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将丞相的全部工作揽下，于是全国各地的文书如雪花般飞进了朱无璋的案新首。为了减轻负担，朱元璋引用四辅官，但这些人行政经验不足，后二年又调用翰林院的学士、编修等官员在殿阁办事，协助皇帝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因为他们常出入殿阁，故时人称之为内阁学士。

明成祖即位后，继续使用翰林官辅政，调用翰林院侍读黄淮、胡广等人入值文渊阁，代皇帝起草诏敕，审订文书。因成祖非常勤政，事必躬亲，这些阁员的作用不大，官品也很低，仅为五品官。

原本内阁只是皇帝的咨询机构，最后的决定还是在皇帝手中。可做为一个大统一王朝，每天的奏章可谓如星海，一天接着一接，源源无绝。如此情况在太祖与成祖二位“工作狂”手里，还算顺利。可传到他们子孙手里，情况就越发不对了。新任皇帝往往没有与祖先般的精力，如此往往下，“内阁”的性质就开始变味了。

明仁宗时，调礼部侍郎杨士奇、太常卿杨荣为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后，以侍郎、尚书身份入阁的官员越来越多，随着这些朝廷高官的入阁，以及他们事权的扩大，内阁地位越来越显赫，尤其是原本由皇帝批阅的奏本，开始由内阁代替皇帝批阅，并以“票拟”的形式，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

至明中叶，遂以大学士为内阁长官，替皇帝起草诏令，批答奏章，承办政务，其本身官阶在尚书、侍郎下，但实权甚重。稍后，以尚书、侍郎入阁办事，兼大学士，加官至一品，位望益尊，贵极人臣。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实权，号称辅臣。

内阁权力的扩大在弘治以后尤其明显。这时的内阁地位已跃居六部之上。弘治四年（1491），丘濬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吏部尚书王恕也同时加官太子太保，两人都官居一品，按理吏部为六部之首，王恕地位应该高于丘濬，但是因为丘濬为内阁大学士，结果在朝廷宴会上，丘濬位次却在王恕之上，王恕为此大发脾气。

后来明确规定，内阁班列六部之上，六部成为内阁之下的具体办事机构。同时内阁中出现了首辅、次辅、群辅等称谓。如此，以后的内阁中，有一人主持内阁事务，专门应对皇帝召见询问，称为首辅。

首辅如何鉴定，一般依进阁时间而定，还有依资历深浅（如是那年进士，三甲名次等等），还有皇帝亲定。如此困难，做首辅自然有好处——票拟权。

所谓“票拟”先就奏章问题，提出多种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帝参考。然后皇帝选择一条，用红笔批点文字，称“批红”，意味着可以照这条办。后来的皇帝连内阁处理意见都不看，“批红”就交给太监办，如此才出现阉党横行的情况。

票拟权只有首辅有，其它阁员不得染指。从而出现了一批权臣，如世宗时期的首辅杨廷和，曾经4次封还皇帝的御批。严嵩做首辅时期，更是唯我独尊，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徐阶继任首辅之后，他曾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为死罪的户部主事海瑞。又在景王死后，他上奏将景王霸占的陂田数万顷还给了百姓，使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人们称他为“名相”。

做首辅最有名的未过于明未名相——张居正。

张居正居首辅之位，理政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 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续了明朝近六十年国运

自张居正死后，首辅权力过重，更加招致皇帝不满。“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愈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

万历从张居正死后就没有上过朝，君臣互不相识，皇帝往往将朝政委之于宦官，宦官首领可以代替皇帝“批红”，内阁职权渐为宦官所夺，这种情形直至明朝灭亡。

虽然内阁曾经权重一时，但是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并不等同于前朝的宰相。首先它没有办事的治所，也没有属官，其权力来自于“票拟”，并且“票拟”也必须符合皇帝的心意，否则就会失去皇帝的信任。同时六部的职权并没有被内阁所侵夺，仍然是执行政务的最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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