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蒙元和满清就没有理由夺取中原平定天下。但现实情况是两者都成功入主中原，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
这个问题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在意料之中。不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后人的不同理解角度，使得“得民心者得天下”有了更多的意义，所以蒙元和满清的入主中原也成为可能。
作为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元朝和清朝在入主中原前，理论上没有理由得到中原地区的民心，但他们依然取得了天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静夜史认为有以下原因：
1、得天下者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孟子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儒家学派对治世的基本观点。而随着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御用思想，这句话也成为儒家劝诫统治者和愚弄广大民众的思想武器。
但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得民心”与“得天下”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是“得天下”在前，“得民心”在后。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有密切关系。
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在于“自给自足”，男耕女织的家庭单位模式，一方面使人口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人口流动趋于停止；另一方面导致生产资料常年不足，根本无力对外交换。所以小农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的高度固化和封闭，信息的横向和纵向传播都异常艰难。
在信息如此不发达的古代，想要号召天下人造反，得到天下人支持实现改朝换代是根本不可能的，能够得到同村，同州、甚至同省民众的支持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我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呈多点爆发，因为他们无法做到统一领导。
而在农民起义摧枯拉朽取得成功后，从统治者角度争取民众支持就相对简单了。而即便如此，我国数千年来也是“王权止于县政”。
既然是先得天下，后得民心，所以无论是蒙元还是清朝，想要解决得天下的问题，只需要依靠身边部众组成强大的暴力机器，无论是农民起义军还是少数民族部落，都有机会占据中原，得到天下，建立大一统王朝。而后，为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们颁布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获取底层民众的支持，塑造“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印象，而在这时，民众已然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2、此“民心”非彼“民心”
“王权止于县政”模式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统治者的能力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县政之下的广大民众，根本对统治者姓甚名谁不感兴趣，他们接触的最高领导，可能也就是县令而已。相应的，统治者能不能得到这些民众的支持，与能否取得天下并不呈正相关。
这就说明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此“民心”非彼“民心”。比底层民众的拥护更重要的，是地主士绅阶层的拥护，他们才是蒙元或者清朝顺利进入中原并夺取天下的关键。
蒙古汗国时期，作为积极吸取汉文明的汗王，忽必烈极力笼络中原地区的地主士绅阶层，大量北方的地主士绅阶层投靠忽必烈帐下，在1259年蒙哥汗身死钓鱼城后，忽必烈也正是在汉人地主士绅官僚的支持下，于1260年在开平自立为汗，与弟弟阿里不哥展开了5年的激烈争夺，最终成为元朝的缔造者。
而清朝则更加明显，在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南方的明朝藩王纷纷自立门户，形成南明政权。北方被李自成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地主士绅阶层，则纷纷投靠清朝，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马前卒和急先锋。
自秦始皇创立秦朝以来，2000多年时间里，我国一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也就是皇帝联合地主士绅阶层管理帝国，地主阶级虽然人数较少，但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士绅阶层作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层，一直以来都充当着地主阶级代言人的作用，地主阶级通过种种手段笼络他们，包括给予功名利禄等，使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
所以，但凡地主和士绅阶层改换门庭，改朝换代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
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但他们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积极效仿汉法，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保护了地主士绅阶层的利益，这让元清两朝获得了地主士绅阶层的衷心拥护。
在他们的引领之下，元清两朝最终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而同样的，当他们失去地主士绅阶层的拥护时，退出中原也就在意料之中。
概括起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孟子的重要思想，千百年来一直被儒家所引用。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古往今来，“得天下”是过程，“得民心”才是结果。而想要“得天下”，最好的方式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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