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朝鲜一直试图融入古代中国所营造之“华夷体系”，甚至有“小中华”之称，“华夷”之别观念由来已久。对于中华文化之倾慕，造就其心态，似乎中华文明在当时已高于其本国文明。然而明季变乱，满洲人建立清王朝，朝鲜君臣亦因其本非“中华”而思念旧朝，蔑视新朝，虽则表面对于清朝臣属，内心却不承认其正统性，其后在多个方面亦有反抗之思想与行动。大概出于一种捍卫大明，甚至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之本心，并视自己为大明道统之继承者。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反应出朝鲜对于中华之矛盾情结。
朝鲜对于中华的特殊感情
现今若言及中华，则固有之概念是我国之古称，亦即所谓“天朝上国”。而在中华概念下之衣冠、服制、食仪、礼法等等方面，统为我国之传统，亦即所谓当时天朝之大观。鉴于我国当时于东亚格局中之势力，自然具有平服四边睦邻之实力，故而此一众国，诚心服化，或出于仰慕我国文化之目的，或出于取而代之而成另一体系之理念，不一而足，仅以“天朝礼仪”为正宗，并以影响本国之历史。
更有甚者，在我国王朝兴替之际，仍有思念旧朝而蔑视新朝之举，这不仅在东亚，对于东亚，甚至在世界国家交流史中，皆为难有之状况。此情状即在明末清初时，朝鲜国君臣对于中原王朝之态度中可见。而论其细节，从朝鲜年年派往中华大地之使节行动中，亦可窥得一二。众所周知，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氏朝鲜在李成桂手中建立伊始，即以确定对明朝之尊奉、事大政策，而从未改变，其国名“朝鲜”亦由明太祖从两个备选国号中选定而得，朝鲜王朝一直对于明王朝尽心奉忠，政制、年号等一尊明朝之制。其亦以此为荣，自称为“小中华”，是为其义。这一关系，本来仅仅是周边王国对于中原王朝之倾心仰慕，而到了明中期，其间之关系性质在笔者看来发生了变化。
1590年，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于1592年入侵朝鲜，这一年以中国纪年而言，是万历二十年，正处于明朝中期，此役便称万历援朝战争，概因干支纪年当年为“壬辰年”，故而又称为“壬辰倭乱”。在此笔者并不究于细节，仅仅从该战争之意义而言，明朝对于朝鲜有“再造之恩”，朝鲜从此对于明朝更有一种特殊情感。此番情感不仅仅是在明王朝兴盛之时，即使在明朝灭亡后数十年，朝鲜国王仍设立大报坛以祭祀明神宗朱翊钧，且不论其他出于政治方面考虑之意图，就此行为敢于冒大不韪，触及当时其所谓“宗主”清朝，亦可见朝鲜对于明朝之别般对待。
更有甚者，朝鲜国王在明亡前后，亦有关于“再造”之言论，宣祖曾书“再造番邦”四字奉之于恭；建造大报坛之肃宗亦认为万历帝“再造邦家”，并特作《感皇诗》以示其大恩。总而言之，前辈种种对于明朝言语、文字中之感激涕零，至于肃宗建立大报坛后，建立大报坛后，便开始正式祭祀之仪制，可谓付诸国家礼仪，更加体制化。在此处，究其根源，可能是源于其“小中华”思维，并警醒朝鲜国王应仍追奉正朔，通过此番动作便能使其正统得以彰显。
当时中华大地已被满人所据，朝鲜有“小中华”之名，相对于满人治下之清王朝，似乎传承中华道统更甚，再加以言谈之追思、大报坛之祭祀，似乎可见中华之“旁移”，此可视为一种使命自承与自重。
朝天与燕行
明清两朝虽易代，然而其对于四边国家之态度以及“朝贡”之要求，却并未因易代而更改，朝鲜作为周边与中华关系最为密切之国家，自然不例外。其年均需派遣使团前往中国，一行数众，有正使、副使、书状、通事以及各类专门官员等，其行道均为中华安排好之路线，路途遥远，从出发至于北京，稍作停留后归航，数千里路，期间需耗时数月之久。使臣们在履行政治任务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即是将出使中国之见闻书以文字，回国之后向朝鲜国王上呈在华之情状，上文所言之“书状”即是专门负责此项事务之官职。
而书状及其他官员私下撰写之文字，便是如今学界中通称之《燕行录》，韩国林基中教授所编纂之《燕行录全集》及《续集》都是如今涉及该段历史研究之专门史料。燕者，即是当时京师旧称——燕京之简称，朝鲜人习惯以此为称，燕行即是奔赴燕京。然而，殊不知“燕行”一词，在清朝建立后方才称为惯称，而在明朝时朝鲜人更愿意将使团之出行称为“朝天”，其留下之记录自然称为《朝天录》。由此便可以从用词感情中看出，无论其拜访礼节如何，是否“卑躬屈膝”，朝鲜人对待明朝是以“天朝上国”之态度行事，而与对清朝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而言，似乎我们对于上文所说之现象，便可以更加理解，感叹中华衣冠服饰已不再如前，大概是出于一种捍卫大明、甚至中华文明之本心，在其而言是义不容辞；朝鲜君臣表面使用清朝年号，私下仍存大明年号，并且设坛祭大明历代皇帝，乃是以已为大明道统之继承者，并以此作为对“最后宗主国”之怀念；亦非仅仅是怀念，为主国筹划，为其复国之念头，也生成在朝鲜君臣脑中，孝宗北伐便是一个缩影；而对于清朝士人文化上不思进取，不念旧学之批评，亦是出于其对于本国坚持儒家理学之骄傲感与维护正统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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