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尔哈朗擒杀了何腾蛟，拭干净刀口上的血，发现明军已不战自溃，也就不再客气，分兵追杀。
宝庆、黔阳、沅州（今芷江）、靖州、衡州、全州、道州等地又纷纷重落清军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袭击陈友龙部得手的郝永忠还沉迷于内战之中不能自拔，他本着除敌务绝的态度，到处追击陈友龙的残部，在黎平府东南的中潮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激战，终于成功地猎杀了陈友龙。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得意，清军已经杀到。
这样，猝不及防的郝永忠部阵脚大乱，兵众大溃。
郝永忠只好狼狈不堪地退往广西庆远（宜山）。
黎平府随即被清军占领。
济尔哈朗又亲率主力进讨由堵胤锡、李赤心率领的忠贞营。
忠贞营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解去长沙之围，移营东进，驻军于湖南郴州地区。
这儿，已远离忠贞营的夔东基地，湖南饱经战火，地方残破，难于就粮，而扼据攸县、茶陵一带的其他明杂牌军队又惟恐忠贞营过境将危及自己的地盘，以武力阻止忠贞营通过。
又因为南昌已于正月失守，援赣的任务已经不存在，忠贞营数十万人处于饥寒交迫、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
济尔哈朗大军进击，忠贞营力战不敌，只好向南撤退。
忠贞营一退，偌大湖南，再无一支象样的明朝军队。且广西的门户全州又在清军之手，永历朝廷再次面临倾覆的危险。
所幸，北方山西姜瓖据大同而与清廷叫板，清廷京师兵力空虚，多尔衮于顺治六年八月间下令济尔哈朗“班师还京”。永历朝廷这才又躲过了一劫。
姜瓖，陕西榆林人，将门世家，崇祯末年，姜瓖兄弟三人同为明朝总兵，其中，哥哥姜让为陕西榆林总兵，弟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姜瓖本人为山西大同总兵。
自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占领西安后，姜氏三兄弟先后投入大顺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挥师进京之时，姜瓖射杀明室藩王，以献城之功拜见李自成，自以为会得到重赏，哪料李自成斥训道：“朝廷以要害重镇寄汝，汝何首降?”命人推出去斩了。是大顺军将领张天琳替姜瓖求情，说什么：“欲定京师，而杀首降，非所以劝归顺也。不如释之，以招归顺。”李自成才饶姜瓖不杀。
姜瓖是一个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小人，大明王朝势危，他投降了李自成；而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他便举大同、宁武、代州等地投降了清军，并残忍地杀死了曾经的救命恩人张天琳
清摄政王多尔衮认为他献大同有功，令他仍以总兵衔镇守大同。
姜瓖一介武夫，不懂政治，初时以为清兵入关只是为了给崇祯报仇，竟懵懵懂懂地继续沿用崇祯年号，并擅立枣强王朱鼎氵册 “续先帝之祀”，结果遭到了多尔衮的怒斥。
但多尔衮也只是怒斥而已，考虑到清兵刚入关，正是用人之际，未对姜瓖动粗。
姜瓖也很识趣，在配合清军追剿大顺军的行动上，异常卖力，曾在忻口(在今原平、忻县之间)、保德、宁武等地与大顺军展开激烈搏杀。
但姜瓖的血汗付出并未得到清廷的认同，清廷仍对他防范有加，拒不拨饷。
为使将士不至饿死、冻死，姜瓖一方面“兑晋饷七千八百两”，另一方面又“尽括资囊并脱母妻之簪珥，捐凑五千余金”，连母亲、妻女的首饰都拿出来用了。
但这种有出无入的办法终究维持不下去，半年之后，姜瓖军中“所在无粮”，“时已入夏，兵士身披羊裘，褴褛百结”。（《征西前将军姜瓖揭帖》，载《明清史料》甲编，第2本，第106页）清廷仍是熟视无睹，不予理会。
姜瓖感到了无比的屈辱。
因为，就算是一条狗，做主人的，总该赏它两口剩饭吧？
姜瓖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
而当西北战事稍趋平静，多尔衮又招姜瓖进京，追究他之前用崇祯年号、拥戴枣强王的陈年烂账，差点就要把他废了。
姜瓖身上残存的血性终于被激发了。
回到大同，他耐心等待着反清时机。
这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清廷以喀尔喀蒙古部落二楚虎尔行猎越过边界，令英亲王阿济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护军统领螯拜等人，统领大军驻防大同。
老子还没动手，你狗日的多尔衮先动手了？
面对来势凶猛的清廷大军，姜瓖沉不住气了，以为自己的反心已经被清廷觉察，便挺而走险，据城而反。
姜瓖自称大将军，并以复大明衣冠、奉明宗祀作号召，连下朔州(今朔县)、宁武、保德等十多个州县。
大同左卫(今左云)、浑源、太原、汾州(今汾阳)、泽州(今晋城)等处民众“竞起应瓖”。（《清史稿》卷243，《列传》30，《梁化凤》）清朝许多地方官吏也望风归降。
一时全晋震动。
用山西巡按蔡应桂向清廷奏报的话来说，那是：“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载《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
多尔衮被搞得手忙脚乱，又是调遣八旗官兵，又是增调红衣大炮，用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才平息了这场变乱。
其实，这个时期的多尔衮心里很乱。
他的同母弟弟多铎染上了要命的天花，正巴巴在躺在病榻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多尔衮没有理由不乱。
而对姜瓖来说，他既已下定了决心跟清廷干，就必须义无反顾、和清廷玩命到底。
可是姜瓖反复小人，素无定志，对军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
比如说，多尔衮在八旗主力没有调集前，曾向姜瓖招降。
姜壤竟然派人回话：“王果至，可将诏书来。”
试想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哪还有什么价讲？
可姜瓖还像怨妇一样，写信给多尔衮，哭哭啼啼地倾诉自己“首降功绩”，却“未蒙升赏”；又痛陈当日清军催办粮草，“动辄杀戮”的苦难，说什么“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要求“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清世祖实录》卷43）。
当然，这还不是姜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姜瓖军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是一支孤军，得不到永历政府的有力策应，最终和金声桓、王得仁军一样，被清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予以绞杀。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九月初二日，多尔衮进入大同，谕令除六百余主动投降的官兵及官兵家属外，“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将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清世祖实录》卷46）以防后患。
没得到永历政府策应的姜瓖军却在关键时刻巧妙地解除了永历政府的危机。
可以说，正是因为姜瓖军在北方的一系列杀伐，使广西、湖南的清朝满汉主力大军不得不匆匆北撤。
这些清朝满汉主力大军的北撤，就给永历政府提供了收复广西、湖南等地的机会。
事实上，姜瓖军尚未败亡，永历政权就已成功地收复广西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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