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一项政策的制定和推出，并得到长期有效执行贯彻，都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具体来看，秦汉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过渡的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渴望能够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认可，这一合理诉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将极大地影响国家的发展。在战国中后期，各国相继开始变法，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先后在魏国楚国变法，变法最彻底的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奖励耕战，崇尚军功，设立了二十级爵位制度。秦朝、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彻侯）、关内侯。列侯（彻侯）以一县为食邑，并得以自置吏于封地；关内侯有食邑、封户，只能享受相应的赋税待遇。
这一制度导向逐渐完善，再加上战国后期各国纷争和汉朝建立后对北方游牧民族征伐不断，以军功获封列侯的比例很高，能否封侯甚至成为衡量武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名将李广战功显赫却阴差阳错终生不得封侯，引以为憾。但是，认为非军功不得封侯过于绝对，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大封宗室功臣，并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请注意是，是非功不得封侯。秦汉时期不因军功而封侯的大臣不在少数。如张良获封留侯，萧何获封酂侯，当然汉初因战功封侯的武将数量更多。但只凭军功封侯不利于在和平年代笼络文臣人心，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臣凭借治国理政的才干也有可能获得皇帝赏识封侯。
另一方面，有感于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割据一方的状况，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采取了“以文制武”的国策，再加上到了魏晋以来长期占据许多重要高官位置的士族门阀基本被消灭，宋朝科举选材制度日益完善，选拔得出的进士及第的人数也较唐朝大幅度增加，进士出身逐渐成为高官的储备人才库，宋明清三代得以留名的朝廷重臣，除了极少数像海瑞这样举人出身和王朝建立之初有征召之外，绝大部分都是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制度到了后期逐渐分化更严格的惯例，明英宗以后,科举进士一甲状元、探花、榜眼,授予翰林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没有成为翰林，一般不能入阁成为内阁大臣，但也可能成为封疆大吏。应该说，经过原始乡试会试殿试四级选拔出来的进士，绝大部分都是资质上佳的人才，再经过历练，完全具备成为朝廷重臣的潜质。但是，与任何一种选拔制度一样，科举制度也有其弊端，毕竟天下英才众多，进士录取人数有限，总有沧海遗珠之憾，怀才不遇的英才大有人在。此外，科举制度考试形式逐渐固化，形成八股文，严重地束缚了应试人才的表达力和想象力，也间接地淘汰了许多英才。但是，在讲究财富出身阶层的古代社会，科举制度还是相对先进的选拔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推荐来说，更是如此。科举制度给了资质好出身贫寒的人才出人头地为国效力的机会，不再局限在贵族世家中选拔人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千军万马中选拔出来的进士中挑选人才作为重臣的储备人才，实在是客观条件下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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