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六年十月，一道来自巡抚荆襄、南阳右副都御使杨璇的加急奏报，引发了大明朝堂的巨大恐慌。
流贼头目李原自称“太平王”，于房县公然竖起黄旗造反，流民附贼者已至百万，声势浩大，官军不能力敌，急报朝廷择大臣总制大军进讨。
荆襄流民叛乱并非首次，成化元年时便有刘通聚众作乱，但附贼百万之巨，此等声势大明开国百年从未有过！
即便是元末乱世也不过如此吧？
从天子到朝臣闻之无不惊骇！
成化天子急诏廷臣举贤，兵部尚书白圭举荐右都御史项忠、户部尚书薛远两人，呈天子裁决。
项忠巡抚陕西多年，久历边事，晓畅军务，自然是成化天子心中不二之选，当即下诏任命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
为了项忠能便宜行事，成化天子还赋予其极大的权柄，不仅豫楚川陕四省文武悉受节制，更许其都指挥使以下将官生杀大权。
集多省军政大权与一身、登时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项忠，立刻走马上任，赶赴荆襄清剿叛乱，一时间天下风云聚会荆襄。
荆襄山区地接四省，处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的交界处，川陵延蔓，山林茂密，环数千里。
它西起终南山东端，北至伏牛山，南至荆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一代，形势险要，地貌复杂。
在这片广袤的地区，不仅土地肥沃，山深地广，刀耕火种，易于收获；而且矿藏丰富，植被茂盛，物种繁多，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谓是一处极佳的人类栖息地。
可就是这样优越富饶的土地，却在明初被朱元璋列为封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深究其源自然是因为历代不能禁绝的流民问题。
关于流民的定义，《明史 食货志一》中给出的官方注解是：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
所以流民是指因饥荒、兵祸而不得已逃亡外地的百姓。
但实际上那些因赋役过重弃地的逃户，拖家带口异地讨生，与流民无异，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区分。
流民的问题历朝历代都不能禁绝，而形成流民的原因不外乎兵祸、天灾、土地兼并与赋役过重。
至于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从元代开始就曾出现过流民聚众作乱的记录。
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在征服陈友谅势力，将荆襄纳入版图后，鉴于荆襄山区，山高林深，官府无法有效管理，在清剿流民叛乱后，便施行“封禁”政策，严禁流民再进入，唯恐此地成为动乱之源。
在经历元末的大乱，明初正值百废待兴之际，官府安定流民开垦土地，并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户籍制度，组里甲、订黄册，将老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
朱元璋执政时期，政治清明，赋役并不严苛，流民问题还没形成严重的社会弊病。
但从正统初年开始，流民活动的趋势就越加频繁，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转入中后期，权贵们的日益骄横，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门巨室可以逃脱赋役，可黄册的田赋总额却不减少，只能加派到平头百姓身上， 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俱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
自耕农的大量破产，自然而然逃离原居地，沦为流民。
而且也是从明代开始，天灾陡然频繁起来，据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统计，有明一代仅记录的大的自然灾害就多达1101起，平均每年将近四起，远超前代。
正统到天顺年间，北直隶、陕西、河南、山东水灾、蝗灾频发，严重的饥荒让百姓们扶老携幼，逃荒异地，而荆襄山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地理位置，自然是周边数省流民的首选地，使得流民不断涌入。
到成化初年，“四方流民聚荆襄者，已二三十万”，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如此大规模的流民聚集，没有政府的有效管理，只要有心人鼓动挑唆，很容易发生民变。
果不其然，在经过明英宗执政后，尖锐的国内矛盾累积到喷发的边缘，成化元年，登基不久的成化天子不得不吞下，几十年来天灾人祸种下的苦果。
1.第一次起义
成化元年四月，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刘通在房县大石厂村聚众造反，自立为王，国号为汉，任命了元帅、将军，创建了简单的军事政权，流民从者四万人。
刘通将部众分作七屯，驻扎在襄阳、房县、豆沙河等处的万山丛林中，一边自耕自足，一边对抗官军。
面对突然冒出的流民叛乱，初祚帝位的成化天子，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发兵围剿。
刘通与其谋士石龙诱敌深入，依靠天险，在梯儿崖重创官军，明军一时竟不能奈何义军。
