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产物，是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身为帝王，其本身就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天子受命于天”。古人讲究天道，而皇帝被称为天子，意思就是皇帝本人之命令乃是承天之道，施天之行，是不能够违背的。
身为一个国家的主人，皇帝也享有着一切的奢侈之物，画栋雕梁的亭台楼阁，稀世罕见的奇珍异兽，价值连城的明珠宝马可谓是应有尽有，有鉴于此，人们常常觉得皇帝就是世界上最轻松舒服的职业。对于这一看法，我们的明神宗朱翊钧提出了反驳，他要讲讲他的故事。
明神宗
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先生曾经开玩笑似的说过：明朝国运的走势，就是一个“M”型。最后那个尖，就在万历皇帝（明神宗年号）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上。明神宗前期，尚有着张居正务实的改革，国家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第二春，但在后来，神宗却消极怠政，二十年不上朝，使得国家的运转几乎陷于停顿。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个中缘由。
明朝的政治，是与礼仪息息相关的。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未必能将其政策法令实施与社会各个阶层角落，为了更好的规范民众之行为，便将礼仪上升为道德用于约束百姓。在这个过程中，身为统治者的皇帝，自然要起带头模范作用。
万历皇帝在其九岁即位时，便开始经历这些礼仪。《明神宗实录》记载，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尚为太子的朱翊钧尚在服丧期间，大学士高拱带头向太子“劝进”，朱翊钧因为父丧而伤心的拒绝了；其后，文武百官于会极门再次联名上表，劝太子即位，朱翊钧回道：“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依旧不允；随后，百官又再劝进了两次，朱翊钧才决定以江山社稷为重“勉从所请”。这一番过程，其实是排练好了的，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或许会关注地上的蚂蚁为什么搬家，但绝不会明白什么社稷宗庙。或许，当年年幼的神宗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更不会知道的是，自己的余生将会被束缚于这种种的礼仪之中。
皇帝的一年之中，要参与各种各样的带有政治性的礼仪。祭天、祭祖、亲耕、献俘等等之类，但并不是所有礼仪都是别具趣味的，相反有些还会带给皇帝本人莫大的压力，这其中最恐惧的，恐怕就是早朝与经筵了。
明代的早朝，不仅是政治，更是一种礼仪。每天日出之前，首先是参加早朝的官员聚集在宫门前，侍卫们早已站立在自己的岗位上。然后宫门在钟鼓声中渐渐打开，文官们依次从左掖门进入朝堂之前的广场，武官们则从右掖门进入。文武百官在广场上分东西而立，此时会有御史在场，监视有没有“违越失仪者”。待到百官具位，皇帝便在鞭炮、音乐声中缓缓走来，接受百官的跪拜。
早朝之礼，历代略有变动，但大致还是如此。这项礼仪出奇之严，无论是对皇帝还是官员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而官员们在参加早朝时，稍有不慎便会被纠察问罪。每天都需要在太阳未出之前赶到宫门之前，稍微隔得远点的京官更是提早出发，一旦到了寒冷的冬天，早朝更是令人生惧。
比早朝稍微舒适一点的，是经筵。经筵是讲官向皇帝与臣子讲述经史典籍中道德大义的一种礼仪。经筵自二月与八月起，至四月或十月而止，每月在文华殿举行三次，分别是二号、十二号与二十二号。届时，皇帝、内阁大臣、六部尚书、都御史、六科、锦衣卫指挥使等重臣们都会参加。
在经筵时，每两人共用一本教材，在文华殿之南设有御案、讲案两桌，每桌都放有当日所讲之内容。在一通繁杂的礼仪后群臣鱼贯而入，随着赞礼官的一声高呼“进讲”，正副两名讲官便在讲案前开始阐述圣贤之道。
经筵往往举行于早朝之后，在讲官讲述之时，所有人必须全神贯注的仔细聆听。讲官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圣贤之道做出不符合礼仪的轻视行为。就算是皇帝，讲官也会立刻中断提醒“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除开早朝与经筵，明会典中还记录有各种规范皇帝言行的礼节，包括册立皇贵妃、太子、登极吿祭等等之类，这些礼节的存在，使得皇帝不能随心所欲的施展手脚，而是按照特点的规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想，光是在礼仪这一方面，对我们现在主张自由的大部分人来说，就已经是望而生畏的存在了。
