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音乐传统，早在西周早期就有了成文的礼乐系统，并为实现这套体系而量身定制了我国封建王朝中最先的音乐机构。而在商代之后的西周时期，则代设置了官职大司乐和乐师等，都体现了其对于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囊括了当时的音乐教育和表演等业务。在著名史料《周礼》中还专门记载了其职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哪怕是“礼崩乐坏”的西周春秋时期，孔子主张的君子“六艺”中也有乐，且排名仅次于礼，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音乐机构及其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自秦完成对中国核心区域的统一建立乐府以后，西汉君主刘彻在独尊儒术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乐教，扩建了原有的乐府。在反映西汉历史的著名文献《汉书》中就有对于其职能的描述“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初步规定了其主要的音乐工作范围：首先是采集民间音乐并改编；其次则是从当时统治疆域内搜集相关人才以供表演；最后则是为西汉王室创作祭祀等专用雅乐。在这个历史时期，著名外交家音乐家李延年，被封为乐府督尉，随后出访西域诸国，在归来后根据西域当时流行的《摩柯兜勒》进行了加工创作，最后形成了用于乐府仪仗之乐的新声二十八解。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乐府是集采集、探究、整理、培育、创作、演出为一体的，不仅对汉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对汉民族以及当时不少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并为后来琵琶的引进以及琵琶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一个大分裂时期，其音乐机构的发展也呈现出超越之前朝代的多样性，据文献记载主要的音乐机构有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等。太乐署主管大予乐，即郊、庙所用的雅乐；鼓吹署主管鼓吹乐，参与一部分宫廷礼仪活动；清商署是清商乐的管理机构，此时的音乐机构的功能主要强调社会性和表演性。而在音乐的应用领域上，清商署属于俗乐范畴，分两种，一种是流传下来的清商三调和相和曲等，另一种则是东晋南朝以来发展起来的吴声和西曲。
据文献所载，这些乐曲中所用的乐器都包括琵琶、笛、笙、琴、瑟、筝等。可见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是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可以说是古代封建国家音乐管理的唯一机构。任何乐器或者音乐形式的发展必须是在稳定制度化保障下实现的，而官办音乐机构对于我们的琵琶音乐及其他音乐形式的促进也是不可忽视的。到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了专门职能的音乐机构，能够完善地管理各个音乐种类，这些都为后来隋代的音乐文化尤其是琵琶音乐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比较有意义的制度参考。
音乐作为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重视音乐，并且设立官办音乐机构，培养数量庞大的乐工为其服务。隋朝音乐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为了更佳管理音乐方面的事务，隋朝沿用汉、魏旧制，设立太常寺为音乐管理机构。西周时设有宗伯，为春官，掌邦礼。秦称“奉常”，汉初因希望国家盛大常存，改称“太常”。汉惠帝时复称奉常，汉景帝时又改称“太常”。东汉仍称“太常”，建安时期改称“奉常”，至曹魏时复称“太常”，两晋南朝因之。北魏置太常上卿，兼置少卿。北齐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北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统掌邦礼。隋沿用北齐之制，于太常寺置卿、少卿和丞各一人，至隋炀帝时加置少卿二人。隋朝的太常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是隋王朝礼、乐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
中国古代向来都有设置音乐机构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音乐机构设置主要是太乐署、鼓吹署、清商署主管大予乐，即郊外、寺庙所用的雅乐；鼓吹署主管鼓吹乐，参与一部分宫廷礼仪活动；清商署是清商乐的管理机构，始于曹操的铜雀台。音乐机构设置目的社会需要和表演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时代已经逐步形成了各司其职掌管不同的音乐传统的音乐机构。隋唐宫廷音乐教机构设置，太常寺是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太常寺的实际管辖范围较宽，在《隋书·百官志》记载，隋初宫廷所立太常寺在管理职能上，分层设置有郊外、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与礼仪宴享音乐活动直接相关的音乐机构是太乐、清商、鼓吹。
太乐署有乐师员 8 人，清商署有乐师员 2 人，鼓吹署有哄师员 2 人，这些人员都是被看作管理和实施教育的专职人员。至隋炀帝时，对宫廷机构进行改革，太寺常罢去太祝、衣冠、清商署，仍存 8 署，改“乐师”为“乐正”。隋代立国仅 38 年，宫廷音乐机构编制曾有一次较大的变动。其中不是从事“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的乐人，“皆罢遣从民”。此次改革使得宫廷娱乐音乐活动减少。隋朝音乐机构为了培养乐人，通过这样的教育方式，隋朝的乐人数量猛增。可以说正是隋代的官办音乐机构正规化带来了琵琶等一系列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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