成化二年二月，白圭再次集结重兵，兵分四路，犄角并进，对刘通的义军围追堵截，这一次明军军力占据绝对优势，义军死者无算，被击斩万人，刘通也被抓捕，只有石龙等残部逃往四川，转掠巫山、大昌两地。
直到十月，白圭才彻底将义军残部剿灭，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宣告平定。
其实在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鉴于荆襄流民问题严峻，成化天子已经开始重视，并还启用名臣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
只是王恕甫一到任，起义就爆发了，在协助白圭清剿刘通的同时，王恕赈济饥民，安抚百姓各归其业，瓦解了刘通义军的统治基础，并在起义扑灭后，又建议在紧要关隘设置守备，加强地区控制。
但明廷见首恶已除，就命白圭班师回朝，而王恕也不久调任河南巡抚，荆襄地区并未再做流民安置、守备卫戍等善后举措。
流民问题最关键在于安置，恢复其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明廷选择性的漠视，自然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成化二年以来，天灾异常频繁，“无岁不告灾伤，一灾动连数省”，流民复屯如故。
到了成化六年为止，荆襄山区已经涌进一百多万人，龙蛇混杂，又到了爆发的边缘。
2.第二次起义
成化六年，十月，原本刘通的部将李原，联络余党再次聚众起义，这次声势浩大，远超前代。
项忠临危受命，赶赴荆襄坐镇，面对依山川之险、“附贼百万之众”的起义军，项忠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先命驻军严防险要关隘，发榜文宣谕逃入深山的百姓，只要归顺朝廷，便可以分田附籍。
依附义军的老百姓大多数是为生存，政治诉求很低，当初李原打出平均地权的口号时，自然吸引无数流民景从，可现在官府承诺允许流民开垦荆襄，分田附籍，诱惑无疑是巨大。
当即几十万百姓纷纷下山，归顺官府，严重削弱了义军力量。
项忠征调湖广土兵合官军，共计二十五万人马，分兵八道围攻义军，面对官军凌厉的攻势，流民不断逃离李原的部队，重新归附朝廷，此消彼长下，李原于竹山兵败被俘，其余残部亦被悉数剿灭，第二次起义也很快被平定。
战后，明廷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开始制定善后举措。
项忠上《善后十事疏》、《抚流民疏》，建议将被俘的义军及家口三万多人戍边，其余共计一百五十多万的流民全部遣送原籍，由各地巡抚官抚恤，皇帝准许。
流民们受到了欺骗，甚至最早就来到在荆襄地区开垦的百姓也被驱逐，浩浩荡荡的百姓拖家带口，又被迫回到早已经荒芜的家园，生计完全没有着落，声哭于道，行人闻之泪目。
项忠平定荆襄民乱，矜夸得意，升官加爵，可遣送原籍的百姓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的百姓们没多久又纷纷逃入荆襄山区，史载百姓“入山就食，势不可止”。
成化十二年初，荆襄流民的老问题又再次摆到了成化君臣面前，申禁不绝入山禁令，已形同虚设，眼见又要重蹈民乱覆辙，成化天子诏百官献策。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周洪谟撰《流民说》，建议参照东晋设置侨郡的措施安置流民，得到朝中大臣认可，呈奏皇帝。
成化天子于当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杰抚定流民。
原杰早年巡抚地方有着丰富的治民经验，他不仅参考周洪谟的《流民说》，还从身为吏目的文会所上的“分田地，设保甲，厚风俗”建议中得到启发，在“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后“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为良民”。
原杰会同荆襄相接的诸省官吏，勘察完流民，认为建立地方行政体系已经成熟，在上报成化天子后，当年十二月，皇帝就下旨“开设湖广郧阳府，并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抚治荆襄”。
在郧县的基础上，设郧阳府统辖四省交接的广大区域，由此标志着荆襄山区由乱到治，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
后世评价道：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
编者观点
明代的流民问题在中后期尤其严重，天灾仅是诱因，主要还是人祸。
赋役制度从早期的均衡，到之后士绅阶层的优免，统治者的贪婪侵占田地日盛，失去土地的百姓不得已背井离乡寻找活路，而没有逃亡的百姓不仅要承担被士绅侵占土地的田赋，还有被强行摊派逃亡者的赋役，苛政猛如虎，又加速了百姓的逃离，形成流民不绝的恶行循环。
虽然年年招抚流民，可地方的贪墨，深层田赋制度的不合理，让巡抚官们的招抚仅得一时之效，即便老百姓们重归原籍，也还是会逼走上逃亡的老路。
所以因荆襄地区山高林深，土地又富饶，官府一时鞭长莫及，自然吸引无家可归的流民百姓聚集，这也是明代荆襄流民屡禁不绝的深刻原因。
当以郧阳为中心开府建制，改堵为疏，给流民授田土立保甲，建学校厚风俗，将混乱的荆襄山区治理起来，百姓安居乐业，自然是困扰多年的弊病一扫而空，还为朝廷创造田赋税收，官民两便，这也为之后荆襄地区的大开发打下坚实基础。
明代中后期荆襄之地流传这的“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不能不说与流民的大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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