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朋友认为：北宋元丰改制前的官员，都是顶着自己一个（不干本职工作的）官职，而去干自己另外一个官职的工作的。【1】
注1：官员顶着的那个官衔，叫做“本官”（即“阶官”），可参见宋代职官制度基础知识（一）：级别
具体去干的官职，叫做“差遣”或“职事官”，可参见宋代职官制度基础知识（二）：职务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这位朋友明显是把北宋前、中期的那些“本官”（文武阶官），都当成是有实际职守的官职了。所以才会有“（干不干）本职工作”一说。
可现实却是，对于北宋前、中期的大多数文武阶官而言，是根本不存在“本职工作”的。它们可谓是“完全的阶官”。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宋代的“阶官”（即改制前的“本官”与历次改制后的“寄禄官”），它类似于一种“行政级别”或“工资级别”，决定了官员的“本品”（即官员本身的品级），也决定了其最基本的薪酬、福利、待遇、地位等等。
而在初唐时，起到“阶官”作用的，乃是“文武散官”。
可随着散官在唐代的不断贬值，光靠散官已经不足以体现出一名官员的实际级别与地位了。于是渐渐地，唐代的“阶官”就变成由“散官”和“职事官”复合构成【2】的了。
注2：“复合构成”有各色各样的表现。其中较早的，例如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在京文武官员的基本工资与部分福利，改为依照职事官品级（而非原来的散官品级）发放。又或“使职”（宋代称“差遣”，明、清时称“差事”）出现后，出任使职者通常需要以一个（或数个）职事官作为“本官”（或称“朝衔”“京衔”）去充任，例如安禄山在掀起叛乱前（755年），就是以“尚书左仆射”+“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的朝衔，去充任三镇节度、两道采访，并掌握全国主要马政的。
到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职事官逐渐“阶官化”的这一趋势愈发明确。再经过五代十国，最终在北宋前期，职事官的“阶官化”基本完成。【3】此时的“本官”（阶官），虽然在字面上还保持着原来的名词，但意义却已大不相同了。
注3：在职事官渐次“阶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散官逐渐被排除了出去，到北宋前期时，散官已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价值与意义，仅能起到“决定一部分文官穿什么颜色的常服，以及佩不佩鱼袋，佩哪种鱼袋”的微末作用了；另一方面，部分使职却加入了进来，亦开始逐渐同实际职守脱离，“阶官化”了起来。
譬如北宋词人柳永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官“屯田员外郎”。这个官职，在唐代是尚书省工部屯田司的次官；而在此时，却同尚书省也好、工部也好、屯田司也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官职虽是从曾拥有实际职守的“屯田员外郎”演化而来的，但内在已然不同。换个其它什么名字【4】，也不会造成多少实质上的变化。
注4：事实上，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时，的确就是将“后行员外郎（即礼部、工部、祠部、主客、膳部、屯田、虞部、水部这八个司的员外郎）”“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这些同级别的本官，统改成了寄禄官“朝奉郎”。倘若将之改成“××等文官”，其实也没差……
不过呢，也不是没有特殊情况存在。
唐代的职事官，经五代到北宋，大体有四种结局：
北宋改制前的阶官中的特殊情况——“官职合一的阶官”，正是与第四种相关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部分文武阶官，同时拥有着“阶官”与“职事官”的两面。
譬如“监察御史”——既有以“监察御史”为文阶官去充任其它差遣的，例如“监察御史、知（河中府）永济县事”杨应梦；也有“真监察御史”（即阶官是“监察御史”的同时，又实际出任“监察御史”，官职合一的），例如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时的包拯。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尤其是“选人”这一低级文官群体。在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选人七阶”改制前，他们通常都是“官职合一”的【5】，如“（吉州）太和县令”吕士元，如“广德军司理参军”朱说（即范仲淹）。
注5：当然不“官职合一”的情况也是有的，只是相对比较少见。例如“（杭州）於潜县令、编校秘阁书籍”孙洙，就是以“於潜县令”为本官，去干“编校秘阁书籍”的差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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