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都适合。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从上古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农业种植，但我们必须要说，那时候的种植是完全没有什么耕作知识的，另外那时的种植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到了夏、商、周时期，农业开始发展，但却受到种种原因的限制。这里的种种原因包括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
所谓的时代因素，是因为那个时候尚没有出现铁和使用铁，人们生产工具落后，效率也自然高不起来，制度方面是因为奴隶制，土地掌握在王公贵族手里，庶民是没有田地的，这些庶民，确切来说应该是农奴。
当时的井田制是很形象的，巨大的地块被沟渠或者人工切开，无数的奴隶在里面为贵族们劳作，而他们自己则没有一点的土地。
《诗经·小雅·北山》上写：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意思是这天下的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别的人不能也不配拥有，除非周天子分封给你们。
关于这点，《左传·昭公七年》中也有差不多的记载：
封略之地，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这说明只有国君将土地分封给你，你才能拥有。
在这样的制度下，奴隶们终日在监督下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加上工具落后，生产积极性很低。
周后期，社会开始发生剧烈变革，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私有土地也开始出现，人们劳作热情高涨，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春秋时期战国时期，铁被发现并使用，牛耕开始出现，农业生产和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不管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把秦朝作为中国农业的正式开端，这当然得益于前面数百近千年先人的不断发明和创造，使国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秦朝农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崛起期、强盛期和衰败期。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过山车式的发展呢？想了解这些，我们必须要从秦孝公和卫鞅说起。
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解》中记载: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秦孝公的真实名字其实是有争议的，后世多沿用《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叫赢渠梁，咱们这里也这样称呼。他21岁继位，这里还是“公”，并不是“王”。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地处贫瘠之地而又四面强敌的国家。国内衰败不堪，外面又有强敌环视，唯一的优势就是由于地理位置太过偏僻，那些强国都不太在意，甚至直接称他们为“蛮夷”。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秦孝公苦苦求变，推出了《求贤令》，广招天下人才。商鞅被求贤令吸引而来，而且还带来了一本“李悝”写成的《法经》
两人交谈后想要变法。所谓变法，就是改变祖宗法制，这是天大的事，而且会触动很多旧贵族的利益，自然遭受到了强烈反对。但秦孝公决心已定，直接推出了变法的前奏《垦草令》，鼓励农业发展，抑制商业发展，遏制贵族原有权力，提高农业地位。
《垦草令》后又雷厉风行的推出了第一次变法，农业方面：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推行小家庭制度。
这使国家内部迅速强大，对外地位也有显著提高。秦孝公并不满足，紧接着又推出了第二次变法，第二次的变法更加猛烈，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私有买卖等等。
在变法之下，人们劳作的热情高涨。商鞅变法，首变土地，这跟秦国历代以农立国是分不开的。这次的变法，直接为秦国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写：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李斯在《谏逐客令》中说：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随既对商鞅展开了打压，被逼的商鞅只能逃亡，可却被杀，并且还被五马分尸。秦惠文王只是跟商鞅的一些意见不合，而且杀他这件事上，有着极为复杂的深层原因，但不属于这次的话题，所以就不展开说了。
从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农为本的国策从来不曾改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对农业从来不曾放松，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保护耕牛、铁器重视和兴修水利。
保护耕牛是鼓励人们养牛，而偷盗耕牛是要被判刑的。定期考核中，如果有人的耕牛养得不好会被罚，反之则赏。铁器方面，农具损坏必须要上报及时修理，不能耽误农耕。在一些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的铁犁铧、铁镰和铁锄，这说明在秦朝时，牛耕和铁农具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水利方面，除了保护和维护战国时期留下来的水利设施外，秦始皇还兴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使农民用来灌溉。
律法方面，《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明确的“田律”。
相国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里，光是关于农业的就有：《任地》、《辩土》、《审时》等篇，对农业环境、土壤、种植时间和培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农民方面，鼓励人们以军功和垦荒作为获得土地的方式。一时间，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国家富裕，存粮无数。
在关中地区，更是因为靠近都城而成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
平定巴蜀后，利用当地的地利和天时发展农业，当时的粮仓蜀地存粮之多，让人惊叹。
《华阳国志·蜀志》中曾记载：
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
万船啊，可见蜀地的富裕程度！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的“仓律”篇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见之粟積，义積之，勿令败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積在《说文》的解释是：
積：积，聚也
这名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发现粮食堆上有了虫子，应该重新进行叠积，不要让谷物败坏。如果存粮少的话，能发生这样的事吗？
不可否认的是，这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的功劳，也不是秦孝公一个人的功劳，这跟秦国从立国开始的历代君王都是分不开的，从立国到统一，秦共33代国君，这些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才使一个处于偏远地区小国，发展到了真正的君临天下。
秦国到秦穆公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时，农业经济已经是其中翘楚，可秦穆公后逐渐没落了十四代君王，从赢渠梁到赢政，所推行的重农思想从来不曾改变。推行一系列利用农业发展的政令，甚至推出了谁垦荒田地归谁的政令，决心可见一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三十余君，常为诸侯雄
但秦国却在强盛和存粮如此之多的情况下，突然从巅峰走向了毁灭，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跟农业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秦始皇后期，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受到了动摇，主要是因为初灭六国，各国人才聚集，商人钻营，要知道秦始皇的登基就和商人有着直接关系。各国原住民相互往来做生意，根基本来就受到了动摇时，更加雪上加霜的事又接踵而至。
秦始皇后期进行了很多耗资巨大的工程，比如数次巡视、修陵墓、修阿房宫。这看似和农业还有农民并没有什么关系，可巡视会劳民伤财，修这些的也都是农民。
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这些需要难以想象的人力和物力，劳役无数，耽误农时，农田荒芜，民众的生活一天难过一天。
一次巡视少的需要两三个月，最多的是秦三十七年的巡游，历时十一个月，每到一个地方，需要的地方财力和人力都是巨大的。
关于修骊山陵墓的具体人数并没有确切记载，但秦二世在用章邯抵御起义军时是这样记载的：
盗以至，众疆，今发众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赦之，授兵以击之
章邯抽调了多少修骊山陵墓的人？七十万，七十万身强力壮的人在修陵墓，地谁来种？什么来支撑这些庞大的支出？
至于修长城用了多少人，其实这个更没有详细的记载，史记中也语焉不详，让人怀疑可信度，咱们就不在这里展开说了。
当然了，国家衰落的原因是全面性的，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
比如秦律在一些地方并不合适，但却并没有因地制宜等等，这些已经不在咱们话题之中。
秦始皇后期忘记了祖先以农立国的根本，抽调大量的民夫去修建自己的陵墓和宫殿，导致了民众由富变穷。待到他死后，民众马上起义，三十多代君王的辛苦经营，曾经骄傲强大的秦帝国，在短短几十年后就如摧枯拉朽般轰然倒塌，曾想传下万世基业的秦始皇赢政，却落了个二世而亡的可怜下场！
秦国过山车一样的经历告诉我们：国强则农业兴，农兴则国强！两者互为关联，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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