，严重威胁后金的统治核心地区。皮岛位于鸭绿江入海口处，清军不习水战，毛文龙又擅长游击战，后金军几次出兵想剿灭他，始终未能如愿。毛文龙还时不时出兵袭扰后金腹地，使得皇太极吃尽苦头。
从整体大局上来看，毛文龙在后金的大后方建立了一个明朝的战略支点，开辟了进攻后金的第二战线，有力牵制了后金，使得皇太极时时心存忌惮，“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不敢再肆意大举南下，给明朝辽东战场减轻了很大压力，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毛文龙功不可没。在当时明朝将士普遍畏敌如虎、一触即溃的败局中，毛文龙胆识和能力独树一帜，其英雄气概一度为朝野瞩目。
然而，另一方面，皮岛长期孤悬海外，所谓山高皇帝远，毛文龙逐渐滋生了称霸一方的军阀思想。他把自己控制的皮岛当成一张王牌要挟明朝，从中大肆中饱私囊。《东江塘报》记载，毛文龙虚报战果，甚至敢撒出“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的弥天大谎。以明朝末年明军的战斗力，这几乎是神话。他不断漫天开价，要粮要饷。《崇祯实录》记载，毛文龙肆无忌惮地声称皮岛有二十万兵力，要求朝廷按二十万人开饷。而当时明朝整个辽东前线的兵力都没有二十万，毛文龙一岛之地却敢说屯兵二十万。“兵科给事中王梦尹、翰林院编修姜曰广诣岛阅视”，毛文龙百般作假掩饰，改口称有十万兵力。朝廷第二次派人来，才查明一共才“二万八千人”，毛文龙几乎夸大十倍，可见其贪婪程度。
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毛文龙还首鼠两端，一直与皇太极暗中勾结，书信往来，讨价还价商谈叛降事宜。《满文老档》、《清实录》等史料都记载了毛文龙给皇太极的六封书信，有些书信原件至今犹存。信中非常露骨地声称“我与汗王共议国家大事，不知汗王肯信我否？”“如若听信我说，可令人来暗暗商议”，“不佞暗喜，以为我两家事必成矣。”还向皇太极赠送丰厚礼品以表诚意，“再恳谨之慎之，勿致半途而废”。通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
也有人认为，毛文龙之所以与皇太极频繁互动，并非真心投降，而是虚与委蛇，纯属是为了缓解皇太极给他的军事压力，故意使出的一种生存自保手段。毕竟他到死也没有投降皇太极。但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文龙想投降皇太极只是时间问题，只因被袁崇焕及时斩杀，才使得他的投降进程未能完成。毛文龙死后不久，他手下旧将接二连三投降皇太极，当了汉奸，如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都被清朝封王封侯，皮岛将士对于叛明降清普遍有一种默契和认同，就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正因为毛文龙一生作为的复杂性，使得他成为一个很难下定论的人物。他被杀当时，朝廷就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他罪不容诛，如内阁学士钱龙锡。一派竭力为他喊冤叫屈，如明朝大臣徐尔一，甘愿“以全家四十余口担保毛文龙”，认为他并无贪墨军饷、通敌叛国之罪。他认为，毛文龙敢于不顾自身安危，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中，深入后金腹地，“苦心戮力，自营自办”，历尽艰辛，从两百人发展到数万大军，是大大的忠臣。他还列出详细数据，证实毛文龙并未贪墨，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七年，五六年之间朝廷一共只拨给毛文龙“共银一百五十万有奇，米豆杂粮共九十余万石”，并不算多，而宁锦前线的明军一年就要“用银三百万，米豆一百卅万石”，十倍于毛文龙，不仅毫无功绩，还时常因缺粮缺项“鼓噪”。
《明季北略》甚至把袁崇焕杀毛文龙斥责为如同秦桧杀岳飞一样的恶行，《国榷》认为袁崇焕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杀毛文龙。但袁崇焕本人的忠心和才能已得到公认，他在给密友的一封书信中也吐露了杀毛文龙的心声。《胜国忠节明贤手札》记载，袁崇焕认为，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号令，“雄行海外，莫可谁何，其人其事不属朝廷久矣”，藐视朝廷将令，完全成为土皇帝，根本起不到牵制清军的作用，“贪逆欺妄之状，罄竹难书”，更为危险的是他随时可能降清，“不就此时诛之，后必有变，留之必为后患”。果断出手杀掉了毛文龙。
时至三百多年后的今日，毛文龙到底是英雄还是汉奸的争论，仍然非常激烈，难有定论。小编以为，毛文龙是明朝末年典型的一个将骄兵惰的军阀，拥兵自重唯利是图，驾驭好了能为朝廷出一把力，问题是他们往往很难驾驭。为朝廷建功立业他们漠不关心，处心积虑扩充保存实力、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被他们放在第一位。如果天下有变，他们会毫不犹豫第一批投敌。明朝末年这样的军阀太多太多。除掉他并不可惜。
袁崇焕与毛文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袁的忠诚和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若非说袁崇焕有什么不对之处，只能说他动手太早，把毛文龙扼杀在谋逆的萌芽阶段，让毛文龙从英雄到汉奸的蜕变过程戛然而止，结果才会出现如此之大的争议。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有名的《放言》诗：“周公握发吐哺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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