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东汉政权，是无数百姓牺牲流血所换回来的。经过了长年的混战，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了又一个属于刘氏的天下，可此时的人口数目已大为减少。后汉书里记载了很多屠城杀人之事，如“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等等，而隋书亦说：“光武中兴，承王莽之余弊，兵戈不戢，饥疫荐臻，率土遗黎，十才一二”。十才有一二，或许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想必也不会有过大的差别。面对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恢复生产、人口成为了摆在统治者眼前最重要的难题。
光武帝刘秀
一个政权建立后，所需要面对的，便是巩固的问题。所谓巩固，乃是指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使他们安居乐业，不再有造反的想法。而想要人口有所增殖，发展生产力，是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为了鼓励流民回到土地上，政府采用了削减赋税的方法。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原来的十一之税，改成了三十分之一。朝廷的这个政策变动，其实造福最多的，是地主阶级。东汉的豪强地主们，占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其户口之下，也有很多私附于其的农民。《晋书》曾说过地主豪强的一大弊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这个弊端在东汉初年亦存在，大量的自耕农因为战争而破产，只能依附与地主豪强，他们为地主缴纳赋税，但却不用向国家纳粮。所以国家减税，被减的只是地主交给国家的税，那些依附于地主的农奴们依旧遭受着残酷的剥削。虽说如此，可幸还是有少数的自耕农获得了减税的好处，此亦鼓励了流民们稳定下来，开拓荒地，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性。
东汉地主的田庄
除了减税的诏令，同年光武帝还下令：“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刘秀意识到，繁冗的官职，光是其所需的俸禄就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而这些资源无疑全部来自于受苦的人民百姓；且一些贪官污吏又喜于剥削百姓，情况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光武帝“并省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削减了官职数量，从一定情况下也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总结：在削减赋税的情况下，精简官员，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自耕农的压力。或许政令发布之初，因为自耕农稀少的原因并没有太多人受益，但这些政策却鼓励了众多因战乱或私附于地主的人重回官府户籍，成为自耕农，充分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增加人口的另一措施，是释放生产力。其中最显著的一项措施，便是官府对奴婢态度的转变。有历史学家统计，西汉末年的奴婢数量庞大，在百万之上。这些奴婢只会侍奉于地主阶级，供他们享乐，于国家农业生产并无作用。且奴婢的衣食住行亦耗费了大量的粮食等资源。故东汉政府出台了释放、保护奴婢的种种政策，希望能增加国家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主要有二：
大量的奴婢获得了解放。他们被解放后直接参与国家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生产力。而这批人亦可以与别人结婚生子，在促进人口增殖的方面也有着积极性。
除了奴婢，光武帝还想方设法的增加参与劳动生产者的数量。建武七年，他说道：“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刘秀决定裁军，他只留下了精锐的部队，其余的人“还复民伍”，参与农业生产；而留下的部队在不打仗时亦屯田自给，大大减轻了百姓们的负担。
上述所言的释放奴婢、军人复员等等，都对人口增殖有着良好的积极性，但这些都是间接性的促进人口增殖，东汉的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直接促进人口的政令。
促进人口，莫过于鼓励生育了。据资治通鉴记载，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他曾下令：“‘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这句话中的“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乃是以前的政策，具体是哪年颁布已不可考究，其意思是说，生了孩子后，可以免除三年的赋税，而汉章帝下令正是为了调整这一项政令。这就说明在东汉初年，朝廷确是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那汉章帝为什么要改变这一项政策呢？想必是东汉初年的恢复人口政策已经非常成功，人口数量到了章帝时有了显著的提高，政府不再需要向先去那样靠减免三年之税来鼓励生育了。
汉五铢钱
结语：
东汉初年，朝廷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与释放生产力两个方面入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人口、提高国家生产力。历史证明这些政策是成功的，史料记载，在汉明帝时（公元57年—75年），“天下安平，百姓殷富”、“远近肃服，户口兹殖焉”，东汉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后汉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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