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不但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他站在战国中期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于魏、宋、楚几国之间，并主要在魏国政坛活动，提出了“合纵”“去尊”“利民”“为法”“止贪争”等治政理念。他为魏国的内政外交呕心沥血、忙碌奔波，成就了他煊赫大半生的政治生涯，由此也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
在政治舞台上，惠施自公元前354年引见戴晋人谏止魏惠王行刺齐君开始，就已经在惠王左右活动，并得到了惠王的信任。以后更是一直在魏王左右，大致分为魏惠王后期、魏襄王前期两个阶段，参与魏国军、政、外交的重要决策。总的来说，他的政治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他煊赫的背后，又有哪些坎坷曲折呢？本期将与读者一起探秘。
首提“合纵”倡新说 抗击秦国动天下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相互之间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基于针对强大秦国的崛起，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外交军事政策。“合纵”即合韩、赵、魏、楚、燕、齐以抗秦；“连横”即连六国以事秦。很多人认为苏秦是“合纵”学说的倡始者，其实非也。当时，是惠施首倡“合纵”，而张仪则首倡“连横”，他们同在魏国任职，是一个时代的人，苏秦出生则要比惠施晚几十年。
惠施出生于宋国，政治生涯主要在魏国度过。魏国从“三家分晋”以来，就成为一个封建诸侯国；后经李悝变法，日益强大；到魏惠王达到极盛，但同时也受到严重打击。特别是马陵一战，魏大败于齐，折上将，失太子，覆军十万，国家空虚，不竞于诸侯。为了摆脱困境，魏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寻找富国强兵之计。就在这时，惠施从宋国来到魏国，那年是公元前336年。他初见魏相白圭，便“说之以强”（《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陈述了富国强兵之策，但却遭到白圭的冷遇。白圭把惠施比作新娶进门的媳妇，指责他言之过分。惠施后来取得魏惠王的信任，取代白圭为相，在魏国执政达13年之久。魏襄王时，惠施的政治地位也很高。
惠施在魏国组织“合纵”运动，与张仪一纵一横，其声势之大，都足以倾动天下。《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由此，“二人争之”（《韩非子·内储说上》）。惠施“合纵”的目的，在于反对秦对魏的兼并。公元前334年，魏、齐“会徐州相王”，缓解了两国的关系，制止了齐对魏的进攻。但秦以魏为“腹心疾”（《史记·商君列传》），不断攻魏。在这种形势下，魏惠王推行了惠施的策略，企图阻止秦国的东进。但秦国则用张仪的策略，千方百计地离间魏与齐、楚的关系。魏惠王后接受了张仪的策略并任之为相，把惠施逐走。后来齐、楚、燕、赵、韩五国都给魏国施加压力，迫使其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惠施重回魏国，重新实行“合纵”政策，遂有后来的“五国伐秦”之举。
倡导“去尊”平贵贱 利民之举安社稷
当其时而己矣。”他否定了以“天”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和君本主义，对于民本思想是一大贡献。
惠施的施政理念闪烁着民本思想的光辉，一切皆从“利民”出发。如果他为魏惠王制定的法律缺乏民本思想，那就很难设想“民人皆善之”了；如果他接受魏惠王“禅让”君位的请求，那就可能会像燕国一样，酿成内乱外患，使魏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在回答匡章对“去尊”的责难时，把“黔首之命”比作“爱子之头”，认为是十分贵重的；而把王位之尊比作石头，认为是一种轻贱之物。这种看法与孟子的“民贵君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利民”不一道，只要合乎时宜就可以。他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一则是为社稷的安危着想，二则使民免受刀兵之苦。
惠施是战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作为“合纵”的组织人，他在当时各个国家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有学者认为惠施在政治上不过是一位纵横家而已，如郭沫若先生曾说：“他的政治家的色彩，不外是当时的纵横捭阖之流，以敌攻敌，敷衍一时，并没有甚么伟大深远的政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其实，这是对惠施不全面的定位。惠施的一生，还通过“去尊”“为法”以谋求富国强兵，并始终坚持“利民”和“安黔首”的政治原则，民本思想非常突出。这决不是“敷衍一时”，而是有深谋远虑的。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纵横捭阖之流”而论之。
惠施“去尊”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在战国中期的实际生活中，的确是“有尊”的。既有“天”之“尊”，又有“天子”之“尊”，还有“王”之“尊”。对于这些“尊”，惠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所以，他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了“去尊”的口号。如其提出的“天与地卑”（《庄子·天下》），就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天尊地卑”的观点。“公之学去尊”一语，出于匡章对惠施“王齐王”主张的指责（《吕氏春秋·爱类》）。惠施认为“去尊”与“王齐王”并不矛盾，因为二者都是适合时宜的利民之举：“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利民岂一道哉？
主张“为法”治国事 拒受传国稳政局
在惠施的一生中，他以“为法”的法治思想，使民人、惠王皆对其所为的法称“善”，反对者翟翦虽然认为不可“行”却不能否定其为“善”，反对的理由亦只是抽象的不“宜”和一般地反对法治的“治国有礼”等空话。《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类似的记载。惠施制定的法律，又有何特色呢，使大家皆称“善”之？他认为对于民要进行社会分工以便于管理，“若施者，其持表掇者也”（《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并做到信赏必罚，取得人民的信任，他曾举例来说明这一点：“羿执鞅持杆，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闭户。故曰：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韩非子·说林下》）因此可见，惠施的法治思想具有名家的特色，既不同于儒家的宽泛礼治思想，也不同于法家的“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韩非子·五蠢》）的严苛法治思想，而是侧重于对“民人”的管理，故“皆善之”。
魏惠王对惠施信任无比，尊之为“仲父”，还一再要让位传国于他，其地位可谓煊赫。据《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记载：“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从记载可知，魏惠王欲让贤传国于惠施，可能受了孟子贤人政治思想的影响。而“禅让”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惠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魏惠王让贤传国的请求。此后不久，燕国发生了“禅让”君位的事件，结果引起了内乱，使燕国人民遭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燕国“禅让”事件表明，惠施“止贪争之心”的想法是现实而有远见的，对于稳定魏国的政局起了重要作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