上文说过，皇帝是天的儿子，承天之道。很多人因为这一点就以为皇帝是最大的了，其实不然。对文官集团而言，还有比皇帝更大的东西，那就是“天道”。纵观明朝历史，最精彩的，莫过于皇权的扩张问题。比如朱元璋废丞相亲率六部，这是直接扩张皇权；朱元璋在地方上设三司分权，设言官监察文武大臣，这是对文官集团的制衡，也间接性的扩大了皇权；皇帝们放任亲近的锦衣卫、东厂势力增长，亦是皇权的扩张。
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的文官们，多是进士出身，他们饱读诗书，深谙圣贤之道。文官们讲究秉公职守，他们不希望君主以个人意志干预国家的运转，而君王们也需要文官所信仰的经史典籍中的大道来控制民众。所以在君王的认可下，官员们先是遵从心中的道义，其次才是听从皇帝的命令。文官们虽然平时拉帮结派，可只要皇帝的手段过界，他们就会拧成一根麻绳一同对抗君主。比如在万历十八年，官员们急于明神宗不肯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于是所有的京官集体向内阁施压，要求四位大学士促使神宗立朱常洛为太子；四位大学士便集体向神宗请辞，理由是无法向百官交代。这就是文官集团将其意志强加于皇权上最好的例子。
在这一场反君权扩张的战争中，文官集团的话事人——内阁便诞生了。内阁是文官集团与皇帝交流的枢纽，一旦内阁不再代表文官集团，群臣弹劾阁臣的奏折便会蜂拥而至，直到诞生出新的内阁。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时，权倾朝野。居正通过六科控制了六部百官，他并没有按照文官们的想法办事，而是按自己的意志在国内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内阁，不是文官集团想要的，故即便是有着文官最高荣誉“太师”的张居正，也不免名誉扫地，在死后落个被抄家的下场，这就是来自文官集团的报复。
张居正画像
明朝发展到中后期，内阁的建议——票拟，已经不是皇帝能轻易推翻的了，除非皇帝能够拿出正确的理由，否则内阁大臣就将因为“羞愧”而请辞。张居正在万历十年逝世后，文官们发起了“倒张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这时的文官集团，迫切的希望明神宗能够“拨乱反正”，他们希望神宗按照他们所想的做下去，但他们忽视了神宗成长的过程。
明神宗是在张居正的教导下长大，在启蒙之初或许对张居正有着崇敬之意，但在居正名誉扫地后，神宗感到自己受到了深深的欺骗。比如张居正要他勤俭节约，所以神宗连给母亲修缮宫室的钱都不敢出，给宫女的打赏更是无法支付只能“记账”。但神宗后来却发现居正自己极尽奢华，连抬轿子的都有三十二个人。身为皇帝，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明神宗决不允许有人再次将意志强加于自己身上。
张居正与明神宗
文官集团与万历皇帝之间爆发对抗的导火索，是关于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文官们按照伦常之道，希望册封皇长子（并非嫡长子）朱常洛，但万历皇帝却更偏爱皇三子朱常洵。为了抵抗文官们的想法，神宗想出了很多的理由延缓册封太子，比如皇后有可能生育诞下孩子、朱常洛太小等等之类。长期的僵持局面由此产生，而又因为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神宗对内阁刻意的疏远，没有一个人站在神宗的阵营里，在面对臣下们一道道反抗的奏疏时，万历皇帝只能一言不发压下，精神上的空虚压抑着神宗的内心，他可以随意处置任何一个臣子，但他反抗不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意志。
结语：
明神宗的经历，对他自己来说是个悲剧，对整个国家而言更是悲剧。因为其长期的消极怠政，持有“明朝实亡于万历”之观点者不在少数。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躺在床榻上，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后龙驭上宾，也许他会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远离纷扰长久的安歇了，但他绝对想不到后世还有个叫郭沫若的小子......
参考文献：
《明会典》
《明神宗实录》
《明史》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春明梦馀录·卷九》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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