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司马睿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兴盛的时代。此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的区别极其严格，“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严格士庶界限的诸措施中，婚姻是一种重要手段。士族婚姻注重门第，成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区别流品、慎于婚姻，历朝又莫过于帝王之家，故而，东晋南朝国婚在士族婚姻中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国婚，一般是指与皇室通婚，此文特指东晋南朝帝室与士族的联姻。《太平御览》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烈宗将纳后，……仆射安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可见“国婚”一词在东晋南朝己为习语。国婚虽然是指与皇室联姻，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皇室婚。从宗族角度而言，开国君主立国前一二代的姻媾在其称帝后，亦可谓皇室婚，故史书中《后妃传》多要上溯开国君主前一二代。因此，国婚专指帝室立国后的婚姻，更能体现出皇家色彩。
一、门第等级对东晋南朝国婚的影晌
考察影响国婚的因素，不能孤立于婚姻目的和婚选标准之外。封建社会婚姻之目的，陈鹏先生归纳：“约而分之有三，曰祭祀，曰继嗣，曰内助。”；陈顾远先生认为:“中国自周以来，……于是婚姻之目的，遂以广家族、繁子孙为主。”陈鹏先生所言的祭祀、继嗣与陈顾远先生所言的广家族、繁子孙，都突出了古代婚姻宗法家族之特色。
宋武帝刘裕
《礼记·昏仪》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古代这种以宗法家族为重的婚姻，决定了东晋南朝婚姻乃至国婚必然重视家族门第。东晋南朝婚姻重家族门第，也是对汉代等级婚姻的继承和发展。汉代婚姻，“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婚姻等级性，自西汉以后，与门阀士族的兴起相辅相成，呈渐次加强的趋势。降至魏晋，随着门阀等级制度的空前凝固，婚姻上的等级性也愈显僵化了。
东晋十二门国婚士族，皆为高门甲族，门户高低在国婚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晋书·后妃传》所载诸后皆点明其名门族望，如康帝褚后“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琅邪”亦作“琅琊”或“瑯琊”）；穆帝何后“以名家膺选”；简文王后“以冠族，初为会稽王妃”，等等。东晋孝武帝纳后所议，直接说明了东晋国婚以门第尊高为准，“初，帝将纳后，访于公卿。……(谢安)既而谓人曰：……若帝纳后，有父者，唯荫望如王蕴乃可。……宁康三年，中军将军桓冲等奏曰：……伏闻晋陵太守王蕴女，……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积。臣等参议，可以配德乾元。”，谢、桓二人所言无非都是强调王氏之门第，可见东晋国婚的先决条件即是尊高的门第。
宋、齐、梁，皇室门望虽不如河内司马氏，但国婚中门第观念之严格并不逊于东晋。这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彭城刘氏、兰陵萧氏立国后立即联姻高门。刘、萧二氏出身低微，立国后迫切需要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既为自己装点门户，又稳定自己的统治。这种需求之迫切，以至于宋初“诸尚主者，并因世胃，不必皆有才能”，未遑对国婚士族进行审慎选择。
齐高帝萧道成
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宋、齐、梁纳后为例。刘宋第三代的婚姻即是立国后所缔结，皇后皆出高门：文帝太子刘勋皇后，陈郡殷淳女；孝武帝刘骏皇后，琅邪王偃女；明帝刘皇后，琅邪王僧朗女。萧齐高、武、明三帝之后，分别为广陵刘氏、河东裴氏、彭城刘氏(非刘宋宗室)，荫望远不能和第三代文惠太子妃琅邪王氏、东昏侯妃阳翟褚氏及第四代萧昭业妃庐江何氏、萧昭文妃琅邪王氏堪比。萧梁武帝后高平郗氏，族望远低其子简文帝后琅邪王氏。可见，宋、齐、梁立国后，所纳后族的族望明显呈渐高之势。
二、宋、齐、梁国婚之中，高门士族所占比重远大于次门。首先，三朝国婚中高门多于次门。刘宋国婚18门士族中有12门为高门，次门仅有6门；萧齐时代，唯河东柳氏；萧梁时代，唯范阳张氏地望属次。其次，高门国婚的数量也占绝对的优势。宋、齐国婚高门分别有57例、19例，与次门分别为21例、10例；梁时国婚次门8例，而高门中仅与琅邪王氏就有14例。
三、宋、齐、梁国婚中次门士族亦多是立国前的世婚士族，刘、萧微时与他们为同一婚姻圈，立国后继续联姻恰是身份内婚制的表现。东晋南朝，士族之间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身份内婚制，是一种只在社会地位大致相当的家族群体内部实行通婚的婚姻制度，士庶不婚就是身份内婚制的典型表现。东晋南朝国婚亦深受身份内婚制的制约，身份内婚制正是门第等级婚的产物。
梁武帝萧衍
陈代国婚，门第等级性作为支配性因素依然非常明显。陈氏微时，联姻侨姓高门几乎是一种奢望。陈氏国婚“初年多寒族，继而多盛宗”，随着陈氏权势的日益增强，陈氏姻媾士族也不断向高门转移。陈霸先之妻为吴兴章氏，其子陈蒨娶吴姓高门吴兴沈氏，陈项娶河东柳氏，其孙陈伯宗为陈代三任帝，纳后琅邪王氏。陈氏立国不久，马上联姻甲族之冠的琅邪王氏，其心态与宋、齐、梁并无二致。陈氏可考之国婚，吴姓次门吴兴章、钱，东阳留氏、巴西侯氏共4例，而仅吴姓高门吴兴沈氏、吴郡张氏就有5例，侨姓高门有9例，高门绝对超过次门。以上分析了东晋、宋、齐、梁、陈国婚中高门士族的状况。由此不难得出：东晋南朝国婚皆以高门甲族为先，门第等级在国婚中处于支配性地位，是影响东晋南朝国婚的决定性因素。
二、人物素质对东晋南朝国婚的影响
