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实在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较为“奇怪”的保守习俗，与其他的习俗不同，避讳制度更像是一种礼节思想上的保守。古代的保守习俗如一夫多妻和妇女缠足等等，都是一种男尊女卑的落后封建体现。
实际上，人的思想支配了人的身体和行为，就算人的身体被这些外在的封建保守习俗所控制着，内在又有避讳制度这样的精神控制，封建统治者的中央集权统治才得以加强。本文借避讳制度的发展历程和避讳制度的特点，浅要分析清朝的避讳制度。
关于避讳制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或在夏商时期，或在西周时期，又或者在春秋时期。但主要说法是在周朝。周朝不愧是各种保守习俗的初生时期，避讳制度就诞生在这个时期。避讳制度正式定在秦汉时期，到了唐宋最为兴盛。
避讳制度的主要存在形式为“家讳” “国讳” 等。避讳的方法有以下四种，“改字法”、“改音法” 、 “缺笔法” 、“空字法” ，其中改字法尤为常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记载，“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 ，由此可见，改字法的避讳最早出现在秦朝。
避讳制度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诗人李贺早些年间在报考进士时，就因为避讳险些被剧门在外，而在这里让他感到苦恼的避讳是父子之间的避讳。李贺的父亲名中有晋，由于“晋”和考进士的“进” 读音相同，于是有人就说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就是对父亲大不敬。
李贺也很无奈，很多人因为避讳而反对他参加进士考试。避讳制度阻碍了人的求学之路还不算荒唐的，更显荒唐的是就连山药都因为避讳而被频频改名。
被避讳残害之前的山药原名“薯蓣” ，唐代宗时期和代宗李豫的“豫” 犯了讳，改名为“薯药” 。薯药，鼠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又跟去除老鼠的毒药撞了名，实在是尴尬。但这份尴尬只持续到宋代，宋英宗名叫赵曙，“薯药” 再次犯了忌讳，这才最终改名叫山药。
到了清朝，学者蔡东藩在《清史演义》 第一回:“塾师教小子道:‘书中有数字，须要晓得避讳’” ，一个朝代的书籍文献最能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风貌习俗问题，清朝就是如此，很多清朝的书籍都有对避讳的记载。
避讳制度改人名、改物名，甚至无所不能改的，不光平民百姓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有地位的达官贵族也不能幸免，总之为的就是皇权至上。避讳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朝代更迭，它也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一套严格的完备体系。
说起“避讳”人们通常会想起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的历史记录文献中有关于“民”——人民的记载都因为避讳的缘故而改成“人”了。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社会的包容性极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豁达的朝代却保留了这种保守的制度，可见古代的人民对避讳制度的重视程度。
上从威武的皇帝，下到普通的百姓都极其严格的遵循避讳的规矩。而清代的避讳制度在以往传统的避讳制度上又有新的变化。
清朝的统治者是爱新觉罗氏，作为中国少数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想要统治好另一个民族就是首要的难题。于是，历经千山万水来到中原的爱新觉罗氏为了统治汉人，继承发扬了传统的避讳制度。
而清朝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为满族人，与以往汉族统治汉族的情况不同，清朝会出现统治者不了解汉族传统、难以服众的难题。同族的人很容易就形成了本民族的小团体，难以调配。历史上就曾有蒙古族官员护着蒙古族官员，汉族官员顾着汉族官员，民族成为了两方分歧的导火索。
但满族历史发展悠久，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上曾有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由努尔哈赤建国，之后皇太极独当一面，独尊称帝。因为努尔哈赤建国时对汉打击甚重，皇太极担心汉人记仇，把国号由金改为“后金”，最后改成了“清”，并且把女真族改叫成满洲族。
实际上，新改的名字中都是以水字旁为部首的，正是由于封建“以水克火”的说法，皇太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再加上避了忌讳，自己就能够建立千秋大业。因此清朝的避讳制度“汉化”是最显著的特征，也正是由于统治者主动将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在认识到自己民族的特点之后考虑到与汉族文化存在差异，积极地弥补这种差距，才使得清朝统治前期相对稳定。
避讳制度对人民的影响入微，清朝曹雪晴《红楼梦》中这样活生生的例子有很多，原本叫做红玉的林之孝的女儿因为名字里有“玉” ，和贾府的小少爷贾宝玉撞了讳最后改名叫小红。原本大气温柔的名字硬是变成了一个丫鬟式的称呼。“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让人很难想到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话居然是从一个小丫鬟的口中说出来的，而让这个小丫鬟反应如此剧烈的正是因为避讳的缘故。这个小丫鬟是负责伺候薛蟠老婆夏金桂的，夏金桂在府里为了显出自己的地位，不允许有人说出“金桂”二字，一旦有人说了二字中的一字就免不了要受到重打以示警告。
香菱在一次跟夏金桂的交谈中无意间叫了金桂的名字，于是接下来就有了丫鬟呵责的一幕。从文学作品中得以以小见大，看得出避讳制度在清朝时期趋向严格。
既然避讳制度有这么多禁忌之处，那么产生避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避讳最初起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演化为维护封建政治秩序的工具。起初，避讳制度对人民并没有过大的毒害，它的发展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而壮大了起来。
仔细看来，儒家学说中倡导的正是周礼，周礼基本内容就是等级制度。由此不难看出避讳制度与儒学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也许正是由于两者同样服务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下的君主专制，等级化成为两者的共同点。而清代儒学在传统儒学上有了再发展，与其相关的避讳制度也有了新变化。
避讳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并且危害人们的思想，对思想自由、文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限制。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产生，避讳制度诞生；随着封建社会蓬勃发展，避讳制度也越发完善严格；等到清朝，封建制度走向下坡路，避讳制度也渐渐黯淡无光了，它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陈迹。
但它所体现的封建等级观念影响至今，其所阐述的“人、名合一”的保守封建思想依旧有一定比例的支持者，避讳制度可以作为学者们研究古代封建社会历史的辅助资料，但不能够被它的思想所滋养，它总归是封建保守的。
参考文献：
［1］《清史演义》 ，蔡东藩，上海文化出版社，1981年3月
［2］《红楼梦》 ，曹雪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月
［3］ 《史记》 ，司马迁，北方联合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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