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教育体系和媒体渲染，蒙元时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仅仅高于乞丐，甚至连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内心中已然成为事实。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处？这个言论真的就出现在蒙元时期的政府规章制度里吗？
郑思肖，南宋遗民，善于画无根兰花，寓意故国（宋）亡后，人如兰花无根无萍。死前给钱请朋友帮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著有《心史》等书，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被发现。
郑思肖的无根无萍兰花
这本书从明清之际起，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又历经360余年，始终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相异之见，一部分文人学者肯定《心史》之奇，之价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学者则持一种"伪书说"，全盘否定这部奇人奇书的价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考古界发现《心史》这本书带有很大的个人情怀在内，纪事有与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时期所有政策及行为。甚至将儒家说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这本书的很多论点，也被很多国学大师用来暗讽满清政府的统治，借抨击蒙元的政策来讽刺满清政府的腐败。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国时代，逐渐驻扎在人们的内心中。
在网络大时代时，大量的史书被人们发到网络上，让人们如数家珍，特别是《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曾经说过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这些片面的宣传加深了人们对蒙元时代的偏见，可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成吉思汗铁木真说这话时，是西征花剌子模时说的。当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国时的暴虐。可当成吉思汗将花剌子模灭国后返回时，就慢慢听从了全真教丘处机的言语，后来在丘处机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处机为师）建议，在后期攻打金朝时，颁布了“止杀令”，这也造就了后来的木华黎国王在进攻金国时，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占据金国故土，劝民耕种，册封汉地万户侯的政策。
大蒙古国时期（元朝没建立之前的四汗），向统治者推销儒家思想的人，主要是耶律楚材（汉化契丹人后裔）和汉地万户侯史天泽等人。
到了蒙哥汗时期，忽必烈的封地主要是漠南及旧金国所在和西夏等地，所以在漠南时期，忽必烈就仿唐太宗李世民，秦王时期建立幕府制度，也建立了同样分为文臣、武将幕府集团，这时候他的身边，集中了如许衡、刘秉忠、郝经、姚枢、窦默等旧金国时期的大儒家。
之前说的郑思肖所写的《心史》争议很大，就因为此书与真正历史事件及其不符合。在许衡等人的作用之下，忽必烈很快就通过了他们的提议，在封地各级建立起儒家学院，并且仿唐朝时期，县城称院，乡村称校。甚至还通过了建立类似保甲制度的各种社。只是后来在蒙汉混居时，忽必烈底下的蒙古军将们害怕部将被同化，以及权利被收归中央，所以强烈反对蒙汉混居的各种社的建立。随后忽必烈仿汉制建立了蒙古军军屯，让蒙古军独立出汉制之外。这也是后世史学家们称的仿契丹国建立的“二元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就肯定忽必烈是已经全面汉化了，其实忽必烈如同满清入关时的顺治、康熙一般，在内心中对汉制，对其有利的地方才用，不利于蒙古统治的一律都不用。也就是实用主义者。故而，忽必烈曾骂过许衡：“你不老不小的，说过的话如同屁那么臭，那么无用。怎么能帮助我富国强兵？”
许衡他也很聪明，也曾经说过：“想让蒙古人全面汉化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培养两三代人才可以。”为了能说服忽必烈，在其《时论五事》中阐述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同时许衡和郝经等人就华夷之辨在朝仪时，将“道”“义”放在最高位，提到“能行中国之道者，则中国主也。”
曾有个蒙古王子在学习儒家之时，提到儒家老师的课，听得昏昏欲睡，可喇嘛教的老师一讲就懂。因此许衡和其他理学大儒们还将苦涩难懂的朱程理学作了宽泛的解析，使“理”、“道”、“义”在“日常行为”均可以解释到的。
在汉武帝“独尊儒家”之后，中土的学说之争主要集中在儒、道、佛三道之间，而这三道也在争论之间也分化出很多分支，儒家到了宋末元初之时，分化成为了朱程理学、朱熹理学、程颢心学。
为此许衡及其他理学大儒还将朱熹理学里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修正，保留了及进一步阐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总之在这些北地汉儒和南地汉儒的不懈努力之下，使得以忽必烈为主的蒙古、色目勋贵们从认识到承认这一学说，并为以后理学成为“官学”铺好路。
忽必烈是位实用主义者，早期的理学大家并不主张办科举，而是大规模办理学院、学校，传播其的理论，所以在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并没有举行科举，但也是这个时期，蒙元朝廷设置了一套比南宋还规范的教学体系。并且将南宋时期的学院纳入半官方体系中，在各行省设儒学提举，还在各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在各上、中州设教授，下州设学正，在县城设教谕。同时将教谕的官职设为九品。并且各级统一教谕朱程理学、朱熹理学。使理学统一化，也使儒学理学化。
蒙古人未进入中土之时，社会结构很单一，为了能让儒士安心养家教书育人，所以蒙古人干脆将儒士纳入户籍制度中，并建立了中土历史上最“奇葩”的户籍——世袭儒户，并设立了学田给予先生，免予赋税、差役等等。
为什么郑思肖会说“八娼九儒十丐”？因为他心怀故国，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他的朋友和师长们都去蒙元朝廷为官为师，而且当地的蒙古长官为了逼他出山为官，竟以他不是儒户的理由，强迫其纳税、服差役。因此推测他才将这个强迫儒家入籍，不尊重士族文人的政府及还愿意为官为师的儒士，定义成为比姬娼还低一级的残暴国度。当然他的定义是对的，后来的蒙古统治阶级的确是不尊重儒家，也不愿意施行汉法，只想享受汉地的赋税以及佛、伊斯兰经书上提到的极乐世界。
而在许衡、姚枢、刘秉忠、郝经、吴澄等大儒的努力之下，蒙元入中原后的第二代汉化的情况良好，出现了比如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木华黎四世孙安童（右丞相），色目人中的伯颜、不忽木等等，甚至到了第四第五代时，还出现了写诗词比汉人还好的蒙古人萨都剌，还有维族人贯云石、丁鹤年等人。
明朝皇帝朱元璋曾评价：“昔者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来宾者甚多，效文者甚寡。自中国宋君靡政，天下不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备于一士，可谓之天人矣，若名能于一艺，当用之。时虽一艺不能备者，则不用焉。当是时，元得一士而立纲纪，明彛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我汉儒许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人虽不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所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信有之。（出自《高皇帝御制文集》第十六卷辩荅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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