门第等级是东晋南朝国婚乃至士族婚姻最基本的标准。这一标准得以满足后，婚嫁双方的才能、品德、相貌又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重要因素。东晋南朝国婚注重人物素质，这与整个魏晋南北朝重人物风尚分不开。魏晋此风，承延两汉。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显学。东汉倡导以经治国，重视文化。其时兴起的士族即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融成一体，作为强宗固族的重要手段，文化上的优势成为了东汉士族一个显著特征。但永元以降，宦官迭朝握柄，祸乱国政，限制了士族政治上的发展。士族充分发挥出文化上的优势，“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利用清议的形式，广泛品评时政与人物。随着清议的盛行，这种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也渐渐增强，并自郭泰起，发展成一种颇有讲究的学问。
陈武帝陈霸先
东晋南朝士族门第观念的强化，亦成为此际重人物的内在因素。其时，士族最关心的是家族利益，是如何保护和提高家族地位，他们的所有作为，几乎都绕此进行。家族成员的个人素质对整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家族地位升降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琅邪王导、陈郡谢安使二族成为东晋南朝甲族之冠，谯郡桓温亦使桓氏跻身一流。凡此，促使了门阀士族对家族成员的个人素质极为注重。《世说新语·夙惠》载：
“司空顾和与时贤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言，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耳日：小儿四岁，神气似可，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故以兴宗为之名，以兴宗为之字。”
顾、蔡二人，得意于后辈之秀，其寄望他们振兴家族之殷，则反映了此时士族普遍的门第家族观念。门阀士族不仅需要以才能杰出者来振兴家族，同样需要靠才能优秀者去传承。河东柳氏在南朝末期发展成一流高门，非是一代之功，其兴起、传承、强盛与家族内俊才不绝相关。因此，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士族一般都十分重视家族教育，以培育人物，保持族望不坠。这一时期，家族教育兴盛非凡，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出现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且瓜瓞相继，累世不绝。如琅邪王氏，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独步天下；陈郡谢氏，以文学著称的有谢尚、谢安等众多名士，历数百年不衰。河东裴氏，裴松之、裴昭等以史学流名。吴姓士族重视文化亦不逊色，如沈充、沈庆之等亦以文学著称。门阀士族通过严格的家族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而推动了东晋南朝重人物风尚的流行。
陈郡谢氏代表人物：谢安
历史承延和门第需要的双重作用，致使东晋南朝重人物不仅蔚然成风，并且有了较为系统的内容。刘勋的《人物志》对当时的人物观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了传统相人术、汉末重德、曹魏重才等三个方面，成为东晋南朝品藻人物的标准及具体内容，并进一步上升为审美意识。人物风流注重个性的才情之美、玄味的气质之美和超人的仪容之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晋风流赋予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正是人物品藻摒弃了礼法约束的结果。这种风流，对东晋南朝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中当然的包括士族婚姻，国婚亦无例外。
东晋国婚，十分重视人物素质。如名士庾琛女，“少以珪璋特异令仪淑美，故中宗为肃宗纳焉”；成帝杜后，少有姿色，且弈世名德；康帝褚后，“聪明有器识”。其主婿亦多出类拔萃：王献之，“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人物素质在东晋国婚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东晋国婚对人物风尚的要求在后期有所变化，孝武帝点明东晋尚主中两类人物的特征：一是“磊砢”，有奇材异能，英略非凡，如王敦、桓温；一是善谈玄理，如刘惔、王献之。实际上，王、桓二人亦善玄理，但二人更多的是以事功见重，并皆恃功傲主。孝武选婿明显倾向于后一类，即只善玄理、不以事务缨心者，而不取“好豫人家事”之人。可见，晋室选主婿开始由注重事功转向注重清谈。这一是东晋南朝风尚演进而致，一是出于孝武帝加强皇权的需要。
琅琊王氏代表人物：王献之
南朝时期，人物素质对国婚依然起着一定程度上的支配作用。刘宋初期，因急于联姻高门，一度无细察人物，以致“诸尚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宋文帝以后，皇权加强，统治稳定，刘宋皇室国婚中对人物素质的考察也更为严格，主婿多为一时之俊杰。王僧绰，“幼有大成之度，众便以国器许之，好学，练悉朝典”；谢纬，“方雅有父风”；褚渊“幼有清舆，美仪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王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王景文，美风姿，为一时推谢，好言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文帝甚相钦重，欲以武帝五女新安公主适之；刘宋国婚不仅重人物，且逐渐挑剔起来，即使高门才俊而德行欠缺者亦不取，硕儒范晔“素有闺庭议论，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
范晔著《后汉书》
齐、梁、陈国婚亦尚人物风流。萧齐主婿王彬“好文章，习篆隶，与志齐名”；梁代武帝本人“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是以梁朝国婚必然重视人物才干。陈代国婚亦重视人物素质。如沈君理“美风仪，博涉有识鉴”；蔡凝“美容止，及长，博涉经传，有文词，尤工草隶”；宣帝柳后，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美姿容；后主沈后，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总之，陈时国婚亦重人物。以上东晋南朝国婚中人物概况，说明了人物素质是影响国婚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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