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英宗朝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这样的礼仪之争在现代人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但是古代人却为此乐此不疲，在几百年后的明嘉靖朝也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议礼运动，也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自古，非嫡系血脉的继承人都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即认已去的大行皇帝为父，那自己的生身父母置于何地？宋治平二年四月九日，英宗下旨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问题。
而在此之前，宰相韩琦就给英宗上过书，劝他考虑给生父“议名”之事。英宗的生父赵允让是仁宗赵祯的堂兄，生前被封为濮安懿王，但现在赵曙已经贵为九五之尊，一个濮安懿王的封号显然不能表达赵曙对于生父的爱戴和追思。
在赵曙的心中当然是希望将父亲赵允让的身份定为“皇考”的，但这却不符合儒家礼制。于是关于濮安懿王名分的确立问题引起了朝廷的纷争，面对这一敏感事件，朝臣又一次分流了。除韩琦、欧阳修等人继续选择支持英宗皇帝外，大多数臣子还是站在传统礼仪道德的一边，对于给予赵允让“皇考”身份这一做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赵曙称赵允让为“皇考”，那仁宗和曹太后又将置于何地呢？
司马光也上书以汉宣帝与汉光武两个非嫡系血脉继承皇位的人为例，请求英宗效仿古人之法，不要坚持追封名分之事。一旦濮王被称亲，英宗必然要失大义于天下，对于日后管理朝政会产生很大的阻碍。
这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事，然而皇上却下令群臣讨论，他想要的结果不过就是确立自己和生父的关系，这在普通人家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然而对于皇室却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个身份关系到皇室的荣辱，皇位的尊严。
群臣认为就血缘关系来看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赵曙既然已过继为仁宗之子，那么就理应称他为“皇伯”而不能称“皇父”，这个说法还是很公道的，这样的称呼也有利于收服人心，为以后统治打下基础。而韩琦、欧阳修等人认为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应称父母，“皇伯”之说根本毫无根据。
中书省下令太常寺重新议定濮安懿王的身份。事实上，这是一个陷阱，太常寺只不过是一个小部门，太常寺官员所议定的就是中书省的意愿。然而太常寺卿范镇却选择坚持了自己的道义，认为“皇考”说不妥。曹太后还亲自起草了诏书，指责韩琦等大臣扰乱朝政，明确反对将濮王称为“皇考”。
于是宋英宗颁布了罪己诏，开始反省自己的言行，并开始听取臣子的进谏。没几天英宗固执的性格又驱使他回到了礼议事件中。因为群臣的反对，英宗将台谏官和御史台的不少官员都派遣出使辽国，而敢于说话的司马光却破例升为龙图阁学士，每日陪皇帝读书，不再让他插手政事。
剩下的台谏官以吕诲为首，把蛊惑皇帝之罪指向了首相韩琦，他们以微薄的身份对抗宰执集团，朝廷此时乱成了一片。
最后还是以英宗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斗争，他最终没有接受让生父赵允让称“皇考”，但保留了称亲的建议，并封濮王之子宗朴为濮国公。“濮议之争”结束后，英宗找来韩琦等人商议接下来如何安抚百官的情绪。
到了捍卫自己利益的时候了，倘若吕诲等言官无罪，那么当初一直支持英宗的韩琦、欧阳修等人不就成为有罪之人了吗？事到如此，韩琦只对英宗说“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一句，再无他话，欧阳修则让皇帝自己定夺是留御史还是留宰执大臣。
犹豫再三，为了不失去宰执集团的支持和辅佐，最终逐件事还是以吕诲等三人同时被贬官，离开了京城开封而告终。让后人产生疑惑的是当时曹太后一直都因英宗不尽“孝道”而与之不和，最后又因何不顾群臣的反对，同意了“皇考”之说的呢？
对于此，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说，这份诏书乃是曹太后酒后误签。另一说则称，是曹太后身边的宦官受韩琦等人委托劝太后借此机会与皇上修好，最终说服了太后，这些都不得而知。曹太后诏书一下，这场在英宗朝维持了十八个月的“闹剧”终于结束了。
儒家学说发展到了宋王朝，就已开始僵化了。韩琦等人在“濮议”上支持英宗，从父子血亲的角度来看本来毫无非议。但考虑到英宗即位以来种种行为，他的“濮议”的坚持就蒙上了一层阴影，既然他对父母如此孝敬。
仁宗和曹太后对他有抚育之恩，又为何对养父母如此不逊？况且赵曙身为国君，不以大局为重，就因“名分”这样的事情就引得朝臣内讧，贻误政事。英宗朝士大夫因“濮议”之事互相攻击，把“濮议”这样一件小事认定为是一件天塌了一样的大事，整个朝廷为之混乱，远比当西夏进攻，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
通过“濮议之争”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士大夫阶层勇于发生政治内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了接下来在神宗朝发生的重大事件——熙宁变法之中，